第一章 阿拉伯世界总体局势

2017年，阿拉伯国家仍处于2011年剧变后的转型期。海合会联盟体系遭遇挫折，内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矛盾公开化。反恐取得突破性胜利，“伊斯兰国”武装已被击败。局部来看，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公投加剧了区域不稳定，中东国家面临民族解构的现实威胁。从外部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引发地区力量重新洗牌，加剧了域内国家间的对抗。

“阿拉伯之春”改变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格局。从阿拉伯国家内部体系来看，阿拉伯国家联盟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减弱，被沙特等海湾国家主导，未能在维护区域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利比亚问题上，阿盟与西方国家立场一致，为西方武装干涉铺平了道路。在叙利亚问题上，阿盟剥夺叙利亚阿盟成员国的资格，导致其在叙利亚问题上被边缘化。海合会方面，沙特—阿联酋轴心与卡塔尔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矛盾已公开化，海湾一体化进程面临夭折风险。海湾外交危机以来，卡塔尔与伊朗迅速靠拢，土耳其加强了在卡塔尔的军事力量，区域地缘政治格局重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反而使也门内战转变为消耗战，沙特则陷入战争泥潭。

埃及等政局稳定国家面临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胀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猛增，外汇储备紧缺，民生问题加剧。海湾国家内部陷入僵局，海合会一体化进程受挫。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辞职事件是沙特与伊朗在黎巴嫩对抗不断升级的一个信号，表明沙特在黎巴嫩的政治投资没有得到回报，转而对其黎巴嫩逊尼派代理人施压。

战乱国家中，也门内战仍然持续，冲突在短期内无望平息，处于时而和谈、时而战乱的胶着局面，安全局势不容乐观。萨利赫死亡，胡塞—萨利赫联盟崩溃将对也门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萨利赫在也门掌权三十多年，他的死亡留下了权力真空，将加剧也门内部冲突。“随着政治解决方案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也门不仅成为伊朗和沙特代理人战争的战场，而且成为海湾国家之间代理人战争的战场。”[1]也门成为“阿拉伯之春”后唯一没有任何政治解决方案的国家。

叙利亚战局出现重大转折，可以预见的是，巴沙尔政权将成为最后赢家，但部落武装、民兵武装崛起，战后国家重组陷入僵局。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公投冲击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加剧了区域不稳定局势。此外，教派武装、部落武装和民兵武装等非国家行为体崛起，给这些国家战后的秩序重组带来巨大障碍，并为新一轮的教派战争埋下隐患。

利比亚国内的政治冲突日益恶化，哈利法·哈夫塔尔将军领导的军队重创班加西郊区的伊斯兰圣战民兵组织，其政治力量的崛起引发威权主义重新抬头，并开始无视联合国支持的在的黎波里的政府，在这种背景下，目前尚无法建立民族团结政府。此外，利比亚还面临极端主义的挑战，跨国“圣战分子”在此集结。“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回流利比亚，不仅加剧了利比亚国内的安全风险，更给北非的安全形式带来巨大隐患。

10月12日，哈马斯与法塔赫迎来近十年冲突后的和解，双方在埃及的斡旋之下签署了和解协议，哈马斯承诺交出对加沙地带与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边境通道的实际控制权。从前几次流产的和解来看，主要障碍在于哈马斯控制的武装人员的去向和其能否交出所掌握的武器装备。但此次和解可能形成统一的巴勒斯坦联合自治政府，埃及说服哈马斯解散其在加沙的政府，并表示愿意派遣一个埃及安全代表团监督和解的执行情况。加沙生活环境的恶化迫使哈马斯做出妥协，卡塔尔也无力帮助哈马斯摆脱困境。2017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声称将把美国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此举引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应，和平进程的重启越发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