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清徽州家谱发达的原因
现存明清徽州家谱的规模自然意味着在这长达近600年的时间里，徽州家谱是十分发达的，由于家谱并非如文书资料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然产生并留存的，而是经历了编纂程序，故而这种发达现象是有着特殊原因的。具体来说，首先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兴盛，构成了家谱发达的社会基础；其次是徽商的财力支持，使徽州家谱的发达获得了足够的资金保障；最后是明清徽人重视谱牒，是明清徽州家谱发达的内在动因。
一 明清徽州严密的宗族组织是家谱产生的基础
对于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由来及发展情况，明代徽人胡晓在《新安名族志》序言中有着较为清晰的描述：
新安……山峭水厉，燹火弗惊，巨室名族，或晋唐封勋，或宦游宣化，览形胜而居者恒多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宛然具在。以言乎派，则如江淮河汉，汪汪千顷，会于海而不乱；以言乎宗，则如泰华之松，枝叶繁茂，归一本而无二；言乎世次，则尊卑有定，族居则闾阎辐辏，商贾则云合通津；言乎才德，则或信义征于乡间，或友爱达于中外，或恬退著述，或忠孝赫烈。至于州里之镇定，六州之保障，诸儒之大成，宗庙血食，千载不磨，又名族之杰出者。[58]
正是在这种宗族发展的状况下，明清时期徽州才会有如此多的家谱出现。从宗族数量来看，仅据《新安名族志》一书的记载，就有名族124个，涉及姓氏78个。《新安名族志》的主要资料来源就是家谱，“各族先达，称名者，遵家谱也”[59]，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明代中期徽州家谱的数量就已经不少于百部了。这里所说的“名族”属于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且具备一定组织化程度的家族，正是这些家族成为明清徽州家谱纂修的主体。至清代，这类徽州家族的数量更是有大幅增长，龚自珍就认为应当在府志中专列一表，以为记述，“徽之大姓，则固甲天下，粲然散著，靡有专纪，是故削竹而为之表”[60]。现在虽未能见到这一张表，但仍可通过相关统计估算清代徽州宗族数量。一般认为，宗族组织应有如宗祠、家谱等有形象征，这样一来，便可以通过这些有形象征来估计宗族组织的数量，特别是宗祠，其代表性很强，考察县志中的相关记载，至少可以查出清代不同时期，祁门、休宁和黟县的宗祠数量。其中道光年间休宁县有宗祠295处[61]，同治时期黟县有102处[62]，祁门有55处[63]。仅此3县的宗祠数量就已达400处以上，推至整个徽州，可以估计出其宗祠数量绝不算少，由此可观之清代徽州宗族的规模之大。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除了规模较大之外，其组织化程度也较高，宗族除持续编修自身家谱外，还普遍建造宗祠并有着固定的宗族活动。首先是建造宗祠，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极为重视宗祠，“举宗大事，莫最于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祖，是尚得为大家乎哉？”[64]正是在这种意识下，明清两朝徽州宗祠林立，数量极多，这种特点在当时编修的家谱中就有所记载：
新安居万山之中，民淳而俗厚，敦本务实，惟宗祠、家谱为兢兢。自五代以迄于今，民生不见兵革。聚族而居，或累数十世，祠宇之绵亘连云者，远近相望，不可枚举。先儒之遗教有自来矣。[65]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宗祠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有些祠堂的规模还十分宏大，据赵华富先生考证，明崇祯年间重建的休宁古林黄氏祠堂，“有正堂五间，两庆五间，回廊五间，仪门五间，前仪门五间，后寝楼五间，前门楼三间，公厨一所。共占地四亩八分有零”[66]。又如清乾隆二年（1737），歙县东门许氏宗族重建自身宗祠，内有诰敕楼、拜堂各五大间，“四载告竣，计此拜堂可容千人跪拜”[67]。
其次是宗族活动，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活动繁多，特别是如元旦团拜、春祭、秋祭、冬祭和标祀等礼仪类活动，徽州宗族往往要求全员参与，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些活动往往以朱熹《家礼》为蓝本，强调活动的仪式性，以歙县新馆鲍氏元旦团拜为例：
黎明，管年者令人满街鸣锣一次。凡老少冠者，俱着吉服诣祠。到齐，祠内鸣钟三次，礼生二人，一东一西，唱序立，行谒庙礼。四拜毕，行团拜礼，循世次名分列东西，排班序立，行二拜……至已时，各家妇人止许髻替尾冠青布衫，齐赴祠，行谒庙礼。四拜毕，行团拜礼，二拜。[68]
此外，定期祭祀也是明清徽州宗族的重要活动之一，“今夫家必有庙，庙必有主，礿祀蒸尝，时必有祭”[69]。这种祭祀活动，宗族同样要求全体成员必须参加，“祠祭日，凡派下子孙在家者，俱要齐集；如无故不到者，罚银三分。六十以上者，不论。管祭者稽查”[70]。“凡祭祀，春以春分日举行，冬以冬至日举行……有无故不到及怠慢失仪者，罚。”[71]在这种要求之下，明清徽州宗族活动往往呈现出相当的规模，明崇祯年间徽州黄氏的一次祭典就体现出了这种态势，“各派至黄墩，肇兴祀典。于是缙绅文学五十余人，仆从车舆阗骈一市。祭奠礼仪森备，炫煌睹听，观者云集”。[72]
从上述情况来看，明清徽州宗族不仅数量众多，规模较大，而且组织程度也较高，正如绩溪县志载，“深山大谷中人，皆聚族而居，奉先有千年之墓，会祭有万丁之祠，宗祏有百世之谱”[73]，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明清徽州家谱才具有如此的规模。
二 明清徽人修谱意识是推动家谱成形的动力
明清时期徽人普遍重视自身家谱编修，这种重视的原因在于家谱不仅可以为宗族族人提供“报本追远”的平台，更在于宗族可以使用家谱充分践行儒家的思想以维持尊卑等级秩序，加强宗族内部的人际规范，如明休宁人汪大章曾有言：“家之谱犹国之史也，国之史所以记其圣君臣制作辞命之典实，家非谱不能记其人之贤愚不肖，孝悌忠贞之美恶。”[74]歙县溪南吴氏对于家谱的这种作用阐述更为具体：
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国而非史，则君臣之贤否，礼乐之污隆，刑政之臧否，兵机之得失，运祚之兴衰，统绪之绝续，无由以纪；家而无谱，则得姓之源流，枝派之分别，昭穆之次叙，生卒之年月，嫁娶之姓氏，出处之显晦，无由以见，国何以治，而家何以齐哉？[75]
显然，仅从功能上，明清徽人便认为家谱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在明清徽州还存在将家谱视为族内“宪章”式文献的认识，绩溪洪川程氏就是如此，“国无国之道，而后国乱；家无家之道，而后家乱。故礼乐纲纪者，国之道也；宗法谱系者，家之道也”[76]。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出现了认为家谱编修不可缓的态度，“谱者，家之大典，姓氏之统于是乎出，宗祖之绩于是乎章，子姓之绪于是乎传，宗法于是乎立，礼义于是乎兴，胡可缓也”。[77]而缺少了家谱的家族，其后果对于宗族而言，也是十分严重的：
无之，将见贵不齿贱、富薄其贫，吾恐昭穆不分、尊卑失序。宗法不立，嫡庶奚明？势不至等，亲又为陌路，而视陌路为亲亲者，几希矣。吾知谱之所系匪细也。然则家之无谱，不犹国之无史乎？国无史无以纪历代，无以征文献；家无谱，无以明世系，无以溯渊源。[78]
除了儒家宗法观念使家谱变得十分重要之外，还有就是明清徽人对于家谱本身的史籍地位的重视，其重心就是如前述引文中的“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这类言论在明清徽州家谱中有很多，如明嘉靖十六年（1537）绩溪人舒朝旸曾说：“家之谱牒犹国之史书，国无史书则帝王历数莫考，家无谱牒则宗族源流莫辨，即爱敬之心无由而生，然则族谱可轻乎哉。”[79]万历十年（1582）休宁人程涓作《程典序》曰：“夫家之谱，犹夫国之史也。”[80]崇祯年间吴文班说：“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史纪世代兴亡，承祚继统，褒贬抑扬，以昭来世，谱系姓氏源流，序次昭穆，聚宗收族，以贻后昆。史非玉堂硕彦弗克纂修，谱非博学隆望不能编辑。故国史则推班马，家史则称欧苏，应斯任者必待其人。”[81]清乾隆二年（1737）歙县人许登瀛同样有言：“国不可以无史，家不可以无乘，乘与史相为表里者也。”[82]这种话语的多次重复出现，说明这种认识属于明清徽人较为普遍的认识。
可以说，正是明清徽人对于家谱的这种认识，使明清徽人有着强烈的修谱意识，这种具有共识性的认识成为徽人修谱的内在动力。
三 明清徽商资本是家谱形成的保障
明中叶后徽州人经商之风日炽，出现歙县“业贾者什，家而七”[83]、祁门“服田者十三，贾十七”[84]的局面，进而催生了规模巨大且取得雄厚财力的徽州商帮，时人谢肇淛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85]到清代时，徽商实力仍然十分强大，据道光时人李澄在《淮鹾备要》 中说记载：“闻父老言，数十年前，淮商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商于正供完纳而外，仍优然有余力。”[86]生活于清嘉道年间的王赠芳也说：“向来商力充裕，办运者百数十家，有挟资千万者，最少亦一二百万。”[87]至于“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88]。
这些取得成功的商人，多表现出对编修家谱的热心。据董家魁统计，明清时期徽商大量捐资修谱，不仅单人捐资数量巨大，且捐资人数也有相当规模。部分情况如表2-3所示。
表2-3 明清徽商捐资修谱一览表
续表
续表
可以说，财力雄厚的徽商是徽州家谱纂修经费的最主要来源，正是有徽商的财力支撑，方才使徽州家谱最终得以成形。典型的如《槐塘程氏重续宗谱》，“谱赀：前此各派捐输，惟江村派槚公居多，后此移梓扬州，辑录三年，缮写镂刻四年，为版一千一百，积字八十余万，计用白镪盈二千余金，皆岑山派量能、槚嗣度渊、起周合力供应。至公所中撤而适馆授餐诸费，则又量能所独任者也”[89]。其中提到的程量能、程槚都是徽州盐商，不夸张地说，若无此二人的财力，徽州槐塘程氏家谱是无法修成的。又如徽州左台吴氏家谱的修成也是有着徽商的保障，清人吴阀有言，“复念一鸠厥工，费用浩繁，窃恐力不能支，难以岁月计”。在此情况下，求助于族内徽商吴秉宏，“越异日，以事昭石桥族弟秉宏，因述先人之业，欲竟而不得也。秉宏乃慨然许助三百金为倡……夫然非秉宏弟乐助于其始，诸同人协辑于其终，其何以复遗命，奏厥功哉”[90]。徽商为本宗族家谱的修成提供了财力的主要支撑，正是这些付出，有效地保证了他们所在宗族最终可以顺利完成家谱的纂修。
[1] 郑樵：《通志·氏族序》，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37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4页。
[2] 谈家胜：《国家图书馆所藏徽州家谱的特点与价值》，《历史档案》2009年第2期。
[3] 彭红：《安徽省图书馆家谱读者及其阅读情况的统计分析》，《图书馆学刊》2008年第6期。
[4] 陈玲、冯剑辉：《黄山学院图书馆馆藏徽州家谱简介》，《黄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5] 程孟：《新安程氏诸谱会通》卷首《凡例》，景泰二年（1451）刻本。
[6] 叶志道：《休宁陪郭叶氏世谱》卷首《凡例》，弘治十一年（1498）刻本。
[7] 罗汝声：《歙县罗氏宗谱》卷首《凡例》，正德二年（1507）刻本。
[8] 毕济川：《新安毕氏族谱》卷首《凡例》，正德四年（1509）刻本。
[9] 王鹤鸣：《中国家谱体例概说（二）》，《寻根》2009年第2期。
[10] 张宪、张阳辉：《张氏统宗世谱》卷首《编谱凡例》，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
[11] 曹诰：《曹氏统宗世谱》卷首《凡例》，万历四十年（1612）刻本。
[12] 张昶：《新安休宁岭南张氏会通宗谱》卷首《凡例》，嘉靖十二年（1533）重修刊本。
[13] 程尚芳：《新安休宁古城程氏宗谱》卷首《凡例》，隆庆二年（1568）刻本。
[14] 孙家晖：《古筑孙氏家谱》卷首《凡例》，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
[15] 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血缘秩序控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6] 方善祖等：《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首《凡例》，乾隆十八年（1753）刻本。
[17] 李晖等：《三田李氏统宗谱》卷首《凡例》，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本。
[18] 卢乾等：《黟北卢氏族谱》卷首《凡例》，嘉靖年间刻本。
[19] 程沔：《歙托山程氏族谱》卷首《凡例》，万历元年（1573）刻本。
[20] 王鹤鸣：《宋代谱学创新》，《安徽史学》2008年第2期。
[21] 叶志道：《休宁陪郭叶氏世谱》卷首《凡例》，弘治十一年（1498）刻本。
[22] 张昶：《新安休宁岭南张氏会通宗谱》卷首《凡例》，嘉靖十二年（1533）重修刊本。
[23] 范涞：《休宁范氏族谱》卷六《谱祠》，万历二十一年（1593）刻本。
[24] 不详：《翠园胡氏宗谱·翠园祠宇图引》，万历二十九年（1601）刻本。
[25] 汪道昆：《汪氏十六族近属家谱·唐模宗汪忠烈祠记》，万历二十年（1592）刻本。
[26] 郑之珍：《祁门清溪郑氏家乘·祀产条例》，万历十一年（1583）刻本。
[27] 葛文简：《绩溪积庆坊葛氏族谱》，嘉靖四十四年（1565）刻本。
[28] 葛文简：《绩溪积庆坊葛氏族谱》，嘉靖四十四年（1565）刻本。
[29] 金瑶：《珰溪金氏族谱》卷首《凡例》，隆庆二年（1568）刻本。
[30] 葛文简：《绩溪积庆坊葛氏族谱》，嘉靖四十四年（1565）刻本。
[31] 谢廷谅：《古歙谢氏统宗志》，万历三十二年（1604）刻本。
[32] 下述记载来自家谱本身记载，并不代表其族就真实存在这些纂修的历史情形。
[33] 胡鸣鹤：《清华胡氏宗谱》卷首《谱序》，《修谱世次》《续修六公宗谱序》《重编世系录》《重修宗谱序》等文，民国五年（1916）刻本。
[34] 程士培：《新安程氏统宗补正图纂》，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程惠：《重编新安程氏统宗补正图纂》，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程浩明：《新安程氏世谱正宗》，嘉庆十七年（1812）抄本。
[35] 程启东等：《槐塘程氏重续宗谱·槐塘程氏显承堂重续宗谱序》，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36] 程梦诏等：《程氏族谱》卷首《续修老序》，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37] 戴国忠等：《礼村戴氏统宗谱》卷首《济修序》，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本。
[38] 戴鸿儒：《绩溪东关戴氏宗谱》卷五《失考序》，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
[39] 邵玉琳等：《华阳邵氏宗谱》卷首《新增祠规》，宣统二年（1910）刻本。
[40] 程步云等：《绩溪璜上程承启堂世系谱》卷首《家礼杂仪》，宣统三年（1911）刻本。
[41] 查荫元等：《婺源查氏族谱·序》，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
[42] 孙家晖：《古筑孙氏家谱》卷首《乾隆丙申谱序》，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
[43] 孙家晖：《古筑孙氏家谱》卷首《凡例》，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
[44] 胡祥木等：《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上卷之下《文苑·宗祠新立谱稿序》，宣统三年（1911）刻本。
[45] 邵玉琳等：《华阳邵氏宗谱》卷首《新增祠规》，宣统二年（1910）刻本。
[46] 徐彬：《徽州家谱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27—38页。
[47] 唐元：《筠轩集》卷九《李氏族谱序》。
[48] 胡陆秀等：《考川明经胡氏统宗谱·明经胡氏海阳小溪桥族谱原序》，道光九年（1829）刻本。
[49] 孙家晖：《古筑孙氏宗谱》卷首《明嘉靖丁酉谱序》，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
[50] 不详：《绩邑杨溪王氏宗谱·王氏族谱叙》，民国七年（1918）刻本。
[51] 苏大：《新安苏氏宗谱》卷首《大宗小宗说》，乾隆元年（1736）重刊本。
[52]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十三《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序》。
[53] 汪道昆：《灵山院汪氏十六族谱·本宗谱序》，万历二十二年（1594）刻本。
[54] 王應仕等：《祁西若溪琅琊王氏宗谱·重修王氏统宗世谱序》，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本。
[55] 程尚芳：《新安休宁古城程氏宗谱·柳塘程氏续谱序》，隆庆四年（1570）刻本。
[56] 程尚芳：《新安休宁古城程氏宗谱·休宁古城程氏重修宗谱序》，隆庆四年（1570）刻本。
[57] 程耀：《程氏族谱·源流序》，道光十二年（1832）敦睦堂刻本。
[58] 程尚宽等著，朱万曙点校：《新安名族志·胡晓序》，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4页。
[59] 程尚宽等著，朱万曙点校：《新安名族志·凡例》，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15页。
[60] 龚自珍：《徽州府志氏族表序》，载 《龚自珍全集》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1页。
[61] 道光《休宁县志》卷二十《氏族》。
[62] 同治《黟县志》卷十一《祠堂》。
[63] 同治《祁门县志》卷九《祠宇》。
[64] 程一枝：《程典》卷十二《本宗列传第二下》，万历二十六年（1598）刻本。
[65] 胡培翬：《金紫胡氏家谱·嘉庆重修家谱序》，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本。
[66] 赵华富：《论徽州宗族的繁荣》，《东方论坛》2010年第2期。
[67] 许登瀛：《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八《规约·宗祠新置义田规约》，乾隆二年（1737）刻本。
[68] 鲍会章：《歙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卷三《祠规》，光绪元年（1875）著存堂活字本。
[69] 黄茂待等：《新安黄氏大宗谱》卷二《溪西叙伦堂记》，乾隆十七年（1752）刻本。
[70] 鲍会章：《歙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卷三《祠规》，光绪元年（1875）著存堂活字本。
[71] 胡祥木等：《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下卷之中《新定祠规二十四条》，宣统三年（1911）刻本。
[72] 明黄元新修，黄臣槐校补等：《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五《祖墓》，雍正九年（1731）刻本。
[73] 乾隆《绩溪县志·序》。
[74] 不详：《梅林汪氏族谱》不分卷，天启六年（1626）抄本。
[75] 吴起凤：《歙西溪南吴氏世谱· 萧迁叙》，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
[76] 程兰：《洪川程氏宗谱·洪川程敦睦堂世系谱序》，民国十二年（1923）本。
[77] 程一枝：《程典》卷十二《本宗列传》第二下，万历二十六年（1598）刻本。
[78] 吴维东：《海阳吴氏族谱》卷首《序》，崇祯抄本。
[79] 舒安仁：《华阳舒氏统宗谱序》卷首《续序》，同治九年（1870）叙伦堂活字本。
[80] 程一枝《程典》卷首《程典序》，万历二十六年（1598）刻本。
[81] 吴元孝：歙县《临溪吴氏族谱·吴文班序》，崇祯十三年（1640）刊本。
[82] 许登瀛：《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首《重修家谱自序》，乾隆二年（1737）刻本。
[83] 汪道昆：《太函集》卷十六《兖山汪长公六十寿序》。
[84] 万历《祁门志》卷四。
[85]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86] 李澄：《淮鹾备要》卷七，道光三年（1823）刻本。
[87] 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十一《谨陈补救淮盐积弊疏》，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
[88] 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清代述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89] 程启东等：《槐塘程氏重续宗谱》卷首《凡例》，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90] 吴絜华：《左台吴氏大宗谱》卷首《序》，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