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对话的顺序

亚里士多德的评论有助于我们识别出一组对话，它们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不需要亚里士多德的帮助）都能根据学理基础加以区分的；他提出了很好的理由使我们能够将这组对话看成是苏格拉底式的。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这组对话的写作时间也更早，而且这代表了柏拉图哲学生涯的一个时期，其时他主要呈现苏格拉底的观点。然而，这个推断也并非完全可靠；甚至在柏拉图转而构造自己的非苏格拉底的观点之后，他也同样可能呈现苏格拉底的观点。如果我们要为亚里士多德的证据增加年代学上的意味，那就必须考虑我们所能找到的、关于对话顺序的其他证据。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某些年代学上的迹象，且它们可独立于我们关于对话的哲学内容的阐释而加以评估，那会很有帮助；因为阐释问题易于引起争议，找到一个年代表作为哲学阐释的无争议的起点将是有益的。迄今为止还没发现这样的年代表；不过我们已经发现了虽然有限却十分重要的证据。

最有帮助的证据似乎来自对柏拉图的文体研究。如果我们可以识别出一些独立于我们的哲学判断和对话主题的文体特征，那我们就能使用这些特征去为对话做年代排序。如果我们同意那种将《礼法》视作最晚一部对话的解释传统^[23]，就可以按照其他对话与《礼法》的相似程度来审视它们，我们可以在语法、词汇、句法和文风等方面寻找那些有意识和（可能）无意识的特征。^[24]

有一个年代学意义上十分关键的文体特征看起来是有意识形成的。在柏拉图哲学生涯的某个时刻，他似乎明确决定要避免元音连读（hiatus，某种句子顺序，一个元音结尾的单词后面跟着一个元音开头的单词）。^[25]《礼法》、《斐莱布》、《蒂迈欧》、《克里底亚》（Critias）、《智者》和《政治家》几部对话明显避免了元音连读，《斐德若》中连读的程度较轻，而在其他对话中并非如此。这个检验方式似乎能够拣选出晚期的对话（因为《礼法》是避免元音连读的对话之一）。由于所提到的这些对话在主题和形式上相差很远，那就不可能说柏拉图决定只是在那些（比如说）他想在文学上追求精良水准的对话中避免连读。

通过注意到那些可能不那么有意识造成的文体特征（例如句子末尾重复出现的韵脚），我们似乎可以确认上述参考柏拉图避免元音连读这一事实而得出的结论。对散文韵脚的研究暗示了最后一组对话的顺序：《蒂迈欧》、《克里底亚》、《智者》、《政治家》、《斐莱布》以及《礼法》。^[26]

对于（可能）无意识地使用小品词和复合词（combinations）的研究则得出了某些关于早期和中期对话的结论。一份看起来非常合理的年表认为早期对话包括：《申辩》、《克里同》、《拉凯斯》、《卡尔米德》、《游叙弗伦》、《小希庇阿斯》、《伊翁》以及《普罗塔戈拉》；第二组对话包括《吕西斯》、《克拉底鲁》、《欧绪德谟》、《高尔吉亚》、《大希庇阿斯》、《美涅克塞努斯》（Menexenus）、《美诺》、《斐多》以及《会饮》（Symposium），第三组则包括《理想国》、《巴门尼德》（Parmenides）、《泰阿泰德》（Theaetetus）以及《斐德若》。^[27]

上述文体研究不足以支撑关于对话顺序的坚实结论。一方面，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文体标志是受到一部对话的主题或有意识的写作风格的影响；比如说，如果柏拉图选择以一种更具解释力的或者更说教的，或者更具修辞性的方式来写作对话，这会使他改变对小品词和词汇的选择吗？^[28]这些改变本身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它们还是会受到他有意识做出的决定的影响。这个问题或许要在晚期对话那里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尽管并非结论性的）回答，因为在这里，文体方面的证据（散文韵脚、避免元音连读）看起来并非与不同的主题或文风选择有关。对于前期对话（前两组）来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因此我们对于所做的分类也并不清楚。

不仅如此，无论在第一组和第二组对话之间，还是在这两组内部各对话之间，文体研究都无法确立坚实的界限。尽管大多数研究者将《斐多》和《会饮》放在第二组对话后期，并认为《美诺》和《克拉底鲁》更早，但他们对《欧绪德谟》和《吕西斯》的位置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尤为重要的是，对早期对话（第一组）的研究无法依赖于任何有关写作顺序的确定结论，也无法依赖关于《普罗塔戈拉》与《高尔吉亚》的相互关系或它们与明显更早的对话之间关系的结论。判断这些对话的内容为何，必然会决定我们在柏拉图的伦理思想中是追踪这条发展路径还是另外一条（还是不追踪任何发展路径）。

不过，这些年代学方面的考虑会影响到我们研究柏拉图伦理学的进路。比如说，这些考虑暗示我们应当将《斐德若》视作《理想国》和《会饮》的观点的某种修订或发展，而不是对后者的预先表述；再比如，它们暗示我们应当将《政治家》、《斐莱布》和《礼法》看作柏拉图后期伦理思考的三个阶段。^[29]

进一步说，当我们考虑前期对话时，我们应当将文体证据和从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评论中可能得出的结论加以比较。依照亚里士多德，所有我们看作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在写作年代上都归入前两组。^[30]任何一部非苏格拉底对话都不归于第一组；而且《斐多》和《会饮》接近于第二组对话写作末期，这也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标准。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标准与文体标准倾向于彼此确认。我们不应该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两种意见的融合并将其作为支持某种特定年代顺序的决定性论证。这两种标准都只能筛选出那些柏拉图出于说教或戏剧的理由而选择以一种“苏格拉底式”方式写作的对话，即使他当时已经形成了更为确定的“柏拉图式”观点。不过，如果我们仍然想要（我们也应当）将亚里士多德的论述看作初步可靠的，那么我们就依然有理由将之作为研究柏拉图对话的起点。

为方便计，我会说到“短篇的苏格拉底对话”（《申辩》、《克里同》、《拉凯斯》、《卡尔米德》、《游叙弗伦》、《小希庇阿斯》、《伊翁》、《吕西斯》、《欧绪德谟》），与此相对的是《普罗塔戈拉》和《高尔吉亚》。我相信这些短篇对话事实上比《普罗塔戈拉》更早写成，《普罗塔戈拉》比《高尔吉亚》更早，而《高尔吉亚》比第二组中的其他对话（除了那些列在“短篇对话”中的）更早。^[31]但是要捍卫这个观点，还需要我们更细致地审读对话。^[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