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家品评的“尚实”促进文体论的发展

在“尚实”政风、世风之下，作家品评如何“尚实”的问题也提出来了。曹植《与杨德祖书》中的一段话很能代表评论家的心理：

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锺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20]

评论失实，是要遭到后世嗤笑的啊！曹丕《典论·论文》^[21]则对作家评论如何“尚实”的问题全面做出论述。

首先，曹丕认为作家之间是不能互相评论的，古来如此，其曰：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

“文人相轻”，怎么可以互相评论呢？弊病就在于非常容易失实。曹丕又指出“文人相轻”的现实情况：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难”就难在这些人是以文学创作者的身份来从事文学评论的，他们在文学评论时往往要处于一种既要评论他人的作品，又要评论自己的作品的境地。但曹丕也是作家，他怎么就能评论同时代的作家呢？曹丕提出“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所谓“审己”，即仔细查核自己的能力与慎重审察的自己的作品，希望以之“免于斯累”。于是我们看到曹丕在《典论·论文》《与吴质书》等评论文字中，非常潇洒地舍弃了自己的作品，不把自己的作品与他人做比较。

对于“文人相轻”而产生的文学评论失实的现象，曹丕分析原因说：

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这也就是下文所说的“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弊病就出在各自用擅长的文体的作品与对方不擅长的文体的作品来做比较。那怎么办呢？合乎逻辑的作法就是分文体评论，于是就有曹丕以下的对建安七子的评论：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

曹丕的评论实践也是如此，王粲、徐斡二人与张衡、蔡邕的比较，集中在赋作。“然于他文，未能称是”以及称孔融“不能持论，理不胜词”，则更突出分文体相比较的意味。其《典论》中还有同文体比较的例子，如：

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浮沉漂淫，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22]

都是对赋这同一文体的比较。其《与吴质书》称“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于辞赋”^[23]，也都是分文体的作家评论。

那么，提出各种文体的规范性风格，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所谓：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这就是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体论的背景。而接下来说“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又回应前文所说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强调不能“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也就是解决作家评论失实的办法：从文体论的角度，同一文体进行比较。

从当时文体撰作的实际来看，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称“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24]。也是“尚实”的。曹植《与杨德祖书》也谈到怎样“尚实”：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

不务虚名，不怕丢面子而虚心接受他人的意见，实际上是撰作者的文章有了长进、得到了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