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体论强调“尚实”为写作原则
曹丕《典论·论文》提出“铭诔尚实”，就是强调文体写作的“尚实”。曹丕在其他地方还有如此论述，如卞兰献赋赞述太子德美，曹丕回复说：
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卞）兰此赋，岂吾实哉？昔吾丘寿王一陈宝鼎，何武等徒以歌颂，犹受金帛之赐。（卞）兰事虽不谅，义足嘉也。今赐牛一头。[25]
曹丕称文体写作的“尚实”有作者读者两方面，所谓“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又称确有“徒以歌颂”的情况，因此这里是有的放矢。又，曹丕尝云：
上西征，余守谯，繁钦从。时薛访车子能喉啭，与笳同音，钦笺还与余而盛叹之。虽过其实，而其文甚丽。[26]
“虽过其实，而其文甚丽”显示出求“实”的倾向。
曹魏时的文体论，除曹丕外，以桓范《世要论》为著。桓范，字元则，延康年间，“以有文学，与王象典集《皇览》”，“尝抄撮《汉书》中诸杂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论》”[27]。《世要论》中的文体论有《序作》《赞象》《铭诔》三篇[28]，世人多称其文体论是对曹丕《典论·论文》的继承。但值得注意的是，桓范的文论体更强调文体撰作的“尚实”。
《赞像》是对“赞像”文体的论述。赞，赞美，称颂。赞像，即对人物画像的赞辞。汉宫廷中盛行画像，如“甘露三年（前50），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皆有功德，是以表而扬之”[29]。东汉还有制度，规定在郡府听事壁上图画主管官员的画像，附以赞语，并注明其任职期间的功过得失，汉末应劭《汉官》即载：
郡府听事壁诸尹画赞，肇自建武（光武帝），迄于阳嘉（顺帝），注其清浊进退，所谓不隐过，不虚誉，甚得述事之实。[30]
灵帝时阳球“奏罢鸿都文学”，曰：
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31]
从那时就要求“画赞”的“得叙事之实”，而到“尚实”时代，自然更加崇尚。
在《赞象》篇中，桓范先述其功能作用，所谓“夫赞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勋德，思咏政惠，此盖《诗·颂》之末流矣”；而称其“宜由上而兴，非专下而作也”，这是“尚实”的基础，如果是“专下而作”，“尚实”就没有什么保障了。又云：“实有勋绩，惠利加于百姓，遗爱留于民庶，宜请于国，当录于史官，载于竹帛，上章君将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纪，事不足述，虚而为盈，亡而为有，此圣人之所疾，庶几之所耻也。”这就真正说到“尚实”了，是从正反两方面讲的。正面讲，如果“赞象”所述为实，那么就把这篇“赞象”载入史册；反面讲，如果“赞象”所述为不实，那么就是“耻”之所在。
铭，古代常刻于碑版或器物，或以称功德，或用以自警；诔，古代列述死者德行，表示哀悼并以之定谥之文，多用于上对下。此处“铭诔”连用，即纪念死者之文。在《铭诔》篇中，桓范主要是批判“铭诔”文体中不实的现象：
夫渝世富贵，乘时要世，爵以赂至，官以贿成。视常侍黄门宾客，假其气势，以致公卿牧守所在宰莅，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为臣无忠诚之行而有奸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罔下，此乃绳墨之所加，流放之所弃。而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远追豹产，近逾黄邵，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后人相踵，称以为义，外若赞善，内为己发，上下相效，竞以为荣，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当时，疑误后世，罪莫大焉！
称“铭诔”文体中不实，或因为权势，或因为财富，所谓“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造成的后果就是“欺曜当时，疑误后世”。并总结其原因，称“赏生以爵禄，荣死以诔谥”本是“人主权柄”，但“汉世不禁”私人造作，于是“私称与王命争流，臣子与君上俱用”，造成“善恶无章，得失无效”的情况，“岂不误哉”！汉代情况确实如此，汉末蔡邕就这样说过：
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32]
显然，桓范作《铭诔》篇就是配合了曹魏时的“尚实”政风，史载：
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33]
曹魏“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就是“汉世不禁”而本朝禁，其原因可能就在鉴于“铭诔”类作品的失实。
序作，指著作书论，即一般所说的子书。《序作》云：
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
这是讲著作书论的实用性，旨在为政治服务，当时人称徐幹《中论》也是“阐弘大义，敷散道教”[34]，语出一辙。《序作》又云：
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论倜傥之人，为不朽耳。夫奋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后，以其览之者益，闻之者有觉故也。
这里强调“不朽”既在于“览之者益，闻之者有觉”，更在于“当时可行，後世可修”，把实用性扩大至从今天到将来。以下是对某些著作书论的批评：
岂徒转相放效，名作书论，浮辞谈说，而无损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体，而务泛溢之言，不存有益之义，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故夫小辩破道，狂简之徒，斐然成文，皆圣人之所疾矣。
轻一点是“浮辞谈说”“泛溢之言”，重一点则是“伤义”“破道”；作者宗尚“不尚其辞丽”与“不好其巧慧”。
古今“立言”有所不同，《左传》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孔颖达注曰：“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35]能否“立言”是由客观社会评价而成，是由于口头表达的“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而流传下来。而曹魏时“立言”，则是书面表达的“立言”，即曹丕《典论·论文》所说“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见得一定是因为“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而是主动的要追求“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有为“立言”而“立言”的意味，并以其是实物的呈现而得以流传。所以，桓范此处称有“浮辞谈说”“泛溢之言”，甚或“伤义”“破道”的“立言”出现，特别强调“奋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后”的“立言”是“以其览之者益，闻之者有觉故也”，则比曹丕所言更为有益。曹植《与杨德祖书》曾云：
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
桓范《世要论》与“尚实”世风有紧密关系，这从书名为“世要”就可看出，所以有“自以意斟酌之”的意味。历来文体论研究者，一般多就文体研究文体，当人们崇尚刘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文体论原则时，则应该更为关注文体论所体现的时代风气。
以上论述曹魏政风与文体学相互影响的一些现象，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并不少见，如曹魏之前的汉武帝时好大喜功的政治需求与“赋”这种文体的盛行；又如曹魏之后的梁陈社会的奢华之风与“宫体”这种诗体的泛滥。这真应了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36]
[1]阙名：《中论序》，见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57页。
[2]《资治通鉴》卷五十一。
[3]《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华书局，1965，第2185页。
[4]（晋）葛洪：《抱朴子》，诸子百家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333页下。
[5]《曹操集》，中华书局，1959，第41页。
[6]《曹操集》，第46页。
[7]《曹操集》，第49页。
[8]《曹操集》，第32页。
[9]《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第97页。
[10]《三国志·魏书·曹爽传》，中华书局，1982，第283页。
[11]《曹操集》，第39页。
[12]《后汉书·孔融传》，中华书局，1965，第2278页。
[13]《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注引，中华书局，1982，第609页。
[14]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87页。
[15]（汉）班固：《白虎通·三正》引，（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第368页。
[16]（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411～412页。下同。
[17]（汉）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420页。
[18]（南朝梁）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653、1084、1915页。
[19]《史记》，中华书局，1982，第2752页。
[20]（南朝梁）萧统撰、（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第593～594页。下同。
[21]（南朝梁）萧统撰、（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第720～721页。下同。
[22]（唐）虞世南：《北堂书钞》，中国书店，1989，第380页下。
[23]（南朝梁）萧统撰、（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第591页。
[24]（南朝梁）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832页。
[25]《三国志·魏书·卞皇后传》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82，第158页。
[26]（魏）繁钦：《与魏文帝笺》李善注引文帝《集序》，《文选》。
[27]《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82，第290页。
[28]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60～62页。下同。
[29]《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2468～2469页。
[30]《后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注引，中华书局，1965，第3389页。
[31]《后汉书·酷吏列传》，中华书局，1965，第2499页。
[32]《世说新语·德行》“郭林宗”条引《续汉书》，（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4页。
[33]《宋书·礼志》，中华书局，1974，第407页。
[34]《中论序》，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57页。
[35]《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979页中。
[36]（南朝梁）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7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