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后记八则
本文初刊于《文物》1981年5期。此次重刊未予改动。据近年新知的实物与文献资料，另撰后记八则如下。
一、新刊布的“文革”以来陕西西安、江苏镇江、安徽阜阳和无为唐墓中发现雕印的《陀罗尼咒经》计有六件，了解较清楚的有四件。
1．196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站在西安西郊张家坡西安造纸网厂工地收集到唐墓出土的梵文《陀罗尼咒经》印本一纸（A）【图版7a】，该纸原插入小铜管中，其他同出遗物不详[19]。
2．同在“文革”期间，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在阜阳一土坑唐墓中发现残存半幅的梵文《陀罗尼咒经》印本（B）；同出遗物有白瓷碗、盘，碗饰四曲葵瓣[20]。
3．1974年和1975年，西安市文管会分别在西安西郊西安柴油机械厂和西安冶金机械厂征集到从土坑唐墓中出土的印本《陀罗尼咒经》各一件。前者系梵文印本（C）【图版7b】，装于铜腭托内；同时收集到规矩四神镜一面，此镜是否与印本《陀罗尼咒经》同出一墓，不能肯定。后者咒经译汉，并在印本中心标题作“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D）【图版7d】，该印本盛在小铜盒中[21]。
以上四件印本《陀罗尼咒经》，只有阜阳印本伴出的遗物没有疑问。阜阳所出白瓷器与1944年四川成都土坑唐墓发现同印本《陀罗尼咒经》【图版7c】伴出的会昌开元通宝时间接近。看来，随葬《陀罗尼咒经》印本的蔚成风气，目前推定在中晚唐较为稳妥。至于四件《陀罗尼咒经》印本的时间顺序，经与成都所出《陀罗尼咒经》印本比较，似乎也可作些初步推测。A、B、C同为梵文印本，每件上下左右皆印梵文十三行，似属相同类型；但在内容安排上却有不同：A《咒经》外围印出单线边框，边框外墨绘一重供养的花朵、法器和手印；B《咒经》印本残存一半，其外围印出单线边框和框外一重花朵、法器（残存部分无手印）皆用墨笔绘出，俱与A同；C“《经咒》印文的四边，围以三重双线边框……其间布满莲花、花蕾、法器、手印、星座等图案”[22]，皆是雕印出者。在《咒经》文字排列上：A作
式排印，《咒经》文字不能连接，边缘有模糊处，颇似由四块印板捺印者；B四面连续排印
，《咒经》文字可以连续环读，但四面接合处多有重叠，也似由四块印板捺印者；C印本残破，情况不甚明晰，似与B同；D汉文印本“环以经咒印文，每边十八行……咒文外围以双线边框……边框外……印有一周佛手印契，每边各有手印十二种”，《咒经》文字排列同B，即所谓“咒文环读”[23]。至于成都唐墓所出《陀罗尼咒经》印本，文字为梵文，上下左右各印梵文十八行，在《咒经》印文外围的安排，所框一层双线及供奉形象俱为印出者，与D同；惟供奉形象似只菩萨与手印两种，颇与以上四件有较大差异。根据以上分析，表释上述五种《咒经》之异同如下：
如果可以按雕印梵文者在先，汉文在后；《咒经》文字不能连读的排列在先，可以连续环读的排列在后；外围框单线在先，双线在后；外围内容墨绘在先，雕印在后；外围形象较多的在先，只有一项手印者在后等现象考虑，那么A→B→C→成都印本→D，在一般情况下，似乎即可视作这五种《陀罗尼咒经》的时间先后顺序[24]。
二、王重民先生《伯希和劫经录》著录P. 2184《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云：“有注，双行写。又有后序并赞三首。第三赞为范阳卢季珣撰。又有‘洛州巩县王大器重印’等语，则似依印本传写。”[25]按《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记“开元元年（713年）改洛州为河南府”，题记作洛州，如不是沿用旧称，这条记录可能是已知有关印本的最早文献了。
三、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中国石窟与密教》中记：“1985年，在洛阳东郊史家湾砖厂出土了雕版印刷的《大随求陀罗尼》，长0.38米、宽0.30米。中心画一面八臂大随求菩萨……环绕大随求菩萨之外是八圈梵文，再外是方形七周梵文。在圆形与方形梵文的四角绘出四身供养人。在方形梵文的四个方位，中心画一坐佛，左右各有二个种子字，以金刚杵间隔之。四角画天王。在此陀罗尼右侧印有文字云：‘经云，佛告大梵天王，此《随求陀罗尼》过去九十九亿诸佛共同宣说……岁在丙戌朱明之月初有八日报国寺僧知益发愿印施，布衣石弘广雕字。’其下墨书云‘天成二年正月八日徐般弟子依佛记’（按天成二年是五代后唐明宗年号，公元927年〔丁亥〕）印刷的丙戌年即天成元年。”[26]
四、《高昌残影——出口常順蔵吐鲁番出土的佛典断片図録》著录洛京雕印的《弥勒下生经》【图版12】。残片仅存该经最后一行经文的下部。此后印有“洛京朱家装印”“洛京历日王家雕字记”两行。再后残存墨书尾题二行：“从悔奉为亡妣特印此经一百卷，伏（以下残）”“□往净方面礼弥陀亲（以下残）”。据荣新江同志考证，这是后唐时期洛阳刊印历日的王家雕字，由另一朱家装印的《弥勒下生经》[27]的残片[28]。
五、后唐国子监刊印《九经》之前，曾刊《贞观政要》，见汪应辰《文定集》卷一〇《跋贞观政要》：“此书婺州公库所刻板也。予顷守婺，患此书脱误颇多，而无他本可以参板（校）。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八月，偶访刘子驹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国子监板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则阙之，以俟他日闲暇寻访善本，且参以实录史书，庶几可读也。时蒙恩除知福唐，且有旨促行，穴（窘）迫殊甚。二十有一日灯下书。”[29]
六、显于后唐后晋的和凝，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卒于第，生前曾自刊文集。《旧五代史·周书·和凝传》记其事云：“（凝）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板，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五代史记》卷五六《和凝传》：“凝……为文常以多为富，有集百余卷，尝自镂板以行于世，识者多非之。”）五代私家刻文集，见于著录者似只此一事。和凝又曾序《道》《德》二经，板行天下，事见《混元圣纪》卷九：“（天福）五年（940年）五月，赐张荐明号通玄先生，令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
七、后晋汴梁曾刊唐元度《九经字样》，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九经字样》一卷，唐沔王友翰林待诏唐元度撰，补张参之所不载，开成中上之……（振孙）往宰南城，出谒，有持故纸鬻于道者得此书。乃古京本，五代开运丙午（三年，946年）所刻也，遂为家藏书籍之最古者。”
八、十国蜀、吴印板独多。前蜀有乾德五年（923年）雕板的《禅月集》，见该集昙域后序云：“众请域编集（禅月大师贯休）前后所制歌诗文赞，日有见问，不暇枝梧，遂寻检藁草及暗记忆者，约一千首，乃雕刻版印，题号《禅月集》……时大蜀乾德五年癸未岁十二月十五日序。”南唐有《绮庄集》，见《郡斋读书志》卷四中：“《刘绮庄歌诗》四卷，右唐四库书目有《绮庄集》十卷，今所余止四卷，诗三十二、启状四十四而已，惜其散落太半。其本乃南唐故物，纸墨甚精，后题曰：升元四年（940年）重题印其文云云。”[30]
注释
[1] 向达先生《唐代刊书考》原刊于1928年11月出版的《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一年刊》，1957年收入三联书店出版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2] 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一版。
[3] 参看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五、《唐方镇年表考证》卷下。
[4] 斯坦因窃去，现存伦敦，编号不详。
[5] 向达《唐代刊书考》。
[6] 参看Carter, Thomas Francis,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Revised by L. Carrington Goodrich, New York, 1955 （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商务印书馆，1957年）。
[7] 两残历皆为斯坦因窃去，现存伦敦。
[8] 该墓出土背铸“益”字的会昌中（841—846年）所铸的开元通宝六枚。参看冯汉骥《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5期。
[9] 此印本残历也被斯坦因窃去。参看L. 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57。
[10] 此印本《陀罗尼咒》未著刊印地点。原件现藏西安市文管会。详见本文《后记》。
[11] 本文第一节中选录的材料，多据注〔1〕、〔2〕向、张两先生著作。关于唐代实物，敦煌还出有一些未记刊年的印本佛教书籍，其中可能还有唐代遗物。参看注〔9〕所引翟理斯目第五类印刷文书。另外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写经生字7号《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末有“弟子王发愿雕印”一行，知此唐人写本也是据印本转录。参看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上辑。
[12] 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王师范……执法不渝。其舅柴某酒醉杀美人张氏……柴竟伏法……至今青州犹印卖王公判事。”参看注〔1〕、〔2〕。
[13] 参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简介》，《文物》1972年1期。
[14] 参看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文物》1978年12期。
[15] 参看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65页及同页注④。
[16] 本节（三）、（四）两段选录的材料，多据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该文收在《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3册。
[17] 《玉海》卷四三《景德群经漆板刊正四经》条：“《国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学小书。后唐诏儒臣田敏校九经，镂木于国子监。”《旧五代史·周书·冯道传》：“（后唐明宗时）以诸经舛缪，（道）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世赖之。”
[18] 日本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二著录。此日本覆刻的《尔雅》，光绪末，杨守敬为黎庶昌购得，复刻入《古逸丛书》【图版13】。
[19] 参看安家瑶、冯孝堂《西安沣西出土的唐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咒》，《考古》1998年5期。
[20] 承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同志见告。
[21] 参看保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唐墓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1987年。
[22] 俱引自保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唐墓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
[23] 同注[22]。
[24] 另两件：安徽无为唐墓所出咒经，现藏合肥安徽省博物馆；江苏镇江唐墓所出，现藏镇江博物馆，1985年5月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
[25] 《伯希和劫经录》收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年。
[26] 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350—351页。
[27] 此经尾题有“面礼弥陀……”，似与经文矛盾，值得注意。
[28] 参看荣新江《五代洛阳民间印刷业一瞥》，《文物天地》1997年5期。
[29] 据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0] 据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袁州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