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宏观经济基本条件之一：以公有制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是不是像西方经济学所宣称的那样，市场经济只存在以私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唯一一种模式？众所周知，中央早已明确确立了我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也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显然，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和经济制度与西方经济学所要求的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主的理论基本条件是不一致的。因此，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方法论问题，即以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
这里暂不专门从纯学术角度去论证在所谓的“市场经济”和“均衡”的意义下，是否只可能存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的问题。我们只指出，西方科学哲学界目前即使在所谓“科学分界”的唯一或客观标准这样的基本问题上也存在巨大分歧而难以统一（如所谓“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这一现象实际上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并不存在所谓唯一的、科学的经济制度，任何国家的经济制度总是历史的、相对的。有人在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时，似乎总有一个逻辑简单、直观的方法论观念，即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制度就是所谓科学或唯一的标准。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他们总是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条件看做衡量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条件是否正确的标准，总是不自觉地站在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角度，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中的观点与中国经济实际现象做比较，如果两者不一致，则必然是后者存在问题，根本没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更谈不上理论创新。我们不禁要问，我国经济改革理论研究的逻辑或方法论真的就这样简单吗？世界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此，是教条地从西方经济学规定的角度，还是实事求是地从中国历史、国情和实践的角度来认识和确立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条件，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方法论问题。我们曾经教条式地学习和引进过所谓的“苏联模式和理论”，也曾经有过教条、僵化式地认识和应用马克思理论的经验教训，难道我们今天还要走另一条教条化的道路吗？
我们如果不从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角度而是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与事实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就会得出新的结论。众所周知，我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这是大前提），那么其最主要的因素或特征是什么呢？或者说中国改革道路的独特性在哪里呢？如果细说一般原因则非常多，如经济开放、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引进和借鉴国外各种技术、管理方法等。但显然这些并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特征，因为这些因素或现象在许多国家经济改革过程中都普遍存在（这是推论）。实际上只要不带偏见，我们就能轻易地找到如下基本特征：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正确领导；二是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结论）。这两点正是许多国家经济改革过程中所没有的，也正因为这两点我们可以说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这样的事实人们当然是不会否认的，但对这两点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持怀疑态度的人却大有人在，甚至进一步认为这两个特征只是过渡性的，最终是要消失的，因而不能把这两点作为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条件来对待。从理论研究的逻辑角度看，也只有否认了这两个基本条件，才能顺利地直接用西方经济学及方法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因此，这里的方法论问题是，这两个基本特征能在中国经济发展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不变吗？它们符合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客观要求吗？
这里我们暂不去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正确领导这个特征，而主要来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特征的事实依据和意义。众所周知，以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在我国已存在了六十多年，不可否认，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公有制的表现形式国有企业曾经为我国现代经济发展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段时期内），仅仅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工业基础。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错误认识和观念指导下，由于拒绝一切市场经济因素，使得国有企业机制越来越僵化和缺乏效率，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这一事实的存在也正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基本起因。我们看到改革以来，在引入市场机制的背景下，传统国有企业体制不断暴露出许多不适应市场机制的地方，这本来是非常自然的，传统国有企业要适应市场机制必然有一个由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但这里的方法论问题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如果简单地照搬西方经济学和其产权理论，改革的方向和结论则简单而清晰：把以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逐步改变成以私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把国有产权逐步私有化或民营化，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人公开提出这样的观点。当然，我们知道我国改革过程到现在为止事实并非如此！不可否认，改革三十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一个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直到现在这个改革过程并没有完成，也许永远没有终点，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难题。但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的稳定作用巨大，其经营机制改革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可以说，没有国有企业的基础性作用及其改革的持续进步和发展，就不会有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成就。
无论国有企业怎么改，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不会改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幅下降，从1989年到2011年，虽然国有企业户数从10.23万户减少到1.71万户，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从1989年的56%下降到2011年的26.18%，但是从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值、利润、税收等各项指标来看，国有企业总体实力不断增强，结构不断优化，整体素质明显提高。1989年到2011年，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从7033亿元提高到111883亿元，实现利润从743亿元提高到16458亿元，年均增长15.12%，平均每户实现税金从173万元提高到20419万元；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亏损较为严重，1996—1998年期间亏损企业亏损总额甚至达到了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的两倍左右，占国有企业实现利税总额的30%左右。但国有企业改革艰难的几年已经过去了，中共十五大提出的三年内大部分亏损企业扭亏为盈的目标在2000年已经实现，2004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缴税收占工业企业上缴税收的三分之二；196家中央企业实现的利润占全国国有企业利润的64%,2000—2011年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平均降低至19%，占国有企业实现利税总额的比重平均为9%。
此外，国有经济在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截至2005年7月，国有经济在一些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按销售收入计算所占的比重分别为：石化69.3%，石油92.1%，电力90.6%，汽车72.0%，冶金64.4%，铁路83.1%。国有企业的影响力、控制力进一步增强。
上面的数据清楚地说明了，中国三十多年经济改革过程中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再往前推，六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制度虽历经演变但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可以说，中国六十多年来所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道路，总体上是一条成功的道路。中国及其他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已反复证明，那种简单地根据某种理论就断言一切民族，不管它们各自的历史背景如何，都注定要走同一条道路的认识和结论过于教条和肤浅。马克思当年就曾对教条地理解和运用他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历史概念序列（我们过去也曾经把这个序列公式化）提出过鲜明的批评。马克思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历史进程是一个极其复杂、充满矛盾并交织着多种形态的庞大运动，每个国家只是身处其中作为其一个部分而已，相对来说，任何简单的断言都将显得过于单纯、肤浅。
总之，我们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虽历经演变，但其重要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事实也充分证明，总体上说，这样一种基本经济制度与中国生产力及历史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当然，任何一种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地演变过程之中。以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同样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这也正是我国经济改革探索的一个基本内容，但探索绝不意味着这个制度本身的改变。因此，如果说坚持以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这一特征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呢？在建立和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理论时是否应客观评价和分析这一历史和现实特征的深刻意义呢？研究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前提或出发点究竟是历史和现实中的国情特征还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或背景呢？我们认为，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明确回答是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必须首先解决的方法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将决定我们看待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基本角度或方式，从而将进一步决定我们研究的基本思路、内容和方法，其对理论研究的影响的深刻性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