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修己无以安人

管理者修己、正己，又何以保证追随者必定也修己、正己，并且好好地尽一己之力为组织目标而奋斗呢？这就有赖于“安人”。中国人十分讲究心安则为之，追随者果能安居乐业而又身安心乐，没有不恪尽职守，忠心耿耿的。可见修己、安人是互为因果的。

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先把自己的家族安顿好。要安顿好自己的家族，必须先把自己的“身”“修”好。换句话说，若要天下太平，每一个国家都必须站在平天下的立场来治国，每一个家族都必须站在治国的立场来齐家，而每一个人都必须站在齐家的立场来修身。

家庭、企业、国家或天下，都是多种生命的共同体。个体或集体、人员或环境，无时不在变动。管理者与追随者身处其中，虽可执中以应变，而动时必有摩擦，甚至难免有所冲突。必须分别自动调整，以达共生、共存、共进化之效。所以《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就是说，管理者与追随者，都应该修己。

我国伦理，以孝为中心。人的一举一动，凡是不合伦理的，都成了不孝；合于伦理，则为孝。孝包括了一切的善德，如何尽孝？古来圣贤指示得很多，而且有一部《孝经》，大家奉为最高的准绳。伦理的“伦”，原是人伦的略称，亦即人事方面的相对关系。父子各为相对关系的一方，各有其应尽的责任。双方各尽所能、各守所守，也就是父慈子孝，家庭和睦，才有天伦之乐。孔子倡导“父父，子子”，原系双方并责，不偏责一方。但是天下父母心，除了极少数之外，总归是爱子女的。所以在齐家方面，我们一方面要求家长尽责，注重家庭教育，另一方面则更加要求子女尽孝。孟子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又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在家庭中的修己，我们比较偏重在子女这一方面，是有道理的。

企业或国家机构中的成员，绝大部分都受过孝道的陶冶。如果能够推己及人，拿事亲的道理来侍奉长上，则很容易做到。不过企业或组织的长上，毕竟不是自己的父母，未必能慈。我们唯恐部属愚忠，所以孟子特别提示“事君的义不要顺”，并且他告诉邹穆公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这种“必待上先施仁，而后回仁”的“居上先施律”，正是我们特别重视管理者修己的依据。

《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然而，修身究竟应该根据什么原则，而又从哪里入手呢？《中庸》说：“修身以道。”管理者要以共生、共存、共进化的原则修己，必须实践《大学》之道，致力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格物的“格”字，是“彻底研究清楚”的意思，“物”含有事与物，“格物”就是彻底研究事物之理，亦即朱子所说的“即物而穷其理”。管理者从自然科学开始，由格物而获得系统的学问。然后各种人文、社会、伦理道德，一旦豁然贯通，知识无所不极尽，即为“致知”。但是，现代知识爆炸，管理者自知所识有限，唯恐“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始终未敢自以为是，因而意念真实无妄，希望能够由自己的“一端”，推广、扩充到全体，以收“致曲”（推转偏于一面的片面道理）之效，这就是“诚意”。意念真实无妄，既不欺人，亦不自欺，则主宰一身的心自然就端正了，身也就修好了。真正可以“所系正大”，来从事合理的决策，善尽管理者的责任。

仁道管理，本乎管理者爱的天性，由于爱而自爱、爱人，达到成己、成物之德。爱既为天性，则发之于内。如果格物、致知，由于修习而得之于外。此时内发的爱，经外得的知识指导而成其仁，所以说：“合内外之道也。”管理者自发的爱，获得知识的指导，无论其对人对事，皆能适时适当，恰到好处，所以说：“时措之宜也。”合仁与知，则管理者“明明德”而得其宜，这种良好的修己，正是管理的起点，如图2-1所示。

图2-1 修己是管理的起点

明儒来知德在所著《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道，修身尽之矣。修身之要，格物尽之矣。”孙中山先生告诉我们“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它放在知识范围来讲，才是适当”，便是将知识和道德打成一片，熔人生哲学与管理哲学为一炉，以作为德治不断进取开展的根基。

所以说，任何一个人都必须以修身为本，然后按部就班，由齐家而治国，由治国而平天下。一步一步向外推进，才合乎本末先后的次序。

要管理别人，必先管好自己。管好自己是根本，自己管不好，却要管别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把切近的修身、齐家看得不重要，却把高远的治国、平天下看得十分要紧，这是不合乎道理的事情。

要成为良好的管理者，必须先学习怎样做好被管理者。只有先成为良好的部属，才有可能成为良好的上司。所以修己安人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全力以赴的事情。管理要力求生活化，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该重视管理。只要人人注重管理，时时讲求管理，修、齐、治、平自然会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