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

受巴塞尔志愿学术学会委托，作《关于我们目前的教育制度》等五篇演讲，在这些演讲中，尼采以一个精神贵族阶层的产生为目的，主张一种远离国家、不以任何实际效用为定向的新型的“真正德国文化”；尼采最终没有完成第六篇和闭幕演讲。谢绝是否愿意转任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的询问，但因此获得了更高的薪资。《悲剧从音乐精神的诞生》于1872年由瓦格纳的出版者弗里茨（Ernst Fritzsch，1840—1902）出版，扉页上印有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普罗米修斯的形象。作品所颂扬的瓦格纳以及李斯特（Liszt）和冯·比洛（von Bülow）等热情欢呼该书，而尼采作为语文学家的声誉却毁于该书。比他晚四年的普福塔学校校友、后来的古典语文学领袖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öllendorf，1848—1931）在其小册子《未来的语文学！对尼采的“悲剧之诞生”的回答》中宣称，该书给“母校普福塔”带来耻辱，尼采应该放弃他的教席。尼采对此反应说：“战斗，战斗，战斗！我需要战争。”芮启尔对其他人表示意见，认为尼采“浮夸自大”和“宗教狂热”，尼采非常敬重的波恩大学语文学教授乌瑟纳尔（Hermann Usener）在其课堂上表示，“这样写作的人在学术上已经死了”。伯奈斯（Jacob Bernays）宣布，尼采利用了他的直觉，即所谓的尼采“这位有教养和聪明的犹太人的神圣的放肆”，“只是太走过了头”。学生敬而远之，让尼采想到巴塞尔大学而不免头疼。[30]洛德和瓦格纳公开答复站在他这边（“我确实生活在一个友爱的太阳系中”）。一个法文译本产生。瓦格纳全家迁往拜罗伊特，“特里伯辛世界”一去不返，“令人忧愁的日子”。尼采希望中断大学工作，致力于为瓦格纳宣传，然后“去南方”待两年，而把大学的教职在此期间交给洛德。尼采前往拜罗伊特参加戏院的奠基活动。认识梅森伯格（Malwida von Meysenbug，1816—1903），她是叔本华主义者和著名“女唯心论者”，也是瓦格纳以及另外一些欧洲名士的老熟人、妇女解放和德国民主运动最早的女斗士；正如尼采深受眼睛和头部痛苦折磨一样，她也长期在寻找对健康有益的气候；她成了尼采的密友和带有母性色彩的女性朋友，

您看到我就像看到一个儿子一样，这个儿子需要这样一个母亲，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母亲。

尼采在慕尼黑第一次听《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比洛（Hans von Bülow，1830—1894）——科西玛的第一任丈夫——指挥了演出。尼采将他的《曼弗雷德沉思》送给比洛。比洛批评尼采的作品完全是非专业的，“完全是瓦格纳音乐的记忆狂欢”。尼采赞同比洛的意见而不同意朋友的意见（“我没有幻想——至少现在是这样”，“没有任何良好趣味”，“我现在只在我的哲学应用所必须的程度上是音乐家”），并回答比洛说，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音乐“绝对无价值”，至今从来没有人将他从他的“无害的幻想中摇醒”——“您极大帮助了我”。虽然尼采听说李斯特对“平安夜音乐”的评价“非常好”。写作《论荷马的竞赛》，以及《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此时成为巴塞尔大学无薪讲师的罗蒙特[31]搬进“鲍曼洞”。伊丽莎白也在巴塞尔停留四个月。作有益康复的独自旅行，但是期间有时疾病发作，先是前往格劳宾登（Graubuenden），接着前往贝加莫（Bergamo），然后突然返回（“令人讨厌的柔弱的空气，没有阳光！”）。11月底与瓦格纳一家在斯特拉斯堡会面。将未完成的《五篇未写就著作的五篇前言》作为送给科西玛的（迟到的）生日礼物；礼物不受欢迎。此外，尼采这样强调“希腊的竞赛观念”：

他们害怕一统天下，针对这种危险，他们盼望面对天才的保护措施——第二个天才。（CV 5，KSA 1.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