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郎机，首先仿制于虎门白沙
佛郎机，明朝人对葡萄牙之称，因在正德十六年（1521）至嘉靖元年（1522）明军与佛郎机战于东莞屯门
“官兵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我国发明的火药与火器（即元、明人所称的“铳”），在14世纪初，经阿拉伯传入欧洲，经近两个世纪的仿造与改进，创造出这种新型火器。
我国宋代已经发明了突火枪，其形制“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所谓“子窠”，就是子弹。以后又制造了“炮”，宋末周密《癸辛杂识》前集记叙一事：“赵南仲丞相溧阳私第尝作圈，豢四虎于火药库之侧。一日焙药，火作，众炮倏发，声如震霆，地动屋倾，四虎悉毙。时盛传为骇异。”赵南仲，即赵葵，葵字南仲（1186—1266），为南宋名将，炮火爆炸，“地动屋倾”，可见聚炮之多，火药之烈。
元代，突火枪改进为火铳，铳筒易竹为铁，形制有多种，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至顺三年（1332）铜火铳，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有至正十一年（1351）小型手铳。1970年7月黑龙江阿城县半拉子城出土了重3.55公斤的铜手铳，1970年北京通县出土了重2.13公斤的小型手铳，1971年秋内蒙托克托县黑城公社出土了重2.3公斤的铜手铳，这些都可以证实元代兵器火铳的制造之盛。周密记叙了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即宋亡的第二年扬州军械库药炮爆炸的惊心动魄的事故：
至元庚辰（即至元十七年）维扬炮库之变为尤酷。盖初焉制造皆南人，囊橐为奸，遂尽易北人，而不谙药性。碾硫之际，光焰倏起，脱而延燎，火枪奋起，迅如惊蛇，方玩以为笑，未几，透入炮房，诸炮并发，大声如山崩海啸。倾城骇恐，以为急兵至矣，仓皇莫知所为。远至百里外，屋瓦皆震，号火四举，诸军皆戒严，纷扰凡一昼夜。事定按视，则守兵百人皆糜碎无余，槛栋悉寸裂，或为炮风扇至十余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余，四比居民二百余家悉罹奇祸，此亦非常之变也。
（《癸辛杂识》前集《炮祸》条）
文中的“炮”，当是当时广泛用于军事的手铳。
到了明代，铳有了改进，种类繁多，产量增加，并铸造了攻坚的大型铳。1965年在湖南株洲发现的一口正德六年十月汝宁知府毕昭、守御千户任伦铸造的宁城炮，全长81厘米，口径22厘米，重348公斤。据该炮所铸的永乐七年（1409）九月铭文编号统计，仅此月军器局起码铸造了8387支。明初的军队编制有一项规定：“凡军一百户（霖按：百户，军官职名），铳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又规定：“每一百户，铳手一十名，刀牌手二十名，弓箭手三十名，枪手四十名。”可见铳在军队中的比重。
佛郎机比明铳优越得多，其射程远，初速大，杀伤力强。15世纪，葡萄牙人配合航海技术，以佛郎机称霸于海上。它的形制，可从下面两段材料得知：
初佛郎机（霖按：此指葡萄牙，迨嘉靖元年汪
俘获其炮以后，始以佛郎机称炮）番船用挟板，长十丈，阔三尺（霖按：疑为“三丈”之讹），两旁架橹四十余枝，周围置铳三十四个，船底尖，两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蜈船。其铳管用铜铸造，大者千余斤，中者五百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大小量铳管，以铁为之。铳弹用铁，外用船，大者八斤。其火药与中国异。其铳一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条）
铳乃其（霖按：据上文，指佛郎机国）船上带来者。铳有管长四五尺，其腹稍大，开一面以小铳装铁弹子，放入铳腹内，药发，则子从管中出，甚迅。每一大铳，用小铳四五个，以便轮放。其船内两旁各置大铳四五个，在舱内暗放，敌船不敢近，故得横行海上。
（明·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一二）
据上二条所描述，佛郎机形制，大概可知。尤其后者，为作者亲见。顾应祥在正德十一年（1516）任广东按察司佥事，据上引之条前半所叙，当时巡海副使汪
进京，顾应祥兼管海道，适海盗猖獗，遣兵追捕，备倭卢都司命通事取一铳给顾应祥应用，明日在教场试炮，射程二百步。事属亲经，故为可靠。
1497年（明弘治十年）7月，葡萄牙人D.伽马（Vasco da Cama，1460—1524）率领100名水手，乘船掠夺了印度的卡利卡特（今印度半岛）西海岸的科泽科德。1501年，在掠夺卡利卡特之后在卡纳诺尔和柯钦强行建立永久性的要塞，1509年以前已占领了果阿和满刺加（今马六甲）等地。葡萄牙于正德元年（1506）在东莞的屯门、葵涌海澳设立营寨，大造火铳为攻战之具，占据海岛，杀人抢船，图形立石，管辖诸番。引起了居住在南头、屯门、葵涌一带东莞人民的恐惧和愤怒。在这时，经常和佛郎机接触的，在明官吏中，首推何儒。明人严从简叙：
东莞白沙巡检何儒，前因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
（霖按：广东按察司副使汪
）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
（《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条）
何儒“如式制造”佛郎机在何时？可惜这条材料没有点明，但可考知。民国《东莞县志》卷四一《职官表》正德朝栏内载：“何儒，江西宁都人，任白沙巡检。”正德共16年，是哪一年?万历《广东通志》卷十《藩省志》十《秩官》载：汪
，正德十年（1515）任广东按察司副使。“
令何儒密遣人到彼”必在正德十年或后。这是何儒仿制佛郎机时间的上限。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条紧接上文引用之文又叙：“
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汪鋐举兵驱逐佛郎机在何年?《殊域周咨录》亦无明文。
康熙《新安县志》卷十二《艺文志》载：
海多倭寇，且通诸番，濒海之患，莫东莞为最。海之关隘，实在屯门澳口与南头切近，（略）佛郎机夷人谋据南头，近于正德改元，忽有不隶贡数恶夷，号为佛郎机者，与诸狡猾凑杂屯门、葵涌等处海澳，设立营寨，大造火铳为攻战具，占据海岛，杀人抢船，势甚猖獗，虎视海隅，志在吞并。图形立石，管辖诸番，脍炙生人，以充常食，民甚苦之，众口嗷嗷，俱欲避地以图存活，弃其庐墓，又极凄婉，事闻于公，召募海舟，指授方略，亲临敌所，番舶大而难动，欲举必赖风帆，时南风急甚，公命刷贼，敝舟多载枯柴燥荻，灌以骨脂因风纵火，火及敌舟，通被焚溺，众鼓噪而登，遂大胜之。是役也，于正德辛巳出师。嘉靖壬午凯还。于贼舟获有囊橐者，公悉以颁有功，一无所预，捷闻，报按察使。
（陈文辅《都宪汪公遗爱祠记》）
文中“正德辛巳”，即正德十六年（1521）；“嘉靖壬午”即嘉靖元年（1522）。这场反侵略战争，当起于1521年的下半年，止于1522年的上半年。在这次战争中，“亦用此取捷”，则何儒所仿制之佛郎机，已见效果。正德十六年，是何儒仿制佛郎机时间的下限。即何儒仿制佛郎机在1515年至1521年之间。
何儒仿制佛郎机的地点，史亦无明文。在此期间，何儒任白沙巡检，到嘉靖二年（1523）何儒以铸铳功，“升为应天府上元县主簿，令于操江衙门监造（佛郎机），以备江防”。即在屯门之战中使用何儒仿制的佛郎机，不可能在操江衙门，只能在东莞。
还有几条旁证材料：
铳制须长，若短则去不远，孔须圆滑，若有歪斜涩碍，则弹发不正。惟东莞人造之，与番制同，余者往往短而元用。
入宰吏部，值北虏吉囊入寇，请颁佛郎机于北边，凡城镇关隘皆用以御寇。
（《月山丛谈》[《殊域周咨录》卷九引]）
“惟东莞人造之，与番制同”，可见东莞人制佛郎机技术高明，经验丰富。如果何儒不是在东莞仿制佛郎机，东莞人何来有此技术与经验？当何儒调为上元主簿，主持操江衙门铸铳之时，魏国公徐鹏举上疏于世宗，云：广东所得佛郎机法与匠作，兵部议：“佛郎机铳非蜈蚣船不能架，宜并行广东取匠，于南京造之”。明世宗准奏，于是在“嘉靖三年四月，造佛郎机铳于南京”。
结合上面所引《月山丛谈》一条来看，“广东取匠”，当然取的有东莞人在内。
明廷认识佛郎机在国防上的重要，知道何儒“铸铳功”，升何儒为应天府上元县主簿，令于操江衙门监造佛郎机，当然有指挥屯门之战的广东按察司副使汪
的奏疏。但将屯门之战中俘获葡萄牙的佛郎机，差何儒带领杨三呈送梧州总兵，转进于朝，建议多为铸造，以守边城；操江衙门依蜈蚣船式造数十艘，训练军士，以固海防者，却是东莞人王希文。王希文《王石屏遗集》载：
奉将原获佛郎机铳四管，并造手军四辆。责差巡检何儒，带领杨三呈送梧州军门，转进于朝廷，已蒙依拟就，差何儒等赉进外，乞敕该部赉至之日验之。如果可用，则多为铸造。衣臣所言，用之御虏，用之守城，无往不济。臣又切照南畿根本重地，防守不可不严。操江虽有船只，或未尽善。合无照依蜈蚣船式样创造数十艘，易今之船，使橹用铳，一如其法，训练军士，久而惯熟，则防守益固，乞赐举行，则紧急之际，未必无万一之助。
（《重边防以苏民命疏》）
此疏中有“并造手军四辆”一语，“手军”不知何物，但“手军”与“原获佛郎机铳四管”，一同为王希文“责差巡检何儒，带领杨三呈送梧州军门，转进于朝廷”的，“手军”必为仿造葡萄牙的武器。“手军”的仿造，在何儒为东莞白沙巡检任内，这又可为何儒仿创佛郎机于东莞的旁证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王希文这一篇《重边防以苏民命疏》，崇祯、康熙、雍正、嘉庆、民国等五种《东莞县志》和康熙《新安县志》均收之，但上面所引的一段，一律被删除，只有《王石屏遗集》所收是全文，《王石屏遗集》又为五种《东莞县志·艺文》所不载。故治区域史的学者，很难见到。《王石屏遗集》，钞本，笔者得诸王希文后人。
何儒调为上元主簿，主持操江衙门的第二年，佛郎机即能最大生产。明末清初的谈迁《国榷》卷五三《世宗嘉靖三年》载：“（四月）丁巳，南京仿造佛郎机铳。”《国榷》没有载明数量。《大明会典》卷一九三《工部》（十三）《军器军装》（二）载：
佛郎机铜铳大样，嘉靖二年造三十二副，发各边试用。
“嘉靖二年”的“二”，当为“三”之讹。因何儒在嘉靖二年始调为上元主簿主持操江衙门铸佛郎机工作，筹办需时，同年当不能出产品，何况有三十二副之多。《国榷》所说的“世宗嘉靖三年”当得其实。何儒主持操江衙门铸造佛郎机，第二年就生产了三十二副，故《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一五四嘉靖十二年九月丁卯条载：“中国之有佛郎机诸火器，盖自儒始也。”
（原载：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东莞市政治协商委员会编：《岭峤春秋——海洋文化论集（三）》，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8—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