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美德

在幸福的各部分中，亚里士多德提到了“诸美德”（或“卓越”）。各种美德对应的不是行动者拥有的资源或外部环境，而是他们自身适用于幸福的不同方式。因此亚里士多德将美德描述为“一种……保障并保有各种善的能力，一种用很多方式和重要的方式在所有事情上从各个方面对人有益的能力”（Rhet.，1366a36—b1）。按照这种普遍的描述，健康与力量也算作美德，而且他确实将它们算作身体的美德（1360b21—22）。

然而，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一个更狭义的“美德”用法，应用于那些值得称赞的品格特点。一个具有这些特点的人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好的”（agathos）而不用进一步的明确说明（与“一个好士兵”或“一个好木匠”形成对照）。他列举的诸美德有“正义、勇敢、节制、大方（magnificence）、大度（magnanimity）、慷慨（generosity）、温和（gentleness）、明智（intelligence，phronēsis）和智慧（sophia）”（1366b1—3）。当亚里士多德宣称美德就是“美好的”（kalon）和值得称赞的（1366a33—36），他指的是美德既令行动者受益，也令其他人受益（1359a1—5，1366b36—1367a4，1367b6—7）。

将美德限定为令他人受益且值得称赞的品格状态，这在希腊伦理思想中并不是被普遍接受的。当荷马式的英雄被劝勉说“要永远做最优秀的，要胜过其他人”（Il.，11.784），他并不是受到劝告去做一个比别人更合作、周到、正义或节制的人；他是被勉励变得更勇敢，在战斗中取得更大的战功，而这才是使得阿喀琉斯成为“阿凯亚人中最优秀者”的优越之处（Il.，1.240—244）。阿喀琉斯和埃阿斯（Ajax）缺少很多亚里士多德所列举的美德，但是荷马从未暗示这些过失使他们无法成为好人（参见Od.，11.549—551，555—558）；《伊利亚特》的确清楚地表明，一个人专注于追求自己的荣誉和地位，这有可能和他朋友的福祉或依赖于他的人的福祉相冲突，就像阿伽门农、赫克托尔和阿喀琉斯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冲突在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Ajax）中呈现得尤其生动；尽管埃阿斯可能会变得只顾自己且对他人的福祉漠不关心，他还是配得上一个极为卓越的英雄所应得的荣誉。这种荷马式的观念（当然绝不限于荷马），表现出一个“好人”（agathos）具有在生活中实现自身成功所要求的能力，无论这些能力是否惠及他人，也无论它们是否实际上确保了他在生活中的成功（很显然这些能力并没有确保埃阿斯的成功）。

不过苏格拉底的很多同时代人都相信，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美德是寻求他人的善。在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米洛斯对话》（Melian Dialogue）中，雅典人评价斯巴达人在处理内政事务时的行为“展现了最高程度的美德”，而在处理与其他城邦之间的事务时则以这样一群人为典型：他们“将那些令其感到快乐的事物都看作美好的，将那些对其有利的事物都看成正义的”（Thuc.，V，105.4）。^[89]雅典人的意思显然不是说，斯巴达人在对外事务中没有那么充分地展现荷马式的、独断专行的美德；相反，他们恰恰是说斯巴达人在其内政事务中考虑共同利益，而在对外事务中富有侵略性、追求私利、完全不顾及他人利益。修昔底德只说斯巴达人在其内政事务中展现出“美德”并以此表达了这个对比。

修昔底德描述了战争导致的错位是如何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两种美德观念之间的冲突。有些人改变了他们关于“哪些行动值得称赞”的看法［epē(i)neito；III，82.5］。按理该被称为“没头脑的鲁莽”行动却被看作勇敢，按理算作节制的行动则被视为怯懦地踌躇（III，82.4）。^[90]阿尔西比亚德（Alcibiades）表述并利用了这个关于美德之要求的争论；他暗示爱国者对自己城邦的爱（参照Ap.，24b5）并不排除对后者的反叛，实际上反而为他与敌人密谋并返回雅典的行为提供了辩护（Thuc.，VI，92.4）。柏拉图也提到了那些反对有关美德要求的日常观点的人（R.，560d1—561a1）。

这些反对习俗观点的人否认美德要关系到对他人的考虑；他们试图将美德与荷马式典型的独断专行的观点联系起来。他们以某种传统作为依托，而该传统在希腊伦理学中具备良好的基础，因此阿尔西比亚德对习俗价值的异议本身体现在非传统的语境中，体现了被认可的道德要求，而不是体现在对这些美德的明确拒绝之中，也就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既然这些争论提出了关于美德的基本问题，那我们最好能指望苏格拉底会着手处理这些问题。事实上，他没有在那些短篇的苏格拉底对话中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应当对他的沉默感到惊讶并寻求某种解释。一旦我们考察了他所处理的问题及其提出的论证，就更容易看出为什么他会处理某些问题而忽略另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