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

决定从事哲学和瓦格纳式文化革命的规划：《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和谎言》与《不合时宜的沉思》的写作。在《不合时宜的沉思》的第一卷《大卫·施特劳斯：忏悔者和作家》中，尼采攻击志得意满的德意志“文化庸人”，指出他们代表了一种幻想，以为普法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是普鲁士文化的胜利。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 ，1808—1874）由于其《耶稣传：批评性的思考》使福音书成为历史—批评性的语源学研究的对象，同时将基督按照黑格尔哲学作为“人的观念”而观念化，成为他那个时代众矢之的的神学家，由此结束了他的神学家生涯；最后，到了1872年，在《旧信仰和新信仰》中，施特劳斯给予基督教教义以毁灭性打击，同时宣布了对于科学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新信仰。几年前，施特劳斯公开批评瓦格纳，而瓦格纳则只是认为施特劳斯的著作——尼采曾对此书多有欢迎——“可怕的肤浅”；尼采想用他的论战著作为瓦格纳六十大寿献礼。[32]尼采现在有意制造公开“攻击和争论”，并达到了目的。希尔布兰德（Karl Hillebrand，1829—1884）读书时曾参加巴登起义，并长期担任海涅的私人秘书，是后来的巴黎知识界的伟人、教授和外交家，他谢绝所有德国大学的职位，作为自由作家为著名的欧洲杂志《随笔》（Essays）写作。希尔布兰德欣赏尼采的才华，不仅认为《不合时宜的沉思》的第一卷值得评论，而且认为该书接下来的两卷也值得评论，对此尼采在《瞧这个人》中仍然感到骄傲。两人也互相认识和通信，有时间隔一年。希尔布兰德还邀请尼采与一家意大利杂志合作，而尼采像对待所有与杂志社的合作一样，谢绝了。初识保罗·李（Paul Rée，1849—1901）。李是庄园主之子，犹太血统，新教徒，性情和善，待人亲切，天生诙谐、幽默，按照父亲的愿望最初学习法学，后来学习哲学，像尼采一样曾作为一年志愿兵参加德法战争，旋即受伤并从部队退役。李后来学习医学并成为普通医生，最初在他父亲的田产范围内，最后在上因加登（尼采的风景之地）工作。因眼病加剧，尼采几乎不能读和写；格斯道夫照料尼采；尼采的妹妹再次前来照顾尼采几个月。《友谊颂》的创作。弗里茨愿意出版第一卷《不合时宜的沉思》，但不是《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和谎言》；这篇后来成为尼采自己的哲学奠基之作的论文一直没有出版。“幽灵”尼尔森（Rosalie Nielsen）、“人老珠黄和看上去疯疯癫癫的[33]荷尔斯泰恩娘们儿”（欧维贝克）、《悲剧的诞生》和“狄俄尼索斯人格”的一个热烈崇拜者伯努利（Carl Albrecht Bernoulli）纠缠尼采，散布关于弗里茨和瓦格纳的没有根据的谣言；尼采加以严厉斥责。与格斯道夫和罗蒙特一起度假；建立一个修道院教育机构的计划。受瓦格纳委托匆忙炮制《告德意志人民书》，呼吁对拜罗伊特给予经济资助，“鼓舞”“德意志民族”之“最高级、最高贵的艺术-文化力量”，但却由于瓦格纳协会认为过于尖锐而谢绝采用。凯勒（Gottfried Keller）称尼采“陷入瓦格纳-叔本华狂热而不能自拔”，是一个“狂妄自大”的“投机小子”；包括施特劳斯在内的一些人则对尼采感到痛恨和愤怒；尼采认识到自己的“放肆”，将欧维贝克和他自己看作“孤独的猫头鹰”，只是“外表看起来像是残忍的谋杀和劫掠的动物”。再次在瑙姆堡而非拜罗伊特度过圣诞节。在《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篇《论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中，尼采批评他那个时代过度膨胀的历史主义，认为这种历史主义使“个人，民族和文化的塑造性力量”走向衰落和灭亡。他自己的专业也包括在内。尼采还攻击以叔本华同时也是黑格尔的精神撰写和大获成功的《无意识哲学》，作者是25岁的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1842—1906），一个官员的儿子，并且像尼采一样是哲学自学者。他在超越盲目意志的“世界过程”中看到了逻辑观念，以及逻辑观念对“生命意志之肯定”的胜利。尼采不希望被与哈特曼混为一谈。为了防止混淆，尼采不得不总是开展尖锐的论战。当尼采写作该篇论文的最后部分时，第一章已经付印；这一直是他的创作风格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