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塾到义塾

钱均夫出生时，家庭经济状况远不如从前，但父亲钱承镃仍大力支持他和兄长钱泽夫读书，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读书进入仕途，光耀家族。

1888年，钱均夫6岁，被父亲送到蒙馆读书，学习《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启蒙读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每天到塾馆后先向老师行礼，然后正襟危坐，熟读书籍后就背诵给老师听，反复如此，而蒙师的要求也极为严格。多年后，他还记忆犹新：

忆兄弟幼年时肄业蒙馆，馆师有事外出二日。事毕回馆，即令学生背书，学生以先生未在馆中，对于教课不免游散松懈，结果全体被打，甚有某学生头部被打流血者。[3]

钱均夫读书极为刻苦用功，又有很好的记忆力，对启蒙读物很快就能了然于胸。随后，他便开始读四书，也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但老师此时仍不讲解，只求学生能够背诵，以达到“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之目的。直到读《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时，老师才开始具体讲解含义并申张引论。除四书五经之外，钱均夫在私塾还要学习识字、习字和对句：识字旨在了解字意，习字则先摹后临，对句直到四字为止，五字以上算作诗。完成上述学习后，再练习八股文，即所谓的制艺，又称时文。

私塾每年都要收取一定的学费，即束脩。钱均夫回忆，每年“费用少则二千钱，多则四千钱”[4]。两个儿子读书的费用对钱承镃来说实在不小。1895年，因无力支付私塾学费，钱均夫转入不收学费的正蒙义塾继续求学。

正蒙义塾由杭州绅士丁申、丁丙兄弟创办于1864年，位于杭州佑圣观巷同善堂内。义塾又称义学，是免费的学堂，经费主要来自地方绅士的捐赠，收教贫寒或无力支付束脩的家庭的子弟，给予初级程度的教育。据当时《申报》报道：

城内正蒙义塾共设两堂，上堂佑圣观巷同善堂，下堂在武林门普济堂，共十二斋，计收生徒一百余人。每日三餐及油火、茶水均由堂供给。每月考课一次，以察勤惰；按季又复大考一次，以定去留，诚培植孤寒之善政也。至年终则大加甄别，凡难以造就及不守塾规者，概行辞去。[5]

不难看出，义塾具有为培植孤寒子弟而设立的慈善性质，但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实行末位淘汰制。正是由于1895年义塾年终的“甄别”考试有多名不合格者，钱均夫才得以通过考试递补进入义塾读书。但在整体上，义塾学子大多非常珍惜读书机会，对待课业非常认真，经常挑灯夜读，手不释卷。例如，在1895年浙江举行的一次全省考试中，不仅府、县第一名均为正蒙义塾学生，而且府试前十名中有五人都来自正蒙义塾。[6]

及至1898年，钱均夫在义塾度过三年读书生活。若从1888年6岁入蒙馆算起，他正好接受了10年的传统文化教育。此间，他接受的是典型的传统中式教育和中国文化的熏陶，后来称其为“念死书的时代”，但这也为他夯实了“旧学”功底。至此，父亲钱承镃仍希望他沿着传统模式，能够考取功名，由读书而入仕途。但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他却逐渐走上了一条从传统转向现代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