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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化的标志。——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些有时必然地发生的、用“腐化”一词来表示的社会状态的下列标志。一旦在某个地方出现了腐化，就会不断发生一种混杂的迷信，相反，一个民族迄今为止的总体信仰就会变得苍白而无能：因为这种迷信乃是次一等的自由精神，——谁若听命于这种迷信，他就选择了某些与自己意气相投的形式和套路，并且允许自己有选择的权利。与笃信宗教者相比较，迷信者始终有多得多的“人格”（Person），而且一个迷信的社会将成为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已经有大量个体，也已经有许多关于个体性的快乐。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看，迷信总是表现为一种进步，一种反对信仰的进步，总是表现为一个标志，标志着理智变独立了，想要获得自己的权利。古老宗教和虔诚的崇拜者这时就控诉腐化，——他们一直也规定了语言用法，甚至在最自由的精神那里，也对迷信作了一种恶意的诽谤。让我们记取一点：迷信是启蒙的一个征兆⁽⁶⁷⁾。——第二，人们以衰弱（Erschlaffung）谴责一个腐化蔓延的社会：而且在这个社会中，对战争的重视和对战争的乐趣明显减少了，现在人们对舒适生活的追求是如此热烈，就像从前人们追求战争的和竞技的荣誉一样。但人们习惯于忽视一点：从前通过战争和竞赛获得壮丽成就的那种古老的民族活力和民族激情，现在已经转化为无数私人激情了，一味地变成更不可见的了；的确，在“腐化”状态中，一个民族现在被耗尽的活力的权力和强力很可能比从前更大些，个体如此挥霍地发挥这种力量，这是前所未有的，——当时还没有丰富到这个地步！因此，恰恰就在“衰弱”时代，悲剧在各处乱窜，伟大的爱情和深仇大恨在此产生，认识的火焰熊熊燃烧，升向天空。第三，仿佛是要为对迷信和衰弱的责难作出辩解，人们经常说，这样的腐化时代是比较温和的，与更老的、更虔信的和更强大的时代相比，现在暴行是大大减少了。但就像前述的责难一样，对于这种赞扬，我也是不能附和的：我只能承认，现在暴行变得精细优雅了，而且它的陈旧形式从现在起是违背趣味的；但在腐化时代，由言辞和眼神所造成的伤害和折磨获得了极高的发展，——现在才产生了邪恶以及对于邪恶的乐趣。腐化的人是机智的和喜欢诽谤的；他们知道，除了用匕首和袭击，还有其他谋杀方式，——他们也知道，一切保证都会被相信。第四，“礼崩乐坏”之时，首先出现的是那些被称为暴君的人物：他们是先行者，可以说是早熟的个体中的头生子。只还有一小会儿：而且这种果实中的果实⁽⁶⁸⁾挂在民族之树上，成熟而发黄，——而且，只是为这些果实之故才有这棵树的！如果这种礼崩乐坏到了极点，所有暴君的斗争也达到了极点，那就总是会出现一个凯撒，这个最后的暴君，他厌倦了为自己而工作，从而结束了围绕独裁统治所做的困倦争斗。在凯撒那个时代，个体通常已极为成熟，因而“文化”极其发达而硕果累累，但这不是因为他的缘故，并不是由他造成的：尽管高度文明的人喜欢把自己假装为凯撒的功业，以此来对他们的凯撒献媚。然而真相是，因为他们于自身中有了足够多的不安和劳作，所以他们必需有外部的安宁。在这样的时代里，贿赂和告密行为放大到了极致：因为人们现在对刚刚发现的ego［自我］的热爱已经远远强于对陈旧的、被耗尽了的、被死命吹捧的“祖国”的热爱；而且，一旦一个权势人物和富人表示乐于把金钱施舍给他们时，则那种要以某种方式抵抗可怕的幸福之动荡而保障自己的需求，也就张开了高贵的双手。现在少有可靠的将来了：人们只为今天活着：有了这样一种心灵状态，所有诱骗者都在做一种轻松的游戏，——因为人也只能让自己“为今天”去诱骗和行贿，并且为自己保留将来和德性！个体们，这些真正的自在自为者⁽⁶⁹⁾，众所周知他们更多地为眼下操心，甚于他们的对立面即群畜之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与将来一样都是不可估量的；同样地，他们也乐意与强权人物接触，因为强权人物深信自己的行动和资讯，而大众既不能理解也不能宽恕这些，——但暴君或者凯撒却能理解个体的权利，甚至理解个体的放荡不羁的行为，而且有兴趣谈论、甚至支持一种更大胆的私人道德⁽⁷⁰⁾。因为他想到自己，希望自己已经思考了拿破仑曾经以经典的方式道出的话：“我有权通过一种永远的‘这就是我’（Das-bin-ich）来回答人们针对我的全部责难和控诉。我远离世人，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条件。我要求人们也屈服于我的幻想，如果我热衷于这种或者那种消遣，人们会觉得那是十分简单的”⁽⁷¹⁾。拿破仑有一次对自己的夫人如是说，当时他夫人拿到了理由，责问她丈夫对婚姻的忠诚。——腐化时代就是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的季节：我指的是个体、将来的胎盘、精神殖民的创作者以及国家和社会联盟的发动者。腐化只不过是表示一个民族的秋收季节的咒骂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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