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距离较近的诸侯国都被平灭后，嬴政将眼光伸向了远处的燕、齐两国。公元前222年，秦军发动对燕的最后一战。对于嬴政来讲，这一战等了五年，因为在五年前发生了荆轲行刺事件，从那时起，燕国成为了嬴政的眼中钉。

荆轲行刺背后的主谋是燕国太子丹，他当年也在赵国做人质，太子丹和嬴政年龄相仿，境遇相同，所以当时两人的关系还很不错。后来嬴政回到秦国做了国君，太子丹又被送到秦国做人质，据史书记载，当上国君的嬴政对这位小伙伴并不友好。

太子丹回到燕国后，看到秦国不断扩张，特别是秦军平灭赵国时，一度打到了燕国边境，太子丹感到唇亡齿寒，他不愿意坐以待毙，但燕国实力过于弱小，根本无法与秦国叫板，只能另寻他招，他想到了两个字——“刺杀”。这样做多少有些孤注一掷，但在太子丹看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找到了勇士荆轲，请他来完成这个重大使命。

《史记·刺客列传》对这个故事有非常生动的描写，荆轲出发前，大家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到易水河边送行，高渐离击筑，荆轲悲壮地唱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众人闻声潸然泪下，荆轲义无反顾登车而去。

在咸阳秦国王宫，荆轲见到嬴政，图穷而匕见，他突然行刺秦王，嬴政挣脱后绕着柱子跑，荆轲跟着追杀。按照秦法，群臣在殿上不得携带武器，关键时刻，御医夏无且将手中的药袋扔向荆轲，在荆轲迟疑刹那，嬴政拔出剑将荆轲左腿砍断，荆轲没有办法，只能将匕首掷过去，但只击中了柱子，自己则死在乱剑之下。

秦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嬴政立即派大军进攻燕国，公元前226年，秦军攻克燕国都蓟（今北京市），燕王喜和太子丹逃往辽东，秦军紧追不止，走投无路的燕王喜权衡利弊后，派人将太子丹杀掉，并将首级献给秦军。此时秦军正准备全力进攻楚国，对燕暂时休兵，燕王喜得以喘息了四年。公元前222年，秦军大将王贲率军扫荡燕国残余势力，俘获燕王喜，燕国彻底灭亡。

最后一个剩下齐国。这个在最东边的诸侯国，一直处于“看热闹”的状态。秦军灭掉其他五国时，齐国置身度外，好像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有些诸侯国求救于它，或者想联合一起对秦作战，齐国都不参加，深怕得罪了秦国，好像如此才能自保。

秦国实施远交近攻战略，所以和最远的齐国一度打得非常火热，公元前237年，齐王田建受邀到咸阳，受到嬴政的盛情款待。在其他诸侯国和秦国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齐国独享太平，不仅没有备战，甚至在秦国灭掉其他国后，齐国还派使节向秦国表示祝贺。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或许田建认为这种兄弟般的情谊会地久天长。历史证明，他的这种想法太过天真，五国覆灭后，齐国的末日终于到来了。公元前221年，秦军突然攻击齐国国都临淄，齐国毫无准备，连应战之兵都没有，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亡国的命运，那位一直对秦抱有幻想的田建，被流放到共（今河南辉县），最后居然在孤苦伶仃中活活饿死。

秦始皇用不到十年时间，平灭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多年的战乱局面，一个地处边陲的封闭之国，为什么能异军突起，成功灭掉东方六国，这是不少历史学家一直思考的问题。

《剑桥中国秦汉史》对秦国胜利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归结为八个原因。一则是地理因素，中原通往秦的通道被山脉所阻，只有很少几个关隘可以通行，所以东方六国攻秦不易。

二则因为农业和灌溉，秦国修建了郑国渠和成都平原的灌溉系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三则军事技术，秦国掌握了先进冶炼技术，所以兵器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胜于其他六国。

四则崇尚阳刚武德，秦军在与少数民族夷狄的冲突中取得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并且在战争中以残酷无情著称。

五则有打破传统的准备。秦国远离中原，能够摆脱纯粹的“华夏”国家文化传统的束缚，更容易制定激进的革新措施。

六则有任用外来人的决心，对人才无论是否秦国人都予以任用，这些外来人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七则是统治者的长寿，秦朝连续被几个既能干又特别长寿的国君统治，从而提供了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八则是行政因素，即有提高行政效率的计划、农业改革计划和商鞅留给秦的一心一意追求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计划。

在这些因素中，《剑桥中国秦汉史》认为最后一点远超过其他，事实确也如此，秦的强盛源于商鞅变法，商鞅虽死，但制度却一直保留并得以不断完善。所以，秦灭六国的胜利，在军事胜利的背后，更应是制度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