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巅峰梦想 山抹微云！

1960年3月，正当中国首次尝试，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之时，一个细节引起大家的注意。

就是步话机，老受干扰，里面的杂音太大，无法正常使用。

而中国首登珠峰时，使用的步话机，是专门从瑞士购买的，是当时最先进的设备，用于登山过程中的互相联系。

而步话机经常受到干扰，听到的却是完全不懂的语言，这让队员们想到了，当时登山队早已人人尽知的一个消息。

1960年初，瑞士苏黎世，当时中国登山队的史占春和周正，正在为登珠峰挑选装备，却意外得知了一个信息。

队员回忆说：“我们进登山装备的商店，印度人也在那买登山的装备，这才知道，印度也要登珠穆朗玛峰。

印度要从尼泊尔的南坡上，我们从XZ这边的北坡上，就赶紧给国内发电报，消息传回国内。

经过外交途径核实，确认印度1960年也要攀登珠峰。

而登山开始后，步话机里出现的干扰，进一步证实了，中印几乎在同一时间，正在珠峰南北两侧共同行动着。

都是在瑞士一个店里买的，频率是一样的。所以，就互相干扰了。”

登山队员们感到压力更大了，纷纷表示：“就是玩了命也要登上去，没有退路可言。”

这让正在艰难尝试的，中国首登珠峰的行动，增添了压力和动力。

1960年3月，经过数度波折和艰辛筹备。中国登山者，在中央举全国之力支持的决心下，去冲击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梦想。

冲顶计划，具体分为前三次适应性行军，和最后一次冲击登顶。

第一次行军6400米，第二次行军7000米，第三次行军8500米。

而从第二次行军开始，登山者们才真正见识到世界之巅，飞鸟都难以逾越的凶险，实际上到了北坳，才是真正开始登珠峰。

曾经有外国的探险队攀登时，在北坳遇见了雪崩，死了七个搬运工。

可见北坳的凶险，完全是个冰坡，垂直的冰坡，加上横向的、纵向的裂缝，容易出现冰崩。

在北坳好多事故，就是出现冰崩，第二次行军的任务，就是拿下北坳。

北坳，是横亘在“珠穆朗玛”，和她的姐妹峰“北峰”，之间的一道高达400米的冰雪坡。

很多地段的坡度，都在六七十度以上，个别地方几乎垂直。

北坳的冰雪厚度，达一两百米，经常发生冰崩和雪崩。成百吨的冰雪，猛然坠落下来，成为最致命的威胁。

这里是，北坡登珠峰的第一道难关。

4月6日，好天气还没有到来，修路组就先于大部队出发了。

在路上，他们发现一具尸体，从历史资料和他的装束遗物来看，都像是过去外国登山队的，一个不幸的遇难者。

这是中国登山者们，第一次发现外国同行的遗体和遗物。

之后，又陆续发现了不少残骸。前人的不幸，时刻提醒着他们，挑战极限！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

没有向导，没有地图，副队长许竟，带领侦查组的英雄们，在难以立足的冰坡上，为大队开路。

每一次，修路队都是不等好天气的到来，就要提前出发。去完成一次次，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技术最高，身体最好，就选这些人，他们是老教练，有技术，在那个年代，没有攀冰的那种工具。

只能往冰里打冰锥挂梯子，每上一步再打一个冰锥，把它固定了再去挖。就这样，一步一步往上爬。

老队员回忆说：“必须想办法解决，到了这么困难的地方，光是犯愣是不行的，大家都是靠着不怕死的精神，前进着！”

运输队长张俊岩，曾带领两名队员，执行临时修路任务，至今记忆犹新，

他说：“最后那50米的冰坡，那拼老命了，50米就是垂直的，但是我们刨台阶不能垂直的。还是要有点弯度，要有点“之”字型。

利用冰锥和绳索，一点点的往上爬。先把冰刨碎了，再把冰拿掉。就这样，在冰坡上刨台阶，起码刨了两三个小时吧，还要钉冰锥互相保护。”

五天之后，大部队向北坳进发。此时修路队，已经在最艰难的冰胡同架好了云梯。

第一个爬上冰胡同的，是刘连满满，他用软梯接应下面的队友。

刘连满说：“冰胡同特别窄、又很陡，虽然挂了个软梯，但都背着东西，还上不来气。大风还一个劲儿的里灌，简直寸步难行，有好多人体力就不行了，就上不去了，折腾一会儿人就没劲儿了。

所以，就一直堵到了晚上，下半夜两点多钟，全队才上去。”

刘连满的体力是最好的，把一个个的队员，整个人都拉上去了，几十个人都是他拉上去的。

坡度越来越大，有的地方达到90度。每一步，都要付出全身的力量，每一步都存在着困难和危险！

据队员们回忆说：“有个藏族战士，就不行了，他就不走了，要死在那个地方，他不走，没办法，就把他捆起来，大家拖着。”

空气中的氧气，越来越稀薄。胸口像被堵塞了一样，透不过气来，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歇一歇。

四个人一个结组，每个结组是一个战斗的集体。

从北坳开始，攀登必须要结组前行，而结组是当时，每个登山者最深刻的记忆。

队员们回忆说：“用一根很长的尼龙绳，把几个人捆在一起，距离大概是四米远。

一个人掉下去就都得掉下去，就像下饺子一样，大家都是一个绳子上拴着的战友。

实际上，生命是连在一块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个就要互相照顾，这个项目是集体项目。

一根绳上才能体验出来，一个人对人生的态度。一个人自私了，他可能完了，其它人也跟着完了。

所以，必须要团结在一起，发挥团体的力量。”

就这样，由于气象组预报准确，第二次行军，没有遇到恶劣天气。全队40人顺利到达，海拔7007米的北坳顶部。

这次行军，还建立了北坳顶端的物资营地，并对北坳90%的路段进行了修整，为后面的冲顶铺平了道路。

然而，有一个年轻队员，却再也没有回到大本营。

汪玑，兰州大学地理系的助教，是1960年登珠峰水文组的队员。第二次行军，二十七岁的汪玑，再没有回来。

据运输队长张俊岩回忆说：“汪玑是在北坳上犯的病，当时已经神志不清了，把他运送下来以后。在海拔6400，医生给他吸氧、给药、经过医生的抢救，还是不行。”

当时随队医生回忆说：“是肺水肿，就是缺氧引起的，就怕肺水肿，24小时就可以死人。

感冒以后很容易得肺水肿，当时抢救就很困难。”

高山上极度缺氧，带来的肺水肿和脑水肿，是登山者们最大的威胁之一。

在随后的第三次行军中，气象组队员，北京大学物理大气物理系的助教，邵子庆，同样因重度的高山反应而牺牲。

队员们回忆说：“到了海拔7450米的时候，坐在那休息的时候，邵子庆就起不来了。

当时，是脑溢血就牺牲在那里了。

休息的时候，还在说说笑笑，还在那儿，跟谁背靠背坐着呢，一下就过去了。”

张俊岩回忆说：“我从大本营带两了个人，带的汽油、带有松脂的木材，用牦牛队运到北坳。在海拔6400的前进营地，火化的汪玑。

而邵子庆，当时就直接火化后，埋在上面了。

没能送下来，没有能力送下来了。

请示大本营后，把他放在冰裂缝里边了，可以躲避暴风雪，把他安放到那个地方了。”

在火化的时候，张俊岩和队友们低头默哀，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儿。

接连发生的意外，战友的离去，让所有登山队员们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儿。

尤其是成天亮，一直忘不了了，老组长汪玑。

他说：“汪玑总是给大家做表率，大家都背着东西，他就会比别人要多背一点。

晚上睡觉了，几个队员都睡好了以后。在帐篷破的地方，他就堵在那个地方。他用他的背包，还有鸭绒睡袋堵，就坐在那个地方，把那个破洞给堵住。然后，他就折腾的感冒了。”

还有队员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是登珠峰第一次有牺牲，而且一下子就牺牲了两位，就是那么残酷。

没有办法，压力肯定是有的，悲痛也是有的，可是山，还得登。”

重整旗鼓，严阵以待，无畏向前。

4月25日，最后一次适应性行军开始了，所有年轻的登山者，没想到的是，更残酷的危险正等待着他们。

队员们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走着走着，就挂起了12级的大风。飞沙走石一样，人不敢站起来。

人要蹲下，最好是趴下，匍匐前进，那风太大了！

四个人搭个帐篷，那个风把帐篷吹起来了，就得赶快撒手！在石头边上，把石头抱住。

人要是一站起来，就把人给吹走了，大家四人一个结组，把别人也给拉走了。

那就是铺天盖地，那就是闭着眼睛，就是这么硬扛。”

队员们遇到狂风的地段，是北坳顶端再向上，海拔7450米左右的一段山脊。

这里是北坡攀登珠峰的，第二个难以逾越的关口，被称作“大风口”。

队员们回忆说：“西北风正好从这吹过来，两边都没有阻挡，像个走廊一样，风从这路过。

有一个管道效应，顺着这个岩壁就过来了，本来是应该平均的风速，结果一下子就堵到这个风口了，速度就加快了。

所以，大风口的风，要是山上十级风，大风口就得有十一十二级，冻伤都在那里发生的。

而大风口的恐怖之处，还远不止如此。它比较窄，左边右边都是悬崖。最窄的地方也就几米宽，站在那个地方往下看，就直接看到最低下了，就是悬崖的样子。

有的人有恐高症，就不敢往下看，他就趴在那往后倒退，刮风刮的稍微不注意就会滑下去，。”

就这样，最后一次适应性行军，在大风口遭遇了极大挫折。大部分队员冻伤下撤。

在雪洞中躲避了三天狂风之后。张俊岩带领的运输队，将物资运送到7800米后，也全部下撤。

而在完全未知的，海拔8000米以上的路途中，年轻主力王福洲，开路先锋刘连满，甚至副队长许竞，相继因体力消耗太大，都昏倒而退出。

队员回忆说：“上面怎么样一切都是空白。

有高山反应，体力消耗太大。最终，只有五名队员，到达海拔8500米高度，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

队长史占春和副书记王凤桐两人继续前进，攀登至海拔8695米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下部。

他俩上不去，没有希望，没有条件登顶。然后，他们两个一晚上蹲到那个地方。结果他俩都冻伤了，就下来了。

他俩把路线搞清楚了，王凤彤的鼻子就那冻掉的，史占春也在那冻的。”

在遭遇了极大挫折的情况下，仍然经历千难万险，取得了空前的成果！

尤其是史占春和王凤桐两人，在将近四天，食品基本断绝的情况下，在8695米高度不使用人造氧气度过了一夜。

中国的登山英雄们，用自己的行动破处了八千米以上的高度，是死亡地带的迷信。

队员回忆说：“当时，医学上是专门有一个海拔8000米以上，必须要用氧气的说法，谁也不敢尝试无氧登山。这个是让我们给打破了。”

60年前，中国登山者的勇气和面对的艰难，是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的。

贡布老人还说了一个，他们在等待史占春和王凤桐时的细节，那天，他们只剩了一点点糌粑能吃了。但可能是海拔太高了，氧气太稀薄，气油炉子怎么也点不着，没有办法化雪水和（huo）糌粑。

贡布老人回忆说：“拉巴才仁，把尿倒里面以后，用尿和（huo）炒面，就跟糌粑一样了，就吃了，我也吃了。”

艰苦卓绝！是所有老队员提到那段经历时，反复使用的词汇。

然而，60年前，当最后一次适应性行军结束，艰苦卓绝的努力，仍然没能一扫大本营里巨大挫折的阴霾。

登山队员回忆说：“50多人不同程度重伤、最终有鼻子冻掉的、有耳朵冻掉的、还有牺牲的。”

翁庆章回忆说：“大本营凄凄惨惨！没剩下几个好人了都。

我们忙不过来，后来打电报，日喀则第八医院来了七个人，包括科主任都来了，帮了我们一个礼拜的忙。轻的治好了归队，重的全部带回去治疗。

气氛很低沉！主力队员都受伤了，就像打球赛时，主力队员都受伤了，上不了场了。就剩候补队员上场了，这场球怎么打啊？这仗？”

队员们回忆说：“后来，甚至向中央报告，今年登山好像没希望了，准备来年再登，没有信心了，信心不足了，商量着就准备要撤退了。”

而此时的大本营，情绪最低沉，甚至是五味杂陈的是气象组。

登山队员回忆说：“当时就觉得，气象组预报的天气，不是太准。就说气象组的怪话，好天气，下大雪。坏天气，晒太阳。就损气象组。”

气象组队员王荣生回忆说：“我们测不到，也预计不到会有那样的地形。

那个时候，我们气象组是最委屈的，但我们更心痛！更彷徨！我们担心，如果中国首登珠峰，就此失败，我们可能一生都难以释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