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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不满。——虚弱的、可以说女性般的不满者具有一种美化生命和深化生命的敏感性;而强大的不满者——用形象说法,是他们中的男人——则具有一种改善和保障生命的敏感性。前者的虚弱和女人气表现在,她们有时喜欢让自己受骗,可能也乐意获得一点儿陶醉和狂热,但整体上决不会得到满足,而且苦于自己的这种不可救药的不满;此外,她们是所有那些擅长于创造麻醉剂和镇静剂安慰的人的促进者,而且恰恰因此(72),她们对那些高估医生甚于教士的人们生气,——由此她们便为现实困境的延续提供了支持!倘若说自中世纪以来欧洲没有超量的这个种类的不满者,那么,也许根本就不会形成那种著名的欧洲能力,即不断求变的能力:因为强大的不满者的要求过于粗糙,根本上过于简朴,以至于最后肯定能够获得安宁。在这方面,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的例子,在那里大规模的不满与求变能力已经灭绝好多个世纪了;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和国家偶像崇拜者采取改善和保障生活的措施,或许也能在欧洲轻松地达到中国的状态,达到一种中国式的“幸福”,前提是,他们在此能够首先根除那种更病态、更柔弱、更女性、这当儿依然极丰富地存在的不满情绪和浪漫主义。欧洲是一个病人,这个病人理当把他至高的感谢归于自己的不可救药,以及自己的痛苦的永远变化;这些持续不断的新形势,这些同样持续不断的新危险、新痛苦和新出路,最后产生了一种理智上的敏感性,后者差不多是一种天才,无论如何也堪称一切天才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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