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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求学
1898年,钱均夫离开杭州前往上海求学。他说,这是“受戊戌变法影响并得亲戚资助乃到上海在王氏育才书塾肄业”。
上海王氏育才书塾为上海南洋中学前身,创始人是上海近代史上著名的绅商王维泰。王维泰字柳生,号未叟,祖籍山西太原,道光年间其祖父王辑廷在上海由经营沙船起家,后又参与清朝政府的漕运,成为当时上海著名沙船业巨贾。王维泰出生时,家道虽已中落,但王家在上海沙船业和商业领域仍有一定影响力。
19世纪90年代初期,王维泰在北京看到国势衰落,政治腐败,尤其是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惨败,遂产生创办新式学堂的想法,欲“倡导青年,屏时文,讲实学,兼习外国语言文字,为他日出力救国张本”。两江总督刘坤一很赞许王维泰的想法,允其试办以观成效。当时,王维泰住在松江,便与塾师王纳善协商,决定在私塾内创设英文书塾,同时从上海约翰书院聘请胡可庄担任西学教师,使族内弟子接受传统文化之外,亦能学习英文、算学、地理等西学科目。王维泰之子王宰善曾回忆说:
家君柳生公爰于斯时在松江纠合同志之子弟,创设英文书塾,延聘约翰书院之高材生、慈溪胡可庄先生为主教,授以英文、地理、历史、算学等科目。盖此时社会人士尚无科学二字之名称。普通均以西学二字概括言之,亦可以占当初之风尚矣。……松江学塾之时,究属风气未开,同学少年,不足二十人,即于翌年将松江学塾停办。[7]
英文书塾停办之后,1896年3月王维泰经与族人商议,决定在上海县大东门王氏宗祠内设中西书塾,塾名“育才”,时人称“王氏育才书塾”。王氏育才书塾设有蒙馆、经馆、西馆各两班,建成之初仅供家族子弟读书,后族外子弟亦可入读。随着入读学生增加,书塾日显拥挤,1897年王氏家族出售苏州房产,用所得之款扩建校舍并聘请名师,广增学额。不久,李平书、曾少卿、林景周和王维泰组成校董会,王维泰任监塾(校长)。对于创办书塾的目的,王维泰说:“他日学有成效,由官长资送大学堂考验,用备折冲御侮之选,其有补于自强大计者。”[8]
王氏育才书塾与传统书院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开设了西学课程,“先习英文、算学、格致,其余各国文字及医律等专门名家之学,俟逐年添筹经费以延聘名师课习以期实用”[9]。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也曾就读于育才书塾,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所学校是一位留日学生王先生按新办法办的家馆。课程包括中文、历史、书法、作文、算术、地理、英文和体育。家馆规模相当大,约有一百名学生,年纪大小都和我相仿。”[10]
王氏育才书塾实行寄宿制,每日都有严格的作息时间和课程安排。早晨六点起床洗漱,七点钟吃早饭,通常为稀饭。上午八点钟读书,九点半休息一刻钟,十一点半下课。十二点钟吃午饭,荤素四肴,不准自行添菜,但可以自备点心。下午一点读书,三点休息一刻,四点半下课后,均须练习体操。晚餐六点开始,仍为荤素四肴;晚七点钟自习,九点钟下课,结束当天学习,休息一刻钟后,一律入睡。此外,书塾还有学生一律禁止吸水旱烟和饮酒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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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育才书塾
王氏育才书塾虽以书塾命名,但已具备现代学校的雏形,开时代风气之先。因此,这所学校被称为“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新式中学”。而在此际,钱均夫选择从杭州到上海求学并在王氏育才书塾“肄业一年”,表明了少年时代他对现代知识的渴望与追求,也预示着他与祖父辈们将会有不同的人生经历。这种在当时属于少数人的选择,却在历史的长河里比同时代绝大部分人的选择要“跨前一步”。
[1]沈朝宣:《嘉靖仁和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5,第34页。
[2]钱均夫致姜丹书函(1960年9月18日),原件存姜丹书之子姜书凯处。
[3]《本厅九月廿六日纪念周钱秘书均夫先生讲词》,《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2年第4卷第8号。
[4]《本厅七月廿五日纪念周钱秘书均夫先生讲词》,《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2年第3卷第48号。
[5]《吴山日丽》,《申报》1896年2月29日,第2版。
[6]《塾课认真》,《申报》1895年5月16日,第3版。
[7]王荃士:《对于母校卅五周年之回顾》,载孙元编辑《南洋中学文史资料选辑(二)》,2003,第3页。
[8]王维泰:《上海王氏育才书塾章程·序》,《知新报》1897年第29期。
[9]《上海王氏育才书塾章程》,《知新报》1897年第29期。
[10]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2013,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