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

哲学自学者和著名的叔本华分子尼采申请因为泰西米勒（Gustav Teichmüller，1832—1888）离开而空缺的哲学教授职位——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也曾担任这一职位——理由是，他一直以哲学为自己的“真正使命”，只是由于偶然，他才没能成为“一个重要和活跃的哲学教师”。“我的天性以最强有力的方式迫使我彻底思考某些统一性，在对问题的长期思考过程中坚持不懈，不受干扰”，而目前的工作让他筋疲力尽，无法“做出任何还算出色的工作成就”，并从而使他越来越身体不适。同时他建议洛德做他目前的教学职位的继任者。病倒，在妹妹的陪伴下，在旅馆（Luganer Hotel du Parc）里休假和修养6周。在她的笔下，这次逗留是快乐的[28]“嘉年华梦”。在此期间，尼采将语文学“尽情抛在脑后”，致力于《悲剧从音乐精神的诞生》（这时还题为《悲剧的起源和目的》）的写作，他希望通过这篇作品使自己获得哲学上的某种证明和合法化。

我因此逐渐生活在我的哲学本能中，我开始相信自己；确实，即使我将来仍然还需要成为一个诗人，我现在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我的冥冥之中的认识的罗盘，我完全无需为之操心。

相反，一切都惊人地协调一致。甚至可能获得哲学教授职位在他看来也“只是临时性的”。尼采的谋职未获成功，泰西米勒的弟子倭铿（Rudolf Eucken，1846—1926）获得这一职位，这使尼采——主要是由于洛德的原因——感到沮丧。尼采在对哲学史不太精通的情况下，没有成为哲学教师，而是直接成了哲学家。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鼓吹，根据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的美学对立加以彻底重新解读的希腊文化，将在德国色彩浓厚的瓦格纳的总体艺术中再生。德国的战争胜利使尼采对德国文化的再生感到困惑，巴黎公社期间杜伊勒里宫（尼采以为还有卢浮宫）被纵火焚烧使尼采震惊（“这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一天”）。继续康复旅行。特里伯辛的最初疏远；科西玛抱怨尼采举止中的“一种并非完全自然的克制”，“看上去就像是瓦格纳的压倒性的个性所产生的印象让他感到戒备”。以一种想法自娱：与一位年轻王子踏上教育之旅。与语文学日益增加的距离，包括在教学工作方面。又一次作曲（《一个新年夜的回声》，献给科西玛）：

当我整整六年里终于有机会以一种狄俄尼索斯的方式自由享受音乐的魅力，多么开心，多么伤感！

[29]瓦格纳在曼海姆指挥音乐会期间，尼采作为科西玛的陪伴者来到曼海姆。这一次平安夜他留在巴塞尔，也许是因为在那里，他对他自己的作曲所受到的评价感到焦虑，担心作曲私下被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