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质之辨”的论证

曹魏时期的“尚实”政风，又曾有哲学层面的论证予以支撑，这就是当时的“文质之辨”。《尚书大传》所说“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15]，“文质”本属于“道”的范畴，“尚实”政风由此学术论证、哲学论证而更加深入人心，笼罩社会。

时“建安七子”的阮瑀、应玚都有《文质论》^[16]，阮瑀重质轻文，应玚重文轻质，都是一种学术的、哲学的论证。阮瑀论“质”曰：

盖闻日月丽天，可瞻而难附，群物著地，可见而易制，夫远不可识，文之观也，近而得察，质之用也，文虚质实，远疏近密。

是从自然界的实用方面论证“质之用”的。而应玚论“文”曰：

盖皇穹肇载，阴阳初分，日月运其光，列宿曜其文，百谷丽於土，芳华茂于春。是以圣人合德天地，禀气淳灵，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穷神知化，万国是经。故否泰易趋，道无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质。若乃陶唐建国，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济济休令。火、龙、黼、黻，暐鞾于廊庙，衮、冕、旂、旒，舄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参其政，是以仲尼叹焕乎之文，从郁郁之盛也。

这也更从政教的实用方面论证“焕乎之文”的“郁郁之盛”的。

虽然两人的《文质论》又都是从人才与治国方面讲“文质”的，并非专论文学；但都是用言辞的质朴、华丽来打比方；而我们知道，语言文字作品经过一个从“口出以为言”到“笔书以为文”的过程^[17]，那么，用言辞的质朴、华丽来论“文质”，必定涉及文论。因此，“文质”之辨后来被应用到文体批评领域，也是自然而然的，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质文沿时”，其《通变》称语言风格，“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云云，应该“斟酌乎质文之间”。所以，其《序志》论及“近代之论文者”提到“应玚《文论》”^[18]，即指应玚《文质论》，把它视为文论著述。而阮瑀、应玚的论“文质”，可说是从现实生活方面为文学的“文质”所设的规范。

阮瑀《文质论》中既称“言多方者，中难处也”，又称“少言辞者，政不烦也”，“安刘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木强，不至华言”，也就是从是否能够办成实事方面论证“质”重于“文”。阮瑀又云“孝文上林苑欲拜啬夫，释之前谏，意崇敦朴”，说到汉代抑压能说会道者的一件史事，《史记·张释之传》载：汉文帝视察上林苑，“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而“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非常乐意表现“其能口对响应无穷”。于是文帝说，吏不应该就是这样吗？那个尉太差了。“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这时候张释之有所进谏，他说：

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斅此啬夫谍谍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19]

于是文帝不拜啬夫。这是对“谍谍利口捷”“争为口辩”的批判，所谓“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是从“实”着眼来讨论吏的才华的。

应玚《文质论》以“且少言辞者，孟僖所以不能答郊劳也”与“夫谏则无义以陈，问则服汗沾濡，岂若陈平敏对，叔孙据书，言辨国典，辞定皇居”，于是称“然后知质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馀”。他先说“少言辞者”办不成事，又称“敏对”“据书”“言辨”“辞定”之类的“文”才能成事，也是从能否办成实事来论证“文质”的。

阮瑀、应玚的《文质论》，无论正方、反方都“尚实”，而如此高于文学一层的“文质”“尚实”的论证，也为日后文体风格的“文质”的论证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