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
一、雕版印刷的开始和唐后期的雕版印刷
印刷术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我国古代的印刷术开始于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的开始时期，以前有两种说法：一说在唐以前；一说在唐代。关于唐以前的说法，20年代向达先生《唐代刊书考》[1]和50年代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2]中的《印刷术起源》一章里，大体上已分辨明白，认为是不可靠的，这里就不详述了。唐代一说也还有分歧，张秀民主张开始于7世纪中期的贞观十年（636年）或稍迟。他是根据16世纪的著作——明邵经邦《弘简录》的记载，而《弘简录》的记载却未说明根据。明代人没有根据地说唐初的事，是不能轻易相信的。一般探讨雕版印刷起源的文章，大都从下面几条可靠的材料估计：
1．《册府元龟》卷一六〇：“（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板。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太和九年即公元835年。据冯宿奏剑南两川及淮南道板印历日，最迟当开始于文宗太和九年；如玩味“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句，则印卖历日之始，似又在太和九年之前。
2．日本僧人《惠运律师书目录》中著录：“降三世十八会印子一卷。”印子即印本，惠运于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归国，他所携归的印本《降三世十八会》的雕印时间，至迟也应在大中元年。
3．范摅《云溪友议》卷下：“（纥干泉）镇江右……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范摅，咸通间人。纥干泉在大中元年迄三年时，任江西观察使[3]，雕印数千本《刘弘传》的时期，应在847—849年间。
4．敦煌所出咸通二年（861年）写本《新集备急灸经》（P. 2675）末书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一行，说明此写本系据李家印本转录者。因此可知，京中东市李家印本的时间，不会迟于懿宗咸通二年，可能在咸通二年之前。又P.2633写本《崔夫人要女文》末书：“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壹本。”此上都李家疑即京中李家。
5．日本僧人宗叡《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中著录：“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宗叡于咸通六年十一月归国，西川这两种印本应早于咸通六年十一月。
6．敦煌所出有“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刊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4]（《书影选辑》图版1，以下径作图版×）。
7．司空图《一鸣集》卷九《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礭化募雕刻律疏印本共八百纸》：“今者以《日光旧疏》……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向达先生考证，司空图此文写在他第一次来洛阳期间，即懿宗咸通末迄僖宗乾符六年之间（873—879年）[5]。司空文章中说是因“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可见在他写此文之前，《日光旧疏》已有印本了。
以上这七条材料的绝对年代，从835年迄879年之间，即在9世纪中期。根据这些材料，可以看到：
（一）当时地方官府和民间都已有雕版印刷了。
（二）印书的地点，除两京外，以长江流域为盛。从上游的剑南两川，到中游的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即今江西南昌），一直到下游以扬州为中心的淮南，都出现了雕版印刷。
（三）雕印的种类很多，有历日、医书、字书，还有道传（《刘弘传》）和佛书。
（四）印刷的数量发展很快，江西印《刘弘传》多达数千本，西川可以雕印有三十卷之多的《玉篇》。
（五）印刷的质量可以现存咸通九年《金刚经》为例，字体清晰、整齐，卷前还附有布局复杂、刻印精美的《释迦给孤独园说法》版画，反映了当时雕版印刷的高水平【图版1】。
从以上情况看，可以肯定印刷术不是开始于9世纪中期。9世纪中期它已经走过了一大段路途。对这一大段路途应当作如何估计？在这里，不能不提到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日本神护景云四年日本皇室雕印的《陀罗尼经》。该经雕、印都古拙、原始，应去雕版印刷开始时期不远。神护景云四年相当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即770年。当时日本的先进文明，特别是日本皇家所享有的文化，包括与佛教有关的文化，大都渊源于中土，雕印《陀罗尼经》当亦不例外。大历五年上距唐代盛世的开元天宝（713—755年）不远，开元天宝间是日本派遣遣唐使，汲取唐文明的最盛期。在这个时期以后不久，日本皇室开始雕印的颇为原始的印刷品——《陀罗尼经》，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推测唐代早期雕版印刷的参考呢？如果可以这样间接推论，那么唐代雕版印刷的开始时期，就有可能在唐玄宗时代[6]。当然，这只是一个估计，真正科学地论断，还要寄希望于以后的发现。
9世纪70年代以后，有关雕版印刷的材料，以宋人《爱日斋丛钞》卷一引《柳玭家训序》最为重要：“中和三年癸卯（883年）……阅书于（蜀）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漫染不可尽晓。”看来印书的种类日益增多，成都雕印的发展日盛一日。敦煌还出有两个刊有僖宗纪元的印本残历：一个是中和二年历（翟理斯编号8100），首行刻“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图版5】；另一个是丁酉（乾符四年，877年）历（翟. 8099），未记印地，但从刻风上看，估计也可能是成都的印本[7]【图版4】。此外，敦煌还出有十多卷据“西川印出本”（P. 2094）、“西川真印本”（S.5450）、“西川过家真印本”（北京图书馆有字9号，S.5446、5451、5534、5544、5669、5965、6726，P.2876、3398、3493）传抄的《金刚经》，抄写的时间从唐末昭宗天复二年（902年）（S.5965）到五代晋高祖天福八年（943年）（P.3493）。1944年，成都东门外的一座晚唐墓葬中出土印本《陀罗尼咒》，上刊“成都府 成都县□龙池坊□□□□近（匠）卞家……印卖咒本……”一行[8]【图版7c】。另外，敦煌还出了一件佚失纪年的印本残历，但保存有“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字样（翟. 8101）[9]，上都即长安，这应是晚唐长安东市刁家所印的历日【图版6】。“文革”期间，西安西郊晚唐墓中也发现了和上述印本《陀罗尼咒》同样的东西[10]，大约也是当时长安的产品【图版7b、d】。
以上是我们现知可靠的有关早期雕版印刷记录和已知的唐代实物的全部[11]。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从9世纪中期到10世纪开头，在长安和成都的雕版印刷手工业中，已专业化了的家庭手工业发展很快。就现存实物，我们知道当时长安东市有李家、刁家，成都有樊家、过家、卞家。樊、过两家开设的铺子，不知在成都何处，卞家则明记设在一般坊里，不在市内。和其他手工业行业一样，大城市里的市已限制不住它们，它们已分散开设到市以外的居住区——坊里去了。这清楚地反映了我国晚唐时期城市手工业、商业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