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组织演化理论

关于组织的演化，在研究者的视域里常常将它比之于生物的演化，生物学的概念及分析方法常常被用于对组织演化的分析。这使组织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成为演化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组织的复制、遗传和选择等特征与生物体具有相似性。当然，人们也发现了组织与一般生物体演化的差异性，这促使人们在对其研究时，更多地关注组织自身的能动性和选择性，而不仅仅是进行被动的适应性变化。

一 资源依赖理论

组织的存续是建立在一定的资源基础之上的，这使资源与组织关系的研究成为组织演化的一个重要主题。19世纪40年代末，塞尔兹尼克（Selznick）在对田纳西流域当局与南方地方精英之间合作的研究中，开始关注双方的依赖关系，这标志着资源依赖理论的诞生。此后，关于组织与资源关系探讨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关注。50年代，汤普森（Thompson）和麦克埃文（Mcewen）探讨了组织之间的关系特征，论证了组织之间存在相互结盟、相互合作及采取同样行为等关系。60年代，汤普森建立了组织的权力—依赖模型，扎尔德（Zald）从政治视角对组织内外的政治结构进行了研究。70年代后，资源依赖理论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可，且被人们普遍地用于对组织变革问题的研究^[4]。

在研究组织的理论中，多数理论主要关注组织如何利用资源使组织运转。而资源依赖理论则主要关注组织的生存问题，探讨组织为了生存，怎样从环境中获得资源和维持资源获得的问题。组织的生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主要原因是环境具有不可依赖性、偶然性和约束力等特点。首先，环境的不可依赖性。不可依赖性是指环境在组织没有对其做出相应依附的行为时，不会主动向组织提供其生存所需的物质，或者组织主动向其示好的情况下，组织的状态不适合环境所需，组织同样会遭到环境的抛弃。这时，组织与环境的关系表现出矛盾的联结。组织要依赖于环境生存，而环境却表现出不可依赖性，从而使组织的生存显得没有保障，组织为了生存，只有想方设法使自身进行适应环境的变化。其次，环境的偶然性。偶然性是指环境变化具有不为组织所预料的特点。环境的偶然性使组织在面对环境做出相应变化以求得生存的资源时，而环境却发生了向着另外一个方向的变化，使组织为适应环境进行的变化前功尽弃。环境的偶然性使生存于其中的组织遭受较大的适应性变化损失，迫使组织采取相应的策略，让环境变化为自身所掌控，或者让环境变化随着自身意愿进行。如组织通常采用契约确定联盟、并购等关系来规避风险，以减小不确定性。最后，环境的约束力。约束力是指环境对生存于其中的组织具有制约限制的作用。大型组织、小型组织、公有组织与私有组织等，都有各自的利益倾向，各自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也试图掌握控制其他组织的权力。掌握权力的组织对被控制的组织具有权力约束。面对组织的权力，一些组织为了不受权力约束，往往会采取相应的行为让自身不为约束，或者利用权力为自己获取资源。这是在经济组织与政府组织中经常存在的问题。

资源依赖理论突出了资源的重要性、稀缺性和差异性。就资源的重要性来说，由于无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实现资源的完全自给，所以，资源的获得与否直接关系到组织的生存。而组织强大与否则由其掌控资源的多少反映出来。组织内的权力配置、采取的策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都与资源有关。而资源的稀缺性使组织极力维持好与掌控自身所需资源组织之间的关系。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使组织可能会追求更多的资源，减少不确定性，保障自身的利益。就资源的差异性来说，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各组织间掌握的资源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且这些资源缺乏流动性，在市场上无法通过一定的价格买到。差异性的存在使组织之间的联系互动成为必要，从而使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更强。

资源依赖理论阐述了三类关系，即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组织内的关系和组织间的关系。而这三类关系都以资源为联结点。因组织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而环境中的资源又是其生存所必需，这使组织要与环境发生关联。在其他组织理论中，环境与组织的关系问题，都是讨论的核心问题，但更多的是论证组织为适应环境而进行自我改变。在资源依赖理论中，突出的是组织使环境发生改变以适应自己。至此引出了组织与环境中的其他组织的关系处理问题。首先，组织间存在互相依赖关系。组织间在竞争状态中相互依存与在和平共处中相互依赖，是组织间存在的两种依赖关系。组织在处理这两种依存关系时，呈现出组织并购、合作和联盟等形式。在这种相互依存中，使组织间出现权力的不平等，一些组织会掌握着对其他组织的决定权，从而在相互依存关系中起主导作用。起主导作用的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收益。其次，组织间依存关系的强弱决定了组织间关系的亲疏。组织间关系的建立往往以资源为出发点。如果组织所需资源较多地掌握在其他组织手中，组织就会有意识地与其他组织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如果组织与其他组织仅是在为数较少的资源上有往来，或者组织还可以从另外的一些组织那里找到这些组织提供给它的资源，那么组织就和这些组织的关系较疏远^[5]。另外，组织内的关系也是以资源为核心的。组织内权力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与获取资源的能力有关。组织内能够掌握资源获取渠道的人或部门，将比无力获取资源的人或部门获得更大的权力。

资源依赖理论对组织的竞争力进行了分析，指出组织的竞争力与组织从内部与外界获取资源的能力有关。存在于环境中的组织掌控着不同的资源，当组织与掌握着优质资源的组织建立起一定的关系时，就有可能从拥有优质资源的组织那里获得其他组织难以得到的资源，从而比其他组织更具有竞争力。组织还可以从内部获得资源，组织内的人或部门可能会掌握组织需要的重要资源，他们可以帮助组织获取这些资源，从而减少组织的不确定性，这样就增强了组织的竞争力。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不仅能够从组织内和外界获取资源，而且能够对获取的资源进行处理，以避免从环境获取的资源限制因素给组织带来的不利影响，降低不确定性给组织带来的损失。这促使组织制定出相应的适合组织有效运行的战略，而且组织还能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对制定的战略进行适时调整。

二 组织生态理论

组织生态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借助生物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对组织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它涉及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组织个体、组织种群、组织群落、生态系统等问题的研究。它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按照一定的层次，对处于不同形态、不同环境中的组织进行阐释，从而揭示组织内构成要素及组织整体的运行特征及规律。

组织生态学对组织的研究呈现层次上的递进关系，其研究的组织类型为个体、群体、群落和组织所依存的生态环境^[6]。

首先，组织个体生态学。该理论对个体组织的分析，着重对存在于组织内的各构成要素对组织的选择及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论述。如对组织惯性分析，强调组织内部构成要素可能会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也可能不发生变化。正因为组织具有这样的惯性特征，才使组织具有可靠性，可靠性使组织与外界发生联系时，能够使消费者、供应商等产生较大的可信度，从而使组织在与其他组织的竞争中，更有可能被选择。

其次，组织种群生态学。这是组织生态学研究者关注得较多的问题。所谓种群组织，是指具有生态学相似性的组织，它们对所依存的环境都有着相似的要求。种群组织的研究主要涉及组织种群内的各种变化率的统计、影响变化率的因素，以及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组织生态学着重从生态位和种群密度两个方面探讨组织种群的大小。组织生态学认为，生态位的承载能力决定种群组织的大小，即组织所依存的环境受到物质和社会的限制，生存于其间的组织数目有一个总体水平的上限。组织生态学通过统计组织出生率、死亡率和合并率，分析比率间存在的关系，来研究组织生态位内的实际组织数目。如组织生态学关于种群大小不变的结论有：当一定时间内组成种群的个体不变时，种群的大小保持不变；当出生率等于死亡率、出生率等于死亡率与合并率之和时，种群大小保持不变。而对种群密度的讨论，汉南和弗里曼主要从竞争和合法性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论述。对于组织的竞争来说，也类似于自然界中生物体的竞争，由于资源的稀缺及分布的不均衡，组织为获得资源将进行激烈的竞争，这将使组织大多数都会集中在资源相对较好的区域，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区域的种群密度较高。合法性是指组织所依存的社会对其存在的认可。社会对组织的认可主要依据组织所具有的可靠性和责任感。社会往往对新组织的认可度较低。组织的合法性随着组织存在时间的增加会逐渐增加。种群密度对组织进入、退出种群的数目产生较大影响，当种群密度高时，对外界组织的进入将会产生较大的进入障碍；反之则相反。这就是种群的密度制约。在这一过程中，竞争和合法性产生着制约作用，竞争产生着正密度制约，合法性则是负密度制约^[7]。组织的创建力、变化率、死亡率、合并率等都与种群密度有着较大的关联。

再次，组织群落生态学。它是指以多个组织种群为研究对象的生态学。主要研究在一个生态环境中多个组织种群的特征、相互之间的关系及种群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由于在群落中的种群具有异质性，即不同的特征，所以，汉南和弗里曼认为，应在群落中区分出核心属性和外延属性。在对群落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对各种群组织间协作共生、联盟与合作、技术的外溢与互补、种群结构等问题进行探讨^[8]。群落生态学的一些研究手段和方法为后期的网络生态学所接受和采纳。

最后，组织生态学。组织生态学对组织个体、种群和群落的研究都有着一定的界限，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手段，采用建构模型、统计等方法，能够揭示各层级中组织行为的特征及规律。而对于组织生态系统这个较为复杂的层级，至今仍没有一个较好的研究方法，所以，也没有一个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

三 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纳尔逊和悉尼·温特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1982）一书，他们从动态的、演化的角度分析经济的变迁^[9]。在这本著作中，关于组织惯例、组织搜寻及组织行为与能力等方面的论述，为我们研究组织的演变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

纳尔逊和温特认为，经济行为人追求利润，但不一定是最大化利润，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推出的决策不一定为最优，只要满意即可。这与正统理论所提出的利润最大化和理性人的假设是相悖的。此外，他们认为，经济均衡现象不是长期的，而是短暂的。他们所指的经济均衡存在于企业按各自生产规模进行生产时，规模不缩小也不扩大。但是，在竞争情况下，在市场变化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不确定因素的出现，这种状况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纳尔逊和温特对组织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在讨论组织的演化时，同样要进行组织与环境关系的分析。他们认为，组织在演化过程中由于自我维持能力的存在，使组织因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组织在环境不变时的自我维持能力强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的自我维持能力。组织的自我维持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组织的惯例。所谓惯例，是指组织中习惯使用的活动方式和个人技巧。由于组织惯例的存在，使组织在演化过程中能够抵制变化，继续沿袭自己原有的生命体征，犹如生物体的变化。

第一，惯例是组织存储知识的重要形式。组织需要记忆知识，记忆知识需要依赖惯例，所以说，惯例是组织的一个重要功能。而组织“记住”惯例的方法，主要不是靠采取正规的记录方法，而是靠“做”，即运用。主要原因是组织的记忆过程，需要组织成员的参与。正规记录的东西较多，而组织成员在日常工作中重复使用的不多，但却是组织有效运转不可或缺的，那些重复使用的就被作为组织的惯例延续下来。一是节约成本，二是便于传承。纳尔逊和温特强调信息是储存在组织成员的记忆里，而且一个成员拥有信息的情况需要通过其他成员拥有的信息来确定。

第二，惯例可作休战协议。组织内成员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总是明显地和潜在地存在着，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或者高层领导之间，在晋升、权力和奖金等方面会产生冲突。而惯例的存在能够使组织内不和谐的情况得到解决。

第三，惯例可以控制、复制和模仿。首先，生存于环境中的组织，在受到各种事件的打击下，惯例会被修改。组织的控制系统为维持惯例，会同那些事件进行斗争。组织对于易察觉的威胁容易控制，而对于一些完全避开组织控制系统的威胁，则不容易控制。其次，组织在演化过程中会对惯例进行复制。组织对惯例复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组织知识转移的过程。组织将所复制的惯例用在一个全新的投入上。组织复制惯例要考虑成本，在获得的利益超过复制成本时，组织会选取复制。组织在进行惯例复制时，会遇到潜在的障碍，这个障碍是指即使组织花很高的成本也难以克服的障碍。如一些掌握技艺的组织成员不愿将自己所掌握的技能传授给别人，或者某些技能是难以通过教授而让别人掌握的。此外，成功的惯例（能够获得较高利润的惯例）会被组织复制、保留，以使组织在这个成功惯例的支撑下获得更大的收益。最后，组织在观察到其他组织具有某种获得能力时，通过对其他组织惯例的模仿而实现和其他组织一样的收益。模仿者往往在付出较低成本的情况下获得与被模仿者同样的收益，甚至是更多的收益。

第四，惯例变异。在组织内较高序列的惯例会对较低序列的惯例做出调整。在组织内常表现为制定研发规则、更换广告代理和制定竞争策略等行为。这些行为常常受到组织内的惯例限制。所以说，惯例发生变异过程是受惯例自身所驱动的。然而，组织变异可以是一个偶然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组织深思熟虑的行为。无论怎样，组织惯例变异都会经历一个起码的抵抗过程，组织内普遍存在的惯例会对那些打乱组织协议的干扰因素造成的损害程度降到最低^[10]。

此外，纳尔逊和温特在组织演化理论中还提出了对组织搜寻行为的看法，认为组织搜寻是在组织演化过程中常见的行为。组织搜寻即是组织为改变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而寻找新技术和新惯例的行为。组织搜寻是一个创新过程，往往是通过研发去弥补组织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这一创新过程将改变原有的惯例。创新者与非创新者相比，将得到更大的收益。但是，这一过程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由于组织有搜寻行为，非创新者会从创新者那里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这使原来的创新者在竞争中失利。纳尔逊和温特还指出，组织搜寻具有不可逆性（指找到的东西就是已经找到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组织只有在没有赚到预定报酬时才进行搜寻。组织在搜寻过程中没有选择特定的方向，原因是组织没有参照的“知识状态”。企业在搜寻时要采用相应的战略，即搜寻战略，包括企业规模、竞争战略、盈利的可能性、企业的技术、技巧和经验等。企业搜寻受市场情况影响，决定企业搜寻是否能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