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刷的发展
10世纪前半段的五代十国时期，虽然是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但在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上却很重要。重要之点有以下四项：
（一）雕版印刷的地点，除了过去的老地点外，几乎遍及当时较为安定的地区，如南方的吴越、北方的青州[12]，甚至偏僻的河西也不例外。敦煌出有后晋开运四年（947年）所雕的《观世音菩萨像》【图版8】（翟. 8089）、《毗沙门天王像》【图版9】（翟. 8093），还有天福十五年己酉（949—950年）雕板的《金刚经》【图版10】（P.4515，翟. 8084）。这些印刷品都是当时割据瓜沙的曹元忠所刻。敦煌所出前两例，还是单张的印刷品，后一例《金刚经》则已是一本册子形式的书籍，可见当时敦煌雕版印刷的发展迅速。1971年，安徽无为的一座砖塔下，发现显德三年（956年）吴越国王钱弘俶刊印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一卷[13]。这种经，过去在浙江吴兴也曾发现过。从经前刊记知当时印造了八万四千卷。另外据张秀民统计，钱弘俶命灵隐寺僧人延寿在974年之前雕印其他佛教经像咒图有数字可考者，竟达六十八万二千卷[14]，数量之巨，在雕版印刷史上是空前的，后来也是很少见的。这更有力地证明了吴越地区雕版印刷的急剧发展。
（二）上述敦煌发现的《毗沙门天王像》的刊记中表明“弟子……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板……”《观世音菩萨像》后刊有“匠人雷延美”一行。同一人在刻《观世音菩萨像》之后的一二年内，又刻了《金刚经》，《金刚经》后面的刊记中雷延美出现了职衔，作“雕板押衙雷延美”。这三个刊记反映了：第一，当时河西地区有个体雕印工匠为官府所征雇；第二，由于官府雕版印刷的发展，有些工匠被官府录用，成为官府雕印手工业的管理者。这两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不仅也会存在，其规模可能更大。从上述吴越国王钱弘俶大量雕印佛教图籍可以估计，那里征雇匠人的数字，当远远超过河西。在中原，《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条记：“后唐长兴三年（932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四川私人雕印书籍也是如此。唐亡后的第二年（909年），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雇工开雕杜光庭《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毋昭裔于935年做了后蜀宰相之后，在成都雇工雕《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15]。953年，他又“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通鉴》卷二九一后周广顺三年）。可见当时各地官府和官员私人雕印书籍都是依靠招募工匠。较大规模的雕印事业本身又培养了不少个体雕印手工业者。较多的个体雕印工匠的出现，无疑地便利了雕印技艺的传布。雕印手工业发展到五代十国时期，这些是不可忽视的新情况。
（三）开始雕印儒家经书[16]。晚唐以来雕印手工业虽然发展很快，但直到10世纪初期，经书还是以传统的手抄本为上。前引后唐长兴三年国子监开始刊印《九经》，儒家经书第一次出现了刊本。《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条记载的长兴三年二月敕文中还说：“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刻）本，不能更使杂本交错。”这就更巩固了国子监印本经书的标准地位。关于长兴三年刊印经书，《册府元龟》卷六〇八记载较详：“周田敏为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广顺三年六月，敏献印板书（《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策（册）。奏曰：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书籍……幸遇圣朝，克终盛事，播文德于有截，传世教以无穷。谨具陈进。先是后唐宰相冯道、李愚重经学，因言……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乃奏闻。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经注 ……先经奏定，而后雕刻……”[17]当时，不仅雕印了《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还雕印了《论语》《孝经》《尔雅》，其后显德间（954—959年）还雕印了《经典释文》。由于后唐国子监雕印儒家经书的影响，953年，毋昭裔在四川也板印了《九经》。10世纪中期南北都在雕印经书，这样就彻底打破了文人蔑视印本书籍的传统。后唐以来国子监雕印经书，并规定以国子监印本经书为标准本，这样就出现了国家对雕印事业的控制。这种控制当然是雕印手工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后来为宋代所承袭。
（四）从《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条所记长兴三年四月敕文中又知道：“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这是雕印书籍把书写和雕板这两个工序的人员明确分开的最早记录，而前此雕印实物字迹不甚规整，大约可以说明当时写、雕同出一人之手。这种分工，大大提高了印本书籍的质量，对确立印本书籍的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一直为以后的公私雕印手工业者所遵循。关于《五代会要》所记的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选定能书人的问题，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卷上曾辑录了不少记载，现重录赵明诚《金石录》和洪迈《容斋续笔》两项如下：《金石录》卷一〇著录：“《后唐汾阳王真堂记》，李棁撰，李鄂（鹗）正书，末帝清泰三年（936年）八月。”卷三〇又记：“右《后唐汾阳王真堂记》，李鹗书。鹗五代时仕至国子丞，《九经》印板多其所书。”《容斋续笔》卷一四周蜀九经条记：“予家有旧监本《周礼》，其末云：大周广顺三年癸丑（953年）五月雕造九经书毕，前乡贡三礼郭嵠书……《经典释文》末云：显德六年己未（959年）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19世纪中期，日本涩江全善、森立之等发现日本室町时代（相当于我国元迄明初）覆刻南宋国子监递翻五代监本（半叶八行，行大十六字、小二十一字）的《尔雅》，卷末有“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臣李鹗书”一行，更有了实物证据[18]。五代国子监注意书写人，应是沿袭以前的石经制度。我国古代雕版印刷与石经发生关系，即是从五代国子监雕印经书开始的。它不仅以石经本为底本，而且也接受了以前刊刻石经的一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