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
如果我们同意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式进路在初始阶段是可靠的，我们也就必须听取他的某些观点，即在对话中能够找到哪些人物的学说。我们已经看到，他将“《斐多》中的苏格拉底”提出的观点（等等）归诸柏拉图，而未提及存在例外。然而，他有时又将某些特定的观点归诸苏格拉底，显然指的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而不只是柏拉图对话中的发言者。多数情况下，他也把某种不同的立场归诸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似乎十分清楚自己在历史上的苏格拉底（historical Socrates）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Platonic Socrates）之间所做的区分。实际上他也常用语法手段来暗示这一点。当他讨论一部对话中的人物时，他经常称之为“苏格拉底”（the Socrates，这是对例如“《斐多》中的苏格拉底”的简写；参见GC，335b10；Pol.，1342a32—33）。但是当他说到历史人物时，他通常不用冠词而称之为“苏格拉底”（Socrates）。[12]
亚里士多德在认识论中说道，苏格拉底提出问题，却不予以回答；“因为他承认，自己并不知道答案”（Top.，183b7—8）。亚里士多德从未将类似的否认归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只提问不回答的暗示适合于一部分柏拉图对话，但是很显然，它并不适于所有的对话。
对于苏格拉底的哲学兴趣，亚里士多德评论道，他关心的是伦理学，尤其关心普遍的定义，但是并不关心作为整体的自然（Met.，987b1—2；PA，642a28—31）。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关于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观点的批判表明，他相信就某些对话来说，关于苏格拉底的兴趣范围的这个主张明显是错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苏格拉底具有形而上学的观点，但是，与他关于苏格拉底兴趣范围的主张相一致，他并未暗示这些观点构成了一个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立场相平行的明确立场。他说苏格拉底认为普遍物（universals）是定义的对象，但是并没有将它们与特殊物（particulars）分离开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念的分离是柏拉图学说独有的，它来自柏拉图（而非苏格拉底）所持有的信念，即可感物处于流变之中（Met.，987a32—b10，1078b12—1079a4，1086a37—b11）。[13]
亚里士多德关于苏格拉底伦理学的主张对于我们的目标来说尤为重要。他说苏格拉底否认了不自制（incontinence）的可能性（EN，1145b22—31，1147b13—17；MM，1200b25—32）。他从各个方面批评苏格拉底夸大了知识在美德中的重要性—因为后者认为勇气等同于经验知识（EN，1116b3—5；EE，1229a14—16，1230a6—8；MM，1190b28—32），将所有的美德界定为知识的实例（EN，1144b17—30；EE，1246b32—37；MM，1198a10—15），而且过分强调了理论知识在伦理学中的重要性（EE，1216b3—10；MM，1183b8—11）。[14]苏格拉底被说成是提出了错误的主张，认为无论是做有美德的人还是做有恶性的人都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MM，1187a5—13）。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苏格拉底把所有的美德还原为知识，并且消除了灵魂的非理性部分、情感以及品格，而柏拉图虽然正确地承认灵魂具有非理性的部分，却错误地用对于理念的思考损害了他的伦理讨论（MM，1182a15—30）。[15]
亚里士多德关于不自制的评论显然指向《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那些关于勇敢的评论则可能是指《拉凯斯》。亚里士多德还根据《欧绪德谟》（Euthydemus）的伦理学部分和《美诺》（Meno）前面的部分而把某些观点归诸苏格拉底（EE，1247b11—15；Pol.，1260a22—24）。关于苏格拉底伦理学的这些评论对于文本阐释来说是一个有价值的起点，而且在后面必须加以仔细审视。它们对于当下的目标来说是重要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显然认为它们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有关；其中大多数观点如果被用在《理想国》、《斐德若》或《斐莱布》中的苏格拉底身上，则明显是错误的。
于是，在所有这些语境中，亚里士多德相信他可以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区分开来（即使他的区分可能是无根据的），只要他将对话人物苏格拉底所说的全部评论都看成是历史人物苏格拉底所持观点的证据。这也就导致他并不认为对话人物苏格拉底的所有评论都是在表明历史人物苏格拉底的观点；在某些情况下，他认为对话人物代表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而有些情况下他则认为对话人物代表的是柏拉图（而非苏格拉底）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间所做的对比并不是随意的，也并非不重要。[16]对于形而上学层面的问题，他主要同意苏格拉底而反对柏拉图；因为他认为苏格拉底不分离普遍物是正确的，而且柏拉图对于分离的信念是其“理念”出现悖论的根源。不过，亚里士多德并非不加思考就追随苏格拉底而反对柏拉图。在伦理学领域，他在大多数观点上都同意柏拉图而反对苏格拉底，而这些观点都是他选出来且认为是苏格拉底所特有的；实际上，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理论描述为对于某种理论的系统辩护也并不为过，而这种理论正是由柏拉图发展来反对苏格拉底的。
如果我们要去发现“苏格拉底的”和“柏拉图的”特征在某一部对话里结合在一起，或要发现某些纯粹“苏格拉底式”对话很可能晚于某些明显的“柏拉图式”对话，那么，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观点之间存在尖锐对立，而这就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地提出一种特殊的观点，认为柏拉图或许是在整合这些苏格拉底的特征，那么，它们出现在“柏拉图的”时期的某部对话之中，这也就不必构成对亚里士多德的反对。然而，如果不能发现这种可行的解释，那我们就不能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建议。如果他是对的，那么我们就不该指望那些被他归于苏格拉底的、典型的伦理学说存在于柏拉图的全部作品之中。除非能够找到某种特殊的解释[17]，否则我们就应当对于在某些文本中发现苏格拉底的学说而感到惊讶，其中柏拉图捍卫了他关于可感物的流变和非可感的理念的信念，或者超越了苏格拉底的纯粹伦理层面的关注。如果亚里士多德有关苏格拉底的主张并未由这些对话加以证实，那么，或许亚里士多德关于苏格拉底的看法是错的，否则柏拉图的对话就并未对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做出准确的论述。
实际上（就像我们后面会具体看到的），对这些对话作品的研究揭示出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那些差异；而且，即使没有他的帮助，我们自己也应当能够看到这些差异。尽管没有他提供的证据，我们就无从得知这些差异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有关，但是我们会在论述柏拉图的思想发展时在某种程度上对它们加以考虑。
有一组对话展示了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全部或者说大多数苏格拉底式特征：（1）它们的关注完全是或者说主要是伦理层面的。（2）苏格拉底不承认有知识。（3）他寻求定义而且并没有找到它们；结论常常存有疑难。（4）它们是典型地解释性的，而不是教义式的或者说明性的。（5）它们表达了关于美德和知识的苏格拉底式观点。（6）它们并不包含那些亚里士多德认为与某些信念相关的学说，这些信念相信存在着非可感的理念。
根据这些标准选出的对话有《拉凯斯》、《卡尔米德》（Charmides）、《游叙弗伦》（Euthyphro）、《吕西斯》（Lysis）、《小希庇阿斯》（Hippias Minor）、《欧绪德谟》以及《伊翁》（Ion）；这些对话明显是苏格拉底式的。[18]《申辩》（Apology）和《克里同》（Crito）不是疑难性的对话，但是他们在学理上与其他苏格拉底式对话相仿。相较于其他的苏格拉底式对话，《普罗塔戈拉》和《高尔吉亚》经过更精心的构造；不过，在学理上它们与其他几篇对话一脉相承。其中任何一部对话都不包含柏拉图理念论的典型特征。[19]
然而，我们还必须在对“苏格拉底式”特征的这三种不同解释之间做出选择：（1）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它们是历史人物苏格拉底的真正特征，而且这些对话反映了柏拉图思想的发展，即从与苏格拉底相一致发展为一种更独立的理论立场。（2）它们不是历史人物苏格拉底的真正特征（这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反），但是它们表达了柏拉图写作相关对话时的观点，因此对话的确反映了柏拉图思想中的某种发展。（3）无论它们是不是历史人物苏格拉底的特征，柏拉图将它们引入对话并不是因为相信它们，而是因为想要讨论它们，这或者是由于他拒绝这些特征并且自己心中有不同的观点[20]，或者是因为他心里并没有任何明确的观点。
在第一种和第二种解释之间如何取舍，这取决于我们如何评估亚里士多德的可信度。我们很难相信他仅仅通过阅读这些对话来形成自己的观点。尽管一位谨慎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我们提到的“苏格拉底式”特征，而且也注意到这些特征与某些核心的柏拉图式立场之间的差别，但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在没有外部证据的情况下就将它们归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而不是看作柏拉图思想中的某种不一致或者发展变化呢？亚里士多德及其读者比我们拥有更多关于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的信息；而且亚里士多德也提到了关于苏格拉底的故事，他不可能是从柏拉图的对话中得知这些故事。[21]不仅如此，他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间的这些对立看作形而上学领域（他同意苏格拉底，反对柏拉图）和伦理学领域（他同意柏拉图，反对苏格拉底）之内真实观点和错误观点之间的对立。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重要的是，他的读者会接受他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做的历史性评论。他认为无需对此加以辩护（同样不需要加以辩护的是，他为什么把对话看作表达了柏拉图观点的证据），这个事实构成了进一步的理由，使我们相信亚里士多德及其接受者将这些做法看成是明显正确的。[22]
尽管我们可以为亚里士多德论述苏格拉底的历史可靠性提出一个很好的论据，但是这个问题不能遮蔽聚焦于某些特征所具有的更为普遍的重要性，这些特征被亚里士多德看作苏格拉底式的。此处提出的三种解释中，无论我们最终更倾向于哪一个，认识到带有这些特征的对话作品中出现何种哲学立场（如果有的话），都是十分有益的。无论柏拉图自己是否相信这个立场，对之加以更细致的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问题，这也是他在对相同的伦理问题进行的更柏拉图式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研究中尝试去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