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八宝箱之谜

托付给一个女人的重任

1925年3月，徐志摩去欧洲找泰戈尔前，来到凌叔华家，将一只小提箱托凌保管，半开玩笑地说：“若是我有意外，叔华，你得给我写一传记，这里面有你需要的证件。”

这个小箱子，徐志摩称之为八宝箱或文字因缘箱。凌叔华、陆小曼也都这么说。

四个月后，徐志摩平安归来，未将小提箱取走。

第二年十月，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结婚，赴硖石故里省亲后，定居上海，亦未将小提箱取回。直到1931年11月徐志摩乘飞机遇难，这个小提箱一直在凌叔华处。

说“一直”，是统指。实则，中间曾一度拿走。凌叔华致胡适的信上曾说：“后来我去武昌前交与（卞）之琳，才物归原主……今年夏天（沈）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所以把他天堂地狱的‘案件’带来与他看。”

凌叔华去武昌大学任教在1929年。“今年夏天”系指1931年夏天。也就是说，有两年的时间，八宝箱不在凌叔华处。此中又有蹊跷。凌说将小提箱交给了卞之琳，转交徐志摩，然而，卞不承认有这回事。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上，卞说：“凌叔华致胡适信，说曾把‘文字因缘箱’交与我，是她记错了，我从未闻此事，不知道她究竟交给了谁。”

该信谁的呢？凌给胡适的信写于徐志摩遇难后不久，卞给友人的信写于五十多年后的1983年。不必争论谁是谁非，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小提箱后来又回到了凌处。对此，凌叔华从不否认。这就行了。

至于内装何物，又为何不取走，凌叔华当年致胡适的信上说：“因为箱内有东西不宜小曼看的。”具体说，除部分文稿外，主要是徐志摩的两三册英文日记，还有陆小曼的两册日记。陆的日记上，牵涉是非不少，尤以骂林徽因为多，自然不能交林保管。而徐的日记上，记的又是当年跟林徽因的恋情，自然不便让新婚夫人看到。

何不销毁？凌叔华的解释是，“这是志摩爱惜羽毛，恐防文字遭劫，且不愿世上添了憎恶嫉妒的苦衷吧”。

徐志摩是个自视甚高的人，他要留作写传的资料。赴欧前对凌叔华说的那句话，还可说半开玩笑，遇难的那年夏天，他真的行动了。沈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体的传记，他带沈来凌家看过这批资料，并将前因后果讲给沈听。

为何要交给凌叔华保管呢？这就牵涉到两人之间特殊的关系了。

凌叔华，原名凌瑞棠，1900年出生于北京一个书画世家。1922年考入燕京大学外文系，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作品，成为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以《现代评论》编辑、北大教授陈源之介，与徐志摩结识。

若仅仅是这种平淡的关系，徐志摩是不会将这样宝贵的东西托凌保存的。两人之间的关系，当时已有物议。从后来留存下来的一些文字记载中，也能寻出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徐志摩去世数年后，凌叔华在武汉编《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时，刊出了几封徐志摩当初给她的信，内中就有这样的话——

准有好几天不和你神谈了，我那拉拉扯扯半疯半梦半夜里袅笔头的话，清醒时自己想起来都有点害臊，我真怕厌烦了你，同时又私冀你不至十分的厌烦，×，告诉我，究竟厌烦了没有？平常人听了疯话是要“半掩耳朵半关门”的，但我相信到是疯话里有“性情之真”。

文中的×，为凌叔华发表时所改，原文想来是凌名字中的一个字，可说是徐对凌的昵称。一对彼此可用昵称通信的青年男女，该是怎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外人是不难想象的。再如，徐志摩遇难后十数日，凌叔华所写的那篇悼文《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其情感之真挚，真可与四周年时林徽因写的那篇《纪念志摩四周年》比并。

对此事，凌叔华晚年在一篇文章中曾做过解释，“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志摩等既已抬举我的文艺成就甚高。”至少后一个理由，是不能令人折服的，无论如何，总不能说陈西滢的文学造诣比徐志摩高吧。

说了这么多，只想强调一点，凌叔华是徐志摩可以信赖的一位女友，于是便将那个八宝箱托付给她了。

关系到一个女人的名声

徐志摩去世后，这个八宝箱成了许多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里面的徐志摩日记。

最想得到的有两个人，一是徐的妻子陆小曼，一是他当年的恋人林徽因。相比之下，林的心情更迫切些。陆要得到，不过是为了搜罗丈夫的遗著，以便编辑徐志摩的日记集。而这些日记若公之于众，必然会影响到林的名声。

林徽因志在必得。

林徽因，原名徽音，后改为徽因，福建闽侯人，1904年出生。天生丽质，聪慧过人，有中国第一才女之誉。1919年随父赴英国，1920年徐志摩由美抵英后，两人相识遂相恋。陈从周在《徐志摩年谱》1922年志摩离婚条下特加按语说：“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他对于徽因倾倒之极，即此可见。而宗孟曾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这是对徐林恋情关系的最早记载。

后来其父将女儿许配给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林梁相恋期间，徐志摩仍穷追不舍。当时梁启超任松坡图书馆馆长，该馆分两部，一部在北海公园内，二部在石虎胡同七号。星期天照例不开馆，梁思成因特殊关系，自备钥匙可自由出入，常邀林徽因去北海公园的一部里谈天。据梁思成后来对梁实秋说，徐志摩亦时常至图书馆找林徽因，梁思成不耐骚扰，遂于门上贴一纸条，大书：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志摩只得怏怏而去。

林徽因也难忘旧情。1924年春，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与林徽因都参与接待，时常见面，又引发了旧情。5月20日夜，当泰戈尔一行启程赴山西时，徐志摩陪同前往，胡适、林徽因等人送行。就在火车将要开动前，徐志摩仍在匆匆地给林徽因写信，未及完篇，火车已启动，他奔向车尾，要将这封信递给林，多亏了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机警，将徐的信夺下。信中有这样的话：“这两日我的头脑总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却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的向荒野里退缩。”于此可知，林与徐在5月17日有一场互诉衷肠的谈话。

与梁思成结婚后，林徽因仍与徐志摩保持着一种亲密的朋友关系。

徐志摩活着，即便知道他的日记里有彼此恋情的记载，林徽因也不会有什么提防：爱她既深且切的徐志摩，不会做出对不起她的事。徐志摩去世了，这些日记又保存在另一位女人手里，林徽因不能不忧心如焚了。

林徽因何等聪明，她知道，由她本人出面向凌叔华索要这两册日记，对方是不会交出的。她搬来了一个大人物，这便是他们这些人的老大哥，也是盟主的胡适。

当时凌叔华正在北京度假，胡适让凌交出八宝箱的具体情节，如今已不可考。能看到的，仅是凌、胡间来往的信件，还有凌事后的追述。

交信的情形，凌叔华在1983年5月7日致陈从周的信中说：

至于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二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志摩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小曼日记内（二本）也常记一些事事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含，想到这一点，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

从后来胡适的信中看出，凌叔华并不是这样一整箱都送过去的，她将徐志摩与林徽因相恋时的那部分日记，也即不便让陆小曼看，也不便让外人看的英文日记，单独给林徽因。然而，并未全送，仅送去半册。林徽因当然不依，将这一情况告诉胡适，于是便有了胡适1931年12月28日给凌叔华的信——

昨始知你送在徽音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的材料了。

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的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的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

在紧接其下的第四条里，胡适为凌叔华陈明利害，多少带点威胁口吻说：“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和孟和夫妇也皆知道，徽音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意思是我已给你记录在案了，你一日不将这两册日记交出，我一日不会给你销案的。毕竟是胡适，为他人着想，是他一贯的作风，接下来编了一个小情节，说，昨天有人就此事问他，意谓凌可将八宝箱里的东西全部交出，他对来人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里面，我还没有打开看。”

“昨天我已替你瞒过人了，往后不能再瞒了。所以我今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的材料。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失散，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胡适对凌叔华考虑得很仔细，很体贴。

末后说：“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事已至此，凌叔华只好将那两册英文日记交来人带去。

胡适自然将其转交给了林徽因。这一结果，可从赵家璧《徐志摩和〈志摩全集〉》一文得知，赵说：“据陈从周说，后由林徽因保管。”

不光是这两册徐志摩的英文日记，几乎八宝箱里的全部东西，都交给林徽因了，包括陆小曼的日记。至于让人全部打印，将一份最全的副本交凌叔华的话，不过是一句诳话。

不久，凌叔华就发觉上了当，当即给胡适写信，表示自己的失望与愧疚（对不起徐志摩）。信中说：“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入徽音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音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然而，“木已成舟，也就不必说了”。（此信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排在胡信之前，我以为有误，待考。）

伤透了一个女人的痴情

可怜的是陆小曼，一直到多少年后，都在苦苦地期待着，以为丈夫生前的男女朋友，都会把他们保存的书信或日记交给她，让她编成丈夫的文集，尽了这份未亡人的痴情。

陆小曼，名眉，江苏武进人，1903年出生于上海，少年时随父母到北京，研习书画，多才多艺，十几岁便成为北京交际场中的名媛。1920年与王赓结婚，王长陆七岁，美国西点军校毕业，与艾森豪威尔同班。王与徐志摩为好友，难以分身时，常让徐陪陆跳舞游玩，二人遂坠入爱河。1926年与王离异后，即与徐成婚。

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立即着手搜集出版丈夫的遗文，第二年便编成诗集《云游》，由新月书店出版；1936年又编成日记书信集《爱眉小札》，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抗战爆发前，与赵家璧编成《志摩全集》八卷，未及出版；1947年，又勉强出版了《志摩日记》。她一直都想得到的，不是自己的两册日记，而是先存在凌叔华处，后又转到林徽因手里的，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

凌叔华将八宝箱交给胡适后，就知道那两册英文日记难见天日了，不过，她以为陆小曼的两册日记，胡适还是会给陆的。孰料事出意外，她也无能为力。未能保存好八宝箱，又未能写出传记，她愧对徐志摩；来日方长，总得有所依恃，更不愿得罪胡大哥。跋前踬后，进退失据，真是难为了这个心里透亮的女才子。然而，毕竟是世俗中人，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屈服了胡适的“旨意”，后来甚至主动将徐志摩的一份遗稿交给胡适，而不是交给更为可靠的陆小曼。

晚年，凌叔华从海外致陈从周的信上说：“但胡不听我的话！竟未交出全部。小曼只收回她的二部日记（她未同志摩结婚前的日记已印出来了！但许多人还以为另有日记）。”

在《徐志摩和〈志摩全集〉》一文中，赵家璧在引用了上面的话后，接下来说，根据这一线索，印在《爱眉小札》后面，由陆小曼亲手交他发表的日记（1925年3月11日至7月11日），应当就是凌叔华那里交给胡适，而又由胡适交给陆小曼的。但这也仅一部，而且据赵的记忆，小曼从未对他说过，这部日记是志摩死后由北平友人交来的。

确实不是由北平友人交来的。在《爱眉小札》序里，陆小曼说了这两本日记的来由：“说也奇怪，这两本日记本来是随时随刻他都带在身旁的，每次出门，都是先把它们放在小提包里带了走，惟有这一次匆促间把它忘掉了。看起来不该消灭的东西，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冥冥中也自有人在支配着。”

让人不解的是，徐志摩刚去世就着手编辑其遗文集，并草拟《遗著目略》的胡适，后来一反常态，对此事甚是冷淡。赵家璧在他的文章中，说过这样一件事——

1935年6月到北平，曾去米粮库胡同拜见他。当我提到接下去拟编印《志摩全集》时，他反应冷淡。10月中，我知道他到上海，就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楼宴请他，并请陆小曼等作陪。席间，小曼就向胡适谈了她和我已把《志摩全集》初稿编定就绪，要求他把志摩给他的信以及给北方朋友的信由他收集后早日寄沪，也谈到留在别人手中的几本日记的事，最后还要求胡适为这套全集写一篇序。我看出胡适当时对小曼的请求不置可否，似乎毫无兴趣。

说穿了一点也不奇怪，原因就出在小曼那两本日记上。如果说，凌叔华起初提醒胡适，“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胡适还不以为然的话，那么，当凌叔华将八宝箱里的文稿全部交出，胡适看了，就不会不以为然了。内中确有对胡适不恭的话。这一点，在后来凌叔华给陈从周的信上也能见出，“小曼日记内（二本）也常记些事事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含”。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胡适在将徐志摩的英文日记交林徽因的同时，也将陆小曼的日记交林处置，他为林徽因帮了那么大的忙，林徽因不会不为他考虑。

可叹亦复可怜的是陆小曼。胡适这样对待徐志摩，这样对待她，让她伤透了心，却又不明就里。1947年2月，为纪念志摩五十岁生日，她搜罗家中的旧日记，勉强编起一本薄薄的《志摩日记》。在序中无奈地说：“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徽因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1955年因病去世。

1965年，陆小曼去世。

凌叔华1947年随陈西滢侨居海外，1990年病中回到北京，不久即去世。

八宝箱之谜，怕永远不会解开了。

1996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