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盐与东莞城镇的发展

前文已表明古代盐业在珠三角区域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本节将以东莞为例，试析盐业对东莞城镇发展之影响。东莞古代盐业的发展，为沿海城镇的兴起集聚了最初的人气。随着人口的聚集和盐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随之发展，古代珠江口东西两岸筑城立郭，城镇逐渐建立起来。

（一）盐业促进了古代东莞人口的集聚

从珠三角地区早期贝丘遗址和墓葬来看，有盐业生产遗迹的地方，遗址规模往往较大。前述咸头岭贝丘遗址和村头贝丘遗址就是如此。再如深圳南山区红花园东汉早期墓葬，“证实了在西汉早期即南越国时期，深圳地区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居民聚居地”。据葛剑雄统计，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占地98527平方公里的南海仅有人口94252人，人口密度远低于当时全国的平均水准。对比之下，这一时期东莞地区盐业对人口集聚的作用就显现出来。而深圳南头红花园八座东汉时期墓葬中，有三座墓葬的规格反映了“至少到了东汉时期，深圳地区的居民中，已有地位相当于上级郡城贵族的人物”。

宋制，“户至三千为上县”。宋乾隆德元年（963），东莞“户逾三万，县称上第”。虽屡经战乱，明代东莞仍属大县，洪武二十四年（1391），“东莞县户24968，丁口76364”。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东莞造册25362户，其中灶户达6653户，超过总户数的四分之一，可见从事盐业生产的人数之众，盐业生产者成为东莞古代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集聚在盐场周边的与盐业相关行业的人口，自然也不会少。中国古代户口隐匿现象严重，所以东莞古代户口数、盐业从业人丁数，当不止上述资料之数据。

盐业生产吸引了南迁者的定居。从现存文献来看，东莞西南沿海的许多大族，均多自称为宋代因盐业而迁居于此，与盐业生产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据称，咸西麦氏，“曾大父元，靖康盐场大使”；长安蔡氏为“邑名宗”，初居靖康，后迁居咸西；北栅凤冈陈氏一世祖陈常秩曾在广府从事盐政，熟悉靖康盐场，宋季举家从南雄迁至大宁北栅，后世再迁至沙头、归德场涌口里（今沙井）、福永、燕川、海南栅等二十多处地方，世代以盐为主业，并建立村庄；虎门白沙郑氏祖为潮阳人，宋季郑宾任职惠阳，其子署广东盐课提举司期间，曾经过虎头门，“遭风涛之险，得及武山燕子窝，爱其山水清胜。后谢官归，遂买田筑室以居，舍宁洲田若干亩”，后人迁至白沙，成为巨族；林氏从南雄迁至靖康，林希尹就曾在广东盐课提举司任职；彦氏于宋咸淳十年迁至东莞靖康乌沙桥东，其后世迁往新安过江，四世祖贵华公曾任靖康场大使；沙井新桥村曾氏，南宋初年由广州迁居东莞县归德场新桥里，其后代散居深圳、香港两地。此外还有南栅王氏、大宁谭氏、怀德邓氏、赤岗何氏、社岗叶氏等。

值得一提的是，宋末丞相文天祥之弟文璧弃官举家迁往“新安县十五都根竹园”，世代为盐（以盐为业——笔者注），三世祖中训公之子应麟公“乐与好施，征为归德场官，守祖父之业”；其四世祖起南公“自幼抱辟土开疆之志，不欲与兄同居，见白石厦田地膏腴，遂出居焉，创田五十顷……富必冠邑。”五世伯祖仲宝公“出居东莞厅头分支大井居住”，五世叔祖仲时公为“岭下祖”。由此可见，文氏也发展为当地望族。

（二）盐业促进了古代东莞经济的发展

唐末以前，粤盐仅供自给。五代后汉乾祐二年（949），兵部侍郎于德辰上封事，谈到“湖南见食岭南盐，请置官纲于湖南立务权（榷——笔者注）卖”。说明岭南盐除自给外，已有外济能力。《宋史·食货志》称：“今日财赋，鬻海之利居其半”。北宋开宝年间（968—975），“官府在广济河附近设盐栅，控制盐丁，盐货进出，该栅称海南栅”。在大宁北边则设有北栅。北栅作为虎门镇的地名得以保留。南宋，盐税成了朝廷财政的重要收入。“南宋乾道九年（1173），诏广东盐场九分行钞，一分由产盐之州县出售，虎门商道趋旺。”东莞旧八景之一的“靖康海市”，早在宋代已声名在外。宋代大文豪苏轼贬居惠州期间，慕名前往观看未果，失望之余，“为长短诗焚之”，在他歌咏之时，“即成楼台人马之形，络绎不绝”，兴奋之际，苏轼再次赋诗，可惜原诗在明末已失，无从稽考。靖康海市反映了宋代东莞沿海人居之盛和人员流动之频繁。

明清时期东莞墟市繁荣。明初仅有墟市九处；到天顺年间，墟市增加到十六处；崇祯年间有固定的墟场三十处，不定期的市十处，其中地处沿海的有太平墟、大宁墟、沙头墟和涌口墟四处。清康熙年间东莞的墟市进一步繁荣，已经发展到三十七墟十二市。清末民初多达六十八墟二十七市，还成立了商会以保障商人利益。其中太平商会在太平墟（在今虎门镇），由各行商公举总理一人，董事十六人，每年大会四次，每月常会三次，处理商务，规模仅次于东莞城商会。从因盐而起的靖康海市到太平商会，东莞沿海地区商贸繁荣，在各墟市进行交易的物品繁多，盐自然亦列其中。今日虎门镇有条叫“思贤冲”的街道，据当地老人说，此街道原名“私盐涌”，因私盐贩卖盛行而得名。

商贸繁荣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史载“东莞泽国，而道路四讫。溪之所阻，驾石为桥；海之所阻，乘木为渡”。北宋元祐四年（1089），邑宰李岩在獭步（今长安镇涌头白石山东北面）建普安桥，“民便往来”。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盐官承节郎周穆在臣上村（今属珠海市）建龙津桥。明崇祯年间，东莞有桥三十四座，沿海的乌沙村（在今长安镇）有通济桥，涌口村（在今长安镇）有涌口桥。清康熙年间，桥梁增加到五十五座，清末民初达七十九座。明清时期，渡的数量更多，且有日渡、夜渡之分，有县际渡，亦有县内渡，大大促进了商贸物流的发展。

结合表1、表2，元明清时期，东莞境内盐产量、盐课、田赋都呈增长态势。清顺治年间，东莞境内盐课银3334两，同期田赋70314两，盐课占田赋比例5%；乾隆年间，东莞境内盐饷10921两，同期田赋71098两，盐课占田赋比重达15.4%。盐业在推动城镇发展中的作用显而易见。

（三）盐业促进了古代东莞文化的发展

从唐至清，东莞士子参加科举，先后考中进士258名、举人1774名，其中榜眼2名、探花2名，两位榜眼均产生于明代。这主要得益于境内宣导文化之风。明清时期，东莞书院教育闻名，至清代书院达35所。而沿海享有盛名的几家书院，多与盐业相关。如靖康的象冈书院，是明永乐年间乡人蔡克恭等建；靖康书院由知县郭文炳建，场大使俞子麟监修；位于北栅的凤冈书院与位于大宁的宁溪书院，均于天顺年间由乡人陈珪创建；除书院外，还有靖康社学。筹建书院的蔡氏和陈氏都是当地的盐业大户。

明清时期，东莞人才辈出。他们给灶户、盐丁投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刘存业（1460—1506），东莞仅有的两位榜眼之一，从其诗我们可以感受盐丁所处环境之恶劣、盐丁之疾苦：“矛藏蓄水池，屋发隆寒热。目不见舆薪，始看汤波竭。”严冬腊月，盐丁在闷热的灶寮内作业，汗流浃背，丝毫感觉不到寒冷，柴薪烧尽，盐晶才现。明代赐进士出身、广西副使陈定蓭，晚年回到故里，仍“隐念盐丁困苦，力言于当道予蠲恤，存活者亿万口”。因场中“役繁赋重”，其父陈志敬“悯其苦，疏请宽赋”。靖康官署之侧之二贤祠，就是乡里为感激他们父子二人而建。根据史料记载，时人还建抗疏亭以表对陈志敬的感激之情。清初“藩孽汪某钻充埠商藉，额饷不敷名，压派丁盐，为地方累”，陈世珍“挺身与孝廉袁兆祥等联名上疏，寻获免，阖邑德之”。明清时期，盐场大使下设若干盐栅，由栅负责督办盐业生产和收取盐斤，栅甲往往疲于奔波。康熙年间，北栅进士陈似源悉知“靖康场灶户以栅甲为累”，设法为灶户均赋役；雍正年间，“靖康盐赋故苦加增”，时任惠州府儒学训导的陈省堂“匍匐上陈，卒赖豁免，梓里德之”。

（四）盐业促进了古代东莞城镇的兴起

三国东吴在东官场设司盐都尉的同时，在其地大兴土木，修筑城池及司盐都尉官署，命名为“司盐都尉垒”，此为东莞城镇之肇始。东晋咸和六年（331），立东官郡，领县六：宝安、安德、兴宁、海丰、海安、欣乐。刘宋时期，东官郡领县六：宝安、怀安、兴宁、欣乐、海丰、海安，南齐时期领县八（分怀安置陆安，分兴宁置齐昌）。南朝末年，城池（指司盐都尉时期城池）荒芜，又被称为“芜城”隋废东官郡，以宝安县隶广州。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改宝安县为东莞县，以东莞名县始此。

东莞沿海城镇和城池的兴盛则是在明清时期。明代东莞管辖范围广袤（见下图）：“去广州府一百八十里，其疆界限，自邑治起，东去归善县界崖山，西去香山县界麻涌村，东西广二百五十里；南去大洋龙穴洲，北去增城县界增江口，南北袤三百五十里。”

有明一代，流民贯穿始终，“盐徒矿盗横行”。为对付倭盗、查缉流民、保障盐利，明洪武年间在东莞沿海设置虎门寨、南头寨，在内陆设置东莞守御千户所、大鹏守御千户所与白沙、中堂、缺口镇、福永、中堂、官富等六个巡检司（皆属南海卫管辖），“缉捕在逃军囚，根捉盗贼，盘诘奸细”。每巡检司下有弓兵百名，由民丁充当，负责地方治安，缉私也是其职责之一，巡检司还受广东巡盐御史的直接管辖。而此六处巡检司所处之地，正是盐业生产的主要地域，也是交通要道。随着战略地位的变化，景泰四年（1453），官府将官富巡检司移至屯门，谓“旧署隔涉海道，而新治为要冲地”。洪武年间，香山还设有广州右卫、广州后卫、广海卫和香山守御所。在设置千户所和巡检司的同时，明朝政府还在东莞境内交通要道上设有急递铺（相当于驿邮），便于资讯传递和旅客往来住宿。虎门由于其地理位置特殊，一直以来都是缉私的重要关卡。在清代37个缉私厂/卡中，虎门是六门缉私最重要的关卡，设有大船缉私，“沙角炮台原有丈量程船厂，凡东西场程船进口统由该厂查验”。明代还实行卫所屯田，以屯养军，“军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明代卫所屯田制度，“不但加速了珠江三角洲的开发，而且是当地人口大量定居下来的重要契机”。

东莞城池在明洪武时期得到扩建。此前，东莞旧城为砖砌，“洪武十四年（1381）辛酉开设南海卫，甲子岁（1384）指挥常懿始筑新城，广包钵盂山、道家山，于城内俱砌以石，周围七里五分（一千二百九十九丈）”。嘉靖年间加筑月城；万历元年（1573），知县董裕营修四百三十二丈；崇祯十一年（1638），知县汪运光增筑城楼，将原北关木架换成石制。东莞城池规模在明代基本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