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变动及其社会性质
“近代”在中国本是极富时间延展性的时间名词，指距言者之当下不远的某个时代，有时与“近世”通用，最早使用于《战国策》《荀子》之中。清末民初，随着西学的涌入，“新史学”“史学革命”的倡导与呼唤，“近代”“近世”渐渐与欧洲历史分期名词“modern”“modern time”“modern age”产生对应关系；至20世纪20年代，“近代”已明确成为“modern”“modern time”“modern age”的对译，成为新的历史分期法的重要一环，在时间、空间和价值区分上都具有了相对确定的分界，使旧词获得了新义。迄今为止最无异议的就是：1840年以后，中国步入近代；鸦片战争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近代中国的变动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性质的变化，与鸦片战争直接相关。这场马克思称之为“极端不义的战争”“海盗式的侵略”，改变了古老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秩序，它给中国带来的后果和影响都是多重的。
1.开关（开放）问题
鸦片战争以清军的失败告终。战后，中国与英国先后签订了《江宁条约》（《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等等；条约的共同内容是强迫中国割地、赔款，开埠通商、协定关税，开放领事裁判权、领海航行权、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在通商口岸的自由传教权。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打开了中国自我封闭的大门，迫使中国直面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和文明，不由自主地踏上了完全不可预知的道路和未来，同时，初步形成陷中国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条约网罗，奠定了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基石，打断了中国的独立发展进程。战前，中国与西方互斥对方为野蛮而以自身为文明象征，因为中国的战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天然走向，由野蛮侵略战争带来的先进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了此后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评价尺度。这是资本主义以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结果。对此，马克思曾精辟地预言了中国社会的双重发展趋向，即封建主义的破碎解体和资本主义的破晓新生，并认为旧制度的覆灭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情，资本主义的到来是值得期待的。但对中国而言，由于一切变化的主动权操控在外，变化的结果与成果并不出于自身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当然无法收获新的社会因素所结出的果实，也无从于其中获益。近代中国的开关（开放）历程，其实也是西方对中国不断加深侵略的过程。随着每次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密集的条约体系逐步形成系统的条约制度，日益紧密地限制、束缚乃至于控制了中国的发展和抉择，迫使中国社会向半殖民地转化。没有自主权或主动权的开关（开放），注定只能是一场灾难。同印度一样，中国“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为此其“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因为“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1]。那些认为不应抗拒资本主义的侵略、早点“开关”会更好些的林林总总的观点，都是比较片面和机械的。
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2]。具体考察近代中国的开关（开放）历程，可见其基本是被各种不平等条约所强行规定和把持的。一方面，侵略者以炮舰政策的狂风暴雨与商品市场化的和风化雨两面夹击，构成利益—战争—协议（条约）—利益的循环，保证了资本主义按自己的逻辑来改变世界，确保其更顺利地攫取更多的利润和权益。另一方面，从“一口通商”到“五口通商”再到数口通商和“一体开放”，中国一步步被迫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也开始一步步艰难却义无反顾地走向世界。对条约文本规定的认识从视之为“权宜之计”到条约意识（契约精神）的努力建构，反映了国人对西方认识的转变，从而构成认识西方的新起点，并由此带动了国家外交选择从传统朝贡体制向近代新型国家外交关系的转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华夷”“天下”等观念的近代化转变及对西方文明的重新评价、认知与追求，对自身陈腐事物的批判、摒弃与超越……这反映了资本主义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所带来的进步性所在，恰恰应验了马克思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预言与期待。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以《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为例，明确提出：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中西关系的密切，可以为祸，可以为福，关键在于自己振作与否；他看到了不平等条约的积极意义所在，其实也是在说中国由自己把握前途命运主动权的重要性。其间所蕴含的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道出了获得新世界的真谛所在，值得我们反省与深思。
2.涉外体制的变动
传统中国与外界发生关系基本包含在学者黄枝连所概括的天朝礼治体系范围内，与之相对应的是宗藩朝贡体制，由礼部承担相关宾礼所司职责，不需要独立的外交机构。清代延续这一做法，在中央设立事务管理机构——蒙古衙门，后更名为“理藩院”，专司管理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藩部”的少数民族事务，同时兼理对俄外交事务[3]。理藩院原辖属礼部，以其责任重大，入议政之列，衔名列于工部之后，官制体统与六部同，其下属六司机构最后完备于乾隆朝（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礼部则负责与东方、南方国家的事务。库伦办事大臣和伊犁将军、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等也常被授权办理对俄外交事务。地方督抚则负责入境贡使的文书翻译、护送、管理、接待等。有清一代宗藩外交体制规定，大致如此。
鸦片战争期间，因为形势所迫，禁烟和议和钦差大臣一度成为清政府的外交代表，负责对外交涉一应事宜，即“战时钦差”体制。主持“夷务”的“战时钦差”人员并不固定，主要职能在于“抚夷”，作为清军战败时的替代和补充。林则徐、琦善等都曾担纲履职。《南京条约》签订后，主持对外事务的建制大体经历了两江总督和广州将军同时负责的“两头体制”时期（1842年10月—1843年3月）、两江总督兼理通商大臣的“一头体制”时期（1843年6月—1844年3月）和“钦差大臣空位”时期（1844年3月—1844年11月）[4]。意识到无法将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纳入传统宗藩体制，亦不能绳之以“藩属之礼”，1844年11月，道光帝下令正式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一职[5]，钦办与西方各国通商之事务，最后形成了由两广总督或两江总督兼任“五口通商大臣”的新式体制（1844—1860年）。这一体制具有临时和“非常设”性质，既无专门衙门，也无专设职官；其所握有的“驭夷”之权，是“相机妥办”“羁縻笼络”，化解各种交涉事端，处于中外交涉主导的地位[6]；它是在既定传统外交机构礼部和理藩院体制之外的变通和创设，其设立和成型的决策又基本是被事态推着走，反映了清朝在传统朝贡思维定式下对于西方冲击的最初制度反应，带有明显的半新半旧的过渡性特征。
鉴于五口通商大臣体制内在的制度性缺陷，以及近代条约关系原则的要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俄等国通过《天津条约》取得了公使进驻北京的特权，明确表示拒绝沿海钦差大臣制度，要求清政府设立京师外务部，他们不仅“指定了主持人，甚至还大致拟定了名称”[7]。为此，1861年1月，奕等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分设南北通商大臣和三口通商大臣[8]，形成以总理衙门为中心的“洋务外交体制”，即总理衙门—南北洋通商大臣—地方督抚的中央与地方双重交涉体制。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常设中央外交机构，总理衙门本意是清政府外示羁縻的临时合议机构，是直接“嫁接到古老的官僚体制上”[9]的，后来出乎意料地“成为经办一切洋务的衙门以至成为实际上的‘洋务内阁'”[10]，“开辟了一条通往近代外交方式的道路”[11]，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史的转折。同样，迫于西方压力，清政府还开始派驻使节，且逐渐成定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由于总理衙门不是独立的外交机构，在其设立之初清政府就有意识地在制度权限上予以贬抑，使其低于礼部，故而它虽居中指挥一切对外事务，但其政策制定必须“请旨定夺”，其具体交涉活动由南北洋通商大臣和地方督抚办理，所以其中央外交职能发挥反而受限，转而给南北洋通商大臣和地方督抚的交涉职能发挥提供了更大的弹性和空间，以至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以“东南互保”为典型的督抚外交局面。这显然并非列强所愿。在列强的压力下，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同年9月7日，西方列强将该上谕内容正式列入《辛丑条约》第十二款[12]，这就解决了赋予专职中央外交机关法定地位的问题，为外交机构的正规化、一体化开辟了道路，标志着清政府在外交体制方面的近代转型，也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外交体制的并轨与接纳。外务部设立后，中央政权将一度分散到地方的对外交涉置于自身执掌之下，改革、整顿地方外交体制，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在统一各省交涉机构的同时确立了自己的直接领导，开始将外交事业推向专业化。它上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启民国时期的外交部，是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变革的重要一环。及至民国时期，其外交体制与事业已完全步入近世文明的大道，且开启国民外交之先河，所追求的则是另一番境界与天地了。在此不赘述。
必须说明的是，在“洋务外交体制”持续期间，按照传统朝贡关系原则与惯例来处理朝贡关系事务的礼部依然存在，与近代条约关系格格不入的传统朝贡关系也仍在继续；而且，传统朝贡关系体制实际瓦解后，清政府并没有立即裁撤礼部具体主管朝贡国家事务的主客清吏司与会同四译馆，直至1903年清末新政时期才最终废弃；至少在1840年至1895年的半个多世纪内，中国传统的朝贡关系与西方列强所强加的近代条约关系由相互冲突到相互调适、兼容乃至一度共存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过渡性局面，是19世纪后半叶晚清对外关系的真实全景[13]。晚清对外交涉体制发展进程的曲折缓慢，折射出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迂回与艰难。
3.政治制度的变动
鸦片战争以后，以君主专制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化。这既是晚清政体演变与蜕变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启动与序章。这一进程的史境，即历史规定性，表现为缘于外部刺激与挑战而生发的“外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或“外诱变迁”（exogenous change），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的被动性与紧张的防御性。变化首先发生在传统政治体制的边缘，随着西方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而步步向中央逼近。从鸦片战争直至五四运动前后，大致经历了增设机构—渐进式改良—激进式革命三个递进发展阶段。
增设机构是清政府迫于西方压力的无奈之举，多为应付“变局”的“权宜通变之法”。甲午战争之前，清廷增设的机构除前文已提及的五口通商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海关总税务司署、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等，事实上已经打破了传统政治体制的封闭性与完整性，是政治制度变革的前奏与先兆。最先增设的机构就是保证列强在新开五口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五口通商大臣，这是一个兼职性的地方官职，以“防夷”为要务；后因其不能胜任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涉事宜，半是迎合、半为形势所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中央外交机构设立，“外敦信睦”“自图振兴”是其主旨，以“驭夷”“抚夷”为根本。清政府本想将中外事务尽可能限制在通商范围内，孰料随着中外往来日益增多，举凡订约、通商、关税、外国人在华传教、招募华工、边防疆界、海防水师、船务、购置军火、设置机器、电线、铁路、矿务以至练兵等项目无不为其总揽，总理衙门逐渐成为六部之上的“六部”、朝廷之中的“小朝廷”，实质上打破了传统封闭的统治结构，并引起其他部门职权与制度层次的变化，后来则进一步成为西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事务的窗口。
海关总税务司署，类似唐宋时期的“市舶司”，前身为“公行制度”，是负责管理外贸兼具海关监督性质的机构。这一机构的设立，源于西方列强的谋夺和强取：鸦片战争后，协定关税中关于值百抽五的税率以及日后变更税率须征得外人同意等规定，已攫取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英《天津条约》关于外商输入商品或从内地输出土货，只纳一次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以代替通商口岸与内地市场之间各项税收的规定，又豪夺了中国内地税收自主权；为最终夺取中国海关的行政权和关税征收支配权，英法美三国趁1853年9月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期间，窃取了上海海关的管理权，并要求清政府将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固定下来并推向全国；1859年9月，命名为“总税务司署”的税收管理机构成立，英国人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为总税务司，一手把持海关用人权；1860年1月，奕等同意授予李泰国统办各口税务的全权；1863年李泰国去职，总税务司由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继任；1864年，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至北京，统管全国30多个海关，近代中国海关制度正式形成。不可否认，在海关制度的确立、办事章程的完善，实行科学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废除陈规陋习、促进税款增收等方面，海关总税务司署起过重要作用；在引进先进海务设施和技术方面，譬如在沿海、内河通商口岸设置灯塔、灯船等助航设备，提供气象预报、测绘、疏浚水道等，海关总税务司署同样起先导作用，加强了海关的力量，促进了海关制度的近代化。但是，总税务司署名义上向清政府负责，归总理衙门管辖，实际上是西方列强直接控制中国海关事务的机构，在其内部组织和官制上都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其他行政机构，带有准资本主义海关行政制度的性质，自成一系，成为西方侵略中国的得力工具。赫德担任总税务司达45年之久，常向清政府提出各种关于内政、外交的“建议”和“劝告”，维护了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的在华利益。一言以蔽之，海关总税务司署对加速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半殖民地化进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是清政府迫于极其严重的“海防”大患而主动建立起来的、统率全国海军的中央部门，也是唯一一个由清政府自己主导建立起来的、用以维护自身统治而增设的近代化机构。清代以前，除却元明时期的“倭寇之祸”，基本没有外来海上威胁。清朝水师建制有八旗水师1万人、绿营水师20万人左右，大多装备木制战船，配备中世纪的火箭、喷筒之类的武器，分散驻防，主要职责为“防守海口，缉私捕盗”。可想而知，这样的水师部队怎么能对抗西方的坚船利炮？遑论海防。两次鸦片战争后均出现了海防思潮，但真正催生近代海军和海防建设的，是19世纪70年代严重的边疆危机和日本侵台事件。危机促使各省督抚与朝廷在筹建新式海军和海防的认识上达成一致。1875年5月，总理衙门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原则上同意建立三支海军，慈禧太后也发布上谕，授予沈葆桢、李鸿章办理海军全权，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到1885年，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初具规模。然中法马尾海战一役，马尾水师全军覆没，南洋水师遭受重创，暴露出海军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调遣的弊病。为此，1885年10月，清政府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统一领导全国海军。海军衙门建立后，于1888年领导编练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北洋海军舰队，并参照西方国家海军规章制度，制订和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海军章程——《北洋海军章程》，对于推动中国军制和军事的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所增设之机构沿外交—内政—军事途径步步推进，显现了清政府在内忧外患冲击之下的退却与回应，传统政治制度已然处于量化演变的进程之中。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笼罩之下，清朝统治的权威性危机与民众的政治认同危机同时袭来，中华民族群体性的觉醒由此而起。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如何变？以何变？变为何？何以变？“变”成为时代的主题。显然，自发缓慢、被动应付式的浅层次、边缘性调整已不足以解决迫在眉睫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维新风潮应运而生，应时而兴，应急而发。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极力倡言变法自强，要求变革官制，希冀以君主立宪制代替君主专制，并提出设立“制度局”的构想。自下而上的士人运动与光绪帝自上而下的改良共同促进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改变用人制度，破格启用维新党人，改革官僚体制，裁撤冗员与闲散衙门，等等，实实在在触及传统政治体制的核心，也因此很快遭到保守势力扼杀。双方对立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是寻求传统体制内的变革，意在御侮与救亡，是所谓“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另一方是要建立现代化政体，意欲通过“争民权”而推进民主化进程。最终，变法改良昙花一现，维新运动百日而逝。令人意味深长的是，固守专制君权的保守势力在短短两三年之后，迫于内外交困的窘境，又一手拿起维新派当年的改革方案，施行新政以图“自救”：从“救弊补偏”“筹备立宪”到“仿行宪政”“预备立宪”，将官制改革落到实处，初步完成议院体制；新的政治因素表现为略具资本主义代议政治性质的资政院、谘议局、若干地方自治机构的设立，是为清末新政。批评者常常以“假维新”批判清末浅尝辄止的新政，认为其没有根本改变封建专制的实质，殊不知其中所蕴含的“真改革”的内容已带有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性，成为国家体制现代化的开端。
渐进式政治改良的本质是清政府摇摆于西方强权与中国传统之间，力图在旧的政治体制基础上适应西方要求的产物；它不仅堵塞了中国自我改良的通路，也使得激进式革命不可避免。事实上，早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乐观地预言了中国革命性的变革和命运：“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4]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低估了中国封建势力的历史惯性和外来殖民势力的双重压制和干扰，低估了中国停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这种过渡状态的时间。向着独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无疑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大势，正是因为新旧交替之间充满反复与动荡，中国社会比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想得更为长久地彷徨、徘徊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夹缝之中，中国的革命风暴也比马恩所预言的来得更晚一些。1900年，黄河流域的义和团运动、长江流域的自立军“勤王”起义、珠江流域的惠州起义，表明当时中国社会的被统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不约而同地拿起武器开始武装反抗，已经无法按照原样继续生活下去，而清末新政，则说明统治者再也无法按照原样继续维持统治，表明中国发生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1901年6月，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分析道，“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过渡时代，又国民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线，而所争间不容发者也”，“故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16]。其实梁启超是在呼唤造势之英雄，呼唤一个时代的革命风暴。清末新政虽延缓了清政府的灭亡，却也革掉了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根基，回天无力、开天无功，反而激发民变蜂起、哀鸿遍野。改良与革命，哪一条道路更适合中国？于当时之中国而言，其实别无选择，革命是改良走不通之后的必然之路。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发生并取得了局部胜利。
辛亥革命一击即成，源于历史条件的成熟；国民政府的建立一度使国人欢欣鼓舞，以为中国可以从此走上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康庄大道；三民主义的政治设计使得孙中山对中华民国前途自信满满，认为中国从此便可“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在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之下，民权主义的制度架构使得中华民国即便经历了两次复辟帝制，也依然在形式上保有民主共和制度；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前，资本主义的道路和未来一直为中国人所热烈追求和向往。而辛亥革命最后归于失败，则根源于一直以来不曾间断的帝国主义的侵略。除了流血与污秽、苦难与屈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大恶果就是阻止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使中国不可能成为欧美那种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每一个小小的历史进步无不需要付出惨重代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17]由此不难理解，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社会拥有追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目标选择时，更大的革命风暴已经起于青
之末，酝酿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了。
4.经济模式的变动
经济利益是鸦片战争的直接诱因，战争对中国经济结构的破坏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后来英国人来了，用武力达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18]，“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19]。这一时期，商品输出是资本主义剥削中国的主要方式。商品“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20]。据统计，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1833年为60万英镑，1836年增至1326388英镑，1845年达2394827英镑，1852年更高达300万英镑[21]。其中，棉纺织品占有较大的比重，从1842年的70多万英镑增加到1845年的173万英镑[22]。潮水般涌来的商品，最初还遭到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天然抵制，很快就在低价倾销的策略下，首先占据了通商口岸的市场，并逐渐向内陆地区蔓延和渗透；家庭手工纺织业者失业，原有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开始为外国机器制品所破坏，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缓慢但不可逆转地被瓦解，半封建化进程由此开始。
五口通商事实上迈出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第一步。在资本主义席卷世界的浪潮中，中国逐渐沦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成为其原料生产地（产品起点）与产品倾销地（销售终端）。其产品的生产、销售等不是依据国内的实际需求，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的需求。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向中国推销最多的，是鸦片，而中国人痴迷于购买和食用的，也是鸦片；以1854—1855年度为例，上海进口货物总值为1262万两，其中鸦片货值911万两，竟然占总货值的72%[23]；至19世纪90年代，鸦片进口值始终占进口货物总值的第一位[24]。一方面，进口鸦片带来国内种植罂粟的增多并导致鸦片消费人群的增加，而由鸦片带来的大量财富消耗，造成了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另一方面，鸦片贸易合法化后所征收的关税和厘金，又是晚清政府财政收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19世纪后半期越来越成为海关税收中最主要的部分。据各海关历年统计，1862年后鸦片关税税收一直维持在100万两以上，1874—1892年则维持在200万两以上，1888年最高达250多万两；1887年开始征收鸦片厘金后，每年都在300万两以上[25]。鸦片祸害了中国，而清政府却依赖鸦片税苟延残喘，简直是无与伦比的绝妙讽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原料掠夺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畸形发展，这一点在农副产品的出口贸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以茶叶为例，当英国进入消费型社会后形成的茶叶消费习惯带动了西方世界对茶叶的喜爱之后，英国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1793年还不超过16067331磅，然而在1845年便达到了50714657磅，1846年是57584561磅，1853年已超过6000万磅[26]；以中国出口数额计，19世纪50年代上半期达50万担，60年代增至100余万担，80年代则增至200余万担[27]。后来在日本、印度、锡兰、爪哇茶的竞争下，中国茶叶出口呈现下降趋势，但一直是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大宗。在19世纪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茶叶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中国全部出口商品所换得的外汇有52.7%来自茶叶，中国全部进口商品所需要的外汇有51%是靠茶叶出口额去支付的[28]；在1867—1894年，中国仅出口的茶叶价值即大致与进口的鸦片价值相当。其他大宗出口的农副产品还有生丝、蔗糖、棉花、烟草、大豆等。围绕着这些出口产品，与之密切相关的外贸加工工业同步获得发展，如缫丝、制茶、制糖、轧棉、榨油、制烟等。其间萌生不少新的经济因素，但它们对中国经济转型与升级的贡献极其有限，概因其只能被动适应而非主动成长。在这样一种由种植（传统农业）、加工（新型民族工业）、收购（外来殖民经济）三个经济环节串联起来的新型产销网中，传统农业与新型民族加工业均指向农产品的商业化，都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而同外来殖民经济混合在一起，相互结合和依存，从属于统一的世界市场，失去了沟通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来意义。管中窥豹，可见中国经济结构之变形与扭曲。
资本输出不仅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使然，更是其殖民掠夺的侵略逻辑使然。比人们料想得更早，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和资本投资早在14、15世纪就随着欧洲大规模跨国商业和早期银行家的出现萌生和发展起来。先后建立和成长起来的从里昂、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巴黎到伦敦的金融市场及其业务拓展，生动诠释了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兴衰起落。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扩张中，资本输出很早就已经开始：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资本输出额就超过了商品输出额。英国经济自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就表现出一种资本输出的趋向；在中国，早在1853年，西方多家大银行已经开始在通商口岸设立分行。当然，从事汇兑业务最多的还是英印银行。但是，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应该还是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此前，西方列强通过驻华使节、海关税务司以及洋商、传教士等的活动来左右中国内政外交，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虽在日益增大，但相对有限。《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经营各种轻重工业企业及投资贷款等提供了明确的条约依据，为之开辟了资本输出的通路后，海外资本山呼海啸般蜂拥而来；短短十几年间，从经济投资到政治贷款都一再攀新。经济投资的形式有企业投资、铁路投资、银行投资、借款、商业投资等。为争夺中国的铁路权和矿权，西方列强之间还发生了“让与权战争”（battle for concession）。以铁路为例，到1898年11月，西方国家共取得约10332千米对华铁路投资权；至1911年，西方在中国直接经营和控制经营的铁路长达8900多公里，占中国铁路总里程的93%以上[29]；他们还在铁路沿线范围内开铺设埠，强占土地和移民，使之成为事实上与“租界”“租借地”相同的殖民地；他们还控制了中国的煤、铁、电力等一些主要的重工业部门和纺织、食品等轻工部门，垄断了全部的外洋航线和70%～80%的内河航运；等等。就政治贷款而言，据史料统计，甲午战争前，1853年到1893年间，清政府共举外债39次，而从1894年到1911年间，所借外债108项，总额为12.394亿余元，为甲午战争前借款的27倍，且贷款均被附以苛刻的政治条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3年，中国贸易入超总额达1604577000关两，为在这之前37年内入超额的6倍多；与此同时，13年内中国金银进口净值达14691267关两[30]；这笔巨额国际支出大部分转成列强在中国的投资或对中国政府的贷款，极大加重了对中国的剥削与压榨。从1895年到1913年，西方在华共设银行13家，85个分支机构，构成对华政治贷款扩大资本输出的金融网络[31]。一战爆发后，日美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大肆扩张，1914年日本对华投资达21960万美元，占西方国家对华投资总额（160130万美元）的13.6%[32]……诸如此类的数据不胜枚举。虽然中国在19世纪下半叶开启了自强新政（洋务运动），也创办了一些军工、民用企业，但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小，起不到主导或者主体作用；西方国家在中国创办企业，更多是为其商品、资本输出服务的，于近代中国现实基础改造、新型经济模式和更高阶生产方式的推动作用非常有限。到1920年前，近代中国的金融组织与机构如票号、钱庄、典当、新式银行等也有发育和短暂的繁荣期，但在五次金融风潮[33]过后，金融资产阶级和银行金融业独立发展严重受挫，国有货币信用制度多半被摧毁，殖民资本大行其道，推进了经济体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倾向。在这期间，还有一个长期隐而不显、不为大多数人所关注的经济现象，即由于经济结构变动而带来的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变化：传统城市本是“寄生在乡村农业基础上的人口集中地”[34]，与乡村是“无差别的统一”[35]；随着开埠通商和近代工业兴起，城市越来越明显地与自然经济对立，与乡村形成对立；与城市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相比，农村基本滞留在古老与宁静之中，与之相伴随的则是贫穷、落后和愚昧。近代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乃至于经济的区域性特征、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概由此而起。中国之所以没有完全沦为像印度那样的殖民地，是因为中国拥有与之完全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度。以英国为火车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将全世界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西方资本主义的列车高速行进，中国却只是提供原料和服务而已，并未搭上发展的快车。列宁曾从经济原因分析中国革命（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指出“是什么经济上的必要性使得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纲领能够在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得到推行呢？是把各种形式各种表现的封建主义摧毁的必要性”[36]，“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在……从中正确地寻找‘振兴’中国的道路”[37]，认为近代中国在20世纪后滑向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深渊，是有其特定的经济内涵与深意的。
5.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变迁
近世中国的思想文化变迁，主要体现在儒学的衰落和传统夷夏观念的转变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大端，儒学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便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主体和代表，于王朝江山社稷的整合、稳定和凝聚功不可没。作为传统文化中国之维系，儒家自命负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担当，千百年来道统、学统相辅相成，绵延不绝。迄至清朝，儒学发展依次经历了先秦争鸣、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晚清考据几个历史阶段[38]。儒学的衰落，固然与清代的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有着脱不开的干系，是其自身内在逻辑使然，却更是西方侵略中国的直接后果，与西学东渐的进程呈正相关态势，两者的发展方向与趋势恰恰相反。儒学的式微，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世的没落与蜕变。
中西从“隔岸对视”到“两极相连”，文化碰撞与冲突在所难免；两大文明势同水火，却是拜英国的大炮所赐；鸦片战争打击了中国，鸦片这一麻醉品反而惊醒了中国人；由此所引发的危机导致了惊心动魄的太平天国运动，接蹱而来的就是草根阶层公开的大规模批孔与反儒，最具代表性的是洪秀全发起的批孔反儒反传统的狂飙。十几年间，江南学宫书社尽毁，儒家经书被删改焚毁几至殆尽，如此激烈的决裂性冲击，史无前例。然而，太平天国的反孔反儒，与其说是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革命壮举，不如说是以拜上帝教作为宗教的简单粗暴排他性行为，并不能构成对儒学权威的挑战和否定。真正对儒学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地位构成威胁的，乃是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体用”思维方式，以及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自强新政运动。正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形而上的“道”与承载它的形而下的“器”发生分离，道统与学统开始疏离：失去道统追求的“学”逐渐沦为机械的“末”“用”之学，失去学统支撑的“道”则无可避免地走向抽象、空泛的义理与教条。加之“西用”自觉地替“西体”开辟道路，东渐的西学展现出别样的文化景观，西方文明的优势逐渐显现，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来衡量、评判东方文明，阐释深层次的文化危机至此初现端倪。同为经世思维，“理学经世”是内求自治以自强，“洋务经世”则是外求捷径以富强，后者压倒前者而成为时代选择，同样说明了儒学“治身心”之有余而“应世事”之不足。造成上述抉择的直接动因就是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败绩。圆明园一把大火，不仅烧毁了150多年方始完工的“万园之园”，更是直接打掉了“天朝上国”的虚骄之气，让一个充满自信以至于自负的文明转向文化自卑与妥协。传教士们为了推广上帝之便而着意推出“中学西源说”，中国几乎是出自本能针锋相对地提出“西学中源说”，但思想论战与笔墨交锋无助于挽回儒学的衰微气象。甲午与庚子后，蔓延全国的亡国灭种危机带来了朝野上下的整体性文化反思，“保国”“保种”“保教”给传统儒学带来了全新的时代命题与任务。《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催动疑古风潮，给了传统儒学致命一击，意在推翻偶像孔子与儒学权威；百日维新与清末新政前赴后继，破坏了传统儒学的制度支持与承载、庇护体系，至此，儒学的没落已是大势所趋。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期间，儒学被看作封建余孽的代表，因为不合乎时宜使文化激进主义者必欲革之而后快。尽管有孔教会、学衡派等宣扬支持孔子与儒学，但在一个大的变革、转型时代，只能被改造社会的新思想所淹没。文言文体变成白话文体，文字删繁就简，儒学的天命除了坠落，别无选择。事实上，中国专制王朝的没落与世界专制时代的结束不幸地同步发生，儒学至今仍未完成文化形态的彻底转换。唯其作为政治工具的实践理性被隐没，其作为思想文化的价值理性才得以凸显。有人说中国落后就是因为儒学思想过分盛行，这是将二者混为一谈。唯其不再成为统治手段与工具之时，才能回归儒学作为思想文化的本色与本位。这应当是今天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学能够复兴的原因与内涵所在吧。
传统华夷观念的转变，经历了夷夏大防—天下观—近代民族、国家观—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新型历史判断与叙事这几个层次的转变。传统夷夏观的形成及其绵亘流传既是中国曾傲然屹立于世界文明巅峰的明证，也是周边各国对中国心甘情愿认同与臣服的表征，最终构筑了看起来似乎是牢不可破的抵御外族入侵的民族文化心理的万里长城。传统王朝以之为倚傍，恩威并施、远交近攻，打造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观和“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华夏文明中心观。这一古老的处理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的准则，在近代屡屡遭遇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挑战和破坏，直至消解。清朝乾隆皇帝曾不惜花费85万两左右的白银（约合17万英镑）礼遇马戛尔尼“贡使”团，意在令其对“天朝”“知感知畏”，未料反被视为野蛮、无礼和落后之举。即便有“开眼看世界”的先觉者如林则徐、魏源之流，亦对所谓“英夷”“外夷”“黄毛夷”等尚存诸多讹误之见，视为下等，遑论其他。在早期的中英谈判中，道光帝就将侵略者的讨价还价、外交讹诈视作“该夷所请”而予以“允准”[39]；最初通过不平等条约所失去的权力，半为西方武力逼迫所致，半由清政府对外界的傲慢与无知所引发，以至于签订中英《天津条约》时，清政府和官员依然不把条约当回事，仅作“假此数纸”“退却海口兵船”之计，将来“欲背盟弃好”，“即可作为废纸”[40]。由此不难理解，只是在英法联军的大炮架上北京永定城门、炮口直指紫禁城时，才最终打破夷夏大防的坚固屏障，将近代国家外交关系诸细节以不平等条约条款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亦不难理解，因为固守“夷夏大防”的思维定式，视“防夷”高于一切，即使是写进了条约文本，清政府还是要坚守到最后一刻，甚至出现咸丰皇帝为了取消公使驻京的规定不惜以全免关税和开放鸦片自由贸易为条件的荒唐一幕，幸而桂良等冒死抗旨连奏才罢。这也就可以理解，西方列强坚决要求将自身称谓由“夷”改作“洋”，本意是向中国要“平等”，结果“割除了传统排外意识所依托的朝聘制度，使得‘蛮夷’从此成了‘洋大人’”[41]，反而使中国低人一等。从“夷”到“洋”的转变，不仅仅是表面文字的变化，更是直接消解了“夷夏大防”，迫使清政府与近代世界接轨。与之相应，传统的天下观让位于近代的国家观、世界观，传统的夷夏观让位于近代的种族观、民族观，新的国家形象的塑造，新的民族国家的构建，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从传统专制王朝到现代民族国家，其间最重要的转换枢纽，就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然而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概念的引进，以及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话语系统的重新梳理，在当时却是一个旷日持久、众说纷纭的话题。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前后匆忙地创生出“中国民族”“中华民族”“中华民国”等概念、形式和内容，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皆因过于沉重的生存危机、发展危机，过于急迫的救亡使命、启蒙使命。在这一承续与嬗蜕的双重变奏过程中，情感与理性的交锋，改良与革命的选择，道器义理的挣扎与分裂，中西新旧的拒斥与接纳，无不是以耻辱激发斗志，以失败谱写牺牲，以悲剧召唤力量，以灾难赢得升华。包括夷夏观的消解在内，虽然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始终还没有实现，但转换过程中所映射出来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创建及其历史责任担当，正是中华文化的生机所在。
思想文化是抽象的，社会生活却是实实在在的。一饮一食、一衣一帽、一言一行、一砖一瓦、行走坐卧、婚丧嫁娶、休闲娱乐、礼仪风俗，莫不有具体生动的样式和内容，无不是当时文化的载体和呈现——社会生活是文化之源。古人云：百姓日用即道。诚哉斯言。与现代社会不同，传统中国的社会生活是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级序列的三位一体，是芸芸众生在普世王权（universal kingship）下以衣食住行诸方式打造的非文本的通俗教本，兼具合法、正统和权威三要素。社会生活最能够形象地展现一个时代的特征和精神风貌，社会生活变迁也最能够深刻地展示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
近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变迁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节奏同步，与西学东渐的价值导向一致，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逻辑相似。作为物质的一维，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还与作为观念维度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举其荦荦大端者为例。传统礼制规定，衣者，服制也，其质料、纹章、佩饰、颜色、式样、图案等与个人身份地位尊卑贵贱直接相关，首先突出的是它作为森严等级序列的一环并为之认证与定位的政治功能，逾越这一“服制”则为佞妄与不轨；食者，各种典礼之外，对食物本身基本没有什么限制，但对盛放食物的器具却有着明确的数量、用量、用料、款式等要求，借以彰显法度与威仪；住者，对人之所居屋室有着极其严格与详尽的关于面积、高矮、门户、廊檐、屋瓦、进重、台阶等形制的规定，与“亚细亚官僚政治”体系的排列次序一一对应；行者，一指出行方式：古代中国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轿子，轿子的材质、颜色、形制、大小、配用仪仗、轿夫数量等严格按照等级规定使用，一指行为方式：行为、行动、行礼如仪，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烦琐的礼仪规章几乎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事小节，潜移默化地维护、巩固、强化着既有统治秩序。从兹可见传统社会生活之重心所在，突显的是其形而上的功用，生活即是文化的翻版。而跟随炮舰纷至沓来的西方物质文明成果，如火车轮船、洋枪洋炮、电报通讯、机械工具、煤气电灯等，承载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开始生硬地楔入、持久地进入、顽强地深入、机械地移植与嫁接到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由各个通商大埠渐次传播、扩展开来，国人由最初的抵触、龊龉、抗拒而渐生艳羡、向慕、崇尚之意，对西方、西方文明、西方社会习俗等的观念随之发生改变，洋货遂成时尚象征。陈作霖在《秉烛里谈》中说：“道光年间，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名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秋油，颜料之鲜明者曰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考。洋乎洋乎，岂非今日之先兆乎！”[42]伴随着对西方器物文明的认可，洋化、西化倾向一发而不可止，社会生活开始回归到现场与当下，衣食住行各端之“发现生活”的本色与“生活现场”的本位开始彰显，更注重其形而下的实在功用。譬如服饰变迁，其作为更改正朔的服制规定性很快隐去，对美的追求开始显现：简洁、灵活、方便的西服开始受到喜爱，一些大胆之士甚至把改穿西服看作“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可以强种”[43]的灵丹妙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广西梧州中学的学生就被允许“披洋衣揖孔孟”[44]；女性服饰洋化最早，鸦片战争前后已有效仿西式的装扮出现，北京、上海等城市在19世纪80—90年代甚至出现了“赤胸露臂，短袖青衣，云鬟高垂，皮鞋耸底”的女性时装[45]；传统服饰也有改良，“光绪年又渐尚短衣窄袖，至季年，马褂不过尺四五寸半，臂不过二三寸，且仿洋装，制如其体”[46]。可见，服饰的礼制大防功能已极大弱化，不再是社会等级的标志。在饮食方面，最初国人视西餐如“茹毛饮血”，唯猎奇者往来品尝，但随着崇洋心理的强化，去番菜馆（西餐馆）就餐在19世纪末成为官场时尚与上层社会的排场，西式分餐制，西点、洋酒等随之流行开来，饮食成为“舌尖上的享受”，不附加政治、伦理含义。居住建筑的变化尤为明显，西洋建筑更加关注住房卫生、采光、通风等，采用砖石混凝土结构，而无先天的高下等级之分。以上海为例，西式小洋楼、花园洋房、公寓住宅、石库门式里弄住宅等并存，由个人经济实力而非政治地位决定住所选择。交通行走方式也有很大变动，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马车、黄包车、自行车、有轨电车、小汽车等都先后成为代步工具，显示了中国融入现代文明潮流、“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愈来愈国际化”[47]的一个侧面。此外，废除缠足的运动对于破除陈风陋习也都起过积极作用。民国时期，改旗易帜，移风易俗，断发易服，废除跪拜，废除等级制度，等等，突破了过去“变器不变道”的藩篱；社会生活诸端亦步亦趋跟随制度变革、文化转型而变迁，从社会的浅表向深层推进，孙中山还一手设计了至今仍受欢迎的“中山装”……岁月更迭、春秋流变之间，新风旧俗杂糅并存，进步与倒退相角力，从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端反映出民国最初几年间推进现代化的努力与艰难。及至新文化运动搅动时代风云，牵引社会生活各节发生急剧变迁，开始真实制造而非虚文构造出走向现代的社会基础；这一基础虽然薄弱，却是现代中国社会的真正起点与奠基。
6.近代中国社会性质
社会性质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根本的理论问题，它不仅是近代史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决定着近代历史体系的研究框架和认识规律，也是客观解读和评价近代中国和世界关系，并由此展开相应国际战略和策略的基础。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权威、准确的描述和概括。殖民地，指的是国家地位；封建，指的是一种社会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则是一种特定的存在格局或状态，它的含义包括：一是国家的主权遭到破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左右和控制，但在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是半殖民地。二是原来的封建自然经济遭到破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保持着封建的剥削制度与封建特权，是半封建。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完全的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转变过程的起点，毋庸置疑，就是鸦片战争；决定这种转变情况的，主要在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结合；就其具体形成过程而言，则是资本-帝国主义直接侵略的结果。
迄至当下，基本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的签订，加快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八国联军侵华及《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承载每一历史区间社会属性变化的诸多证据与数据，人人耳熟能详，自不必多言，形成相关历史分期依据的标志性事件与内在线索，亦无须在此重复论证。而一直以来不绝于耳的针对“两半论”的形形色色的异议与质疑，以及由此生发的对相关历史问题的巨大分歧与争论，和支撑与解答所有上述结论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一致的，那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从何而来？如何定性？含义为何？意指何方？何以能成定式？
“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是列宁1915年在分析帝国主义对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的瓜分情况时首次提出来的，且首次明确把中国列为三个“半殖民地”国家之一[48]；随后，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再次把波斯、中国和土耳其列入“半殖民地”国家，指出中国“正在变成殖民地”[49]，并进一步说明，“半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50]，“它们是自然界和社会一切领域常见的过渡形式的例子”[51]，是从附属国向殖民地转变的“‘中间’形式的典型”[52]。
“半封建”这一概念则最早出自恩格斯的著作。1851年，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分析1848年德国革命前夕的社会状况时，在评价德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意义上使用了“半封建”[53]这一概念。列宁继承了这一思想，1912年，他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并点明其政治和经济特征：“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整体和单个的封建主。”[54]
对列宁而言，“半殖民地”来自他对帝国主义时代各种过渡性国家附属形式进行分类的概念，“半封建”则是作为共产国际领导分析落后国家国内经济制度时提出来的笼统概念，并没有就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形进行细致的把握与分析，所以他没有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使用，也没有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属性来看待。革命导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概念的原初定义和使用，是引起后来诸多争议的根本原因所在。
“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在上述两个概念基础上复合而成的全新概念。以“半殖民地半封建”来表述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是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历了血与火的革命洗礼之后得出的结论，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最早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使用并予以基本特征论述和概念说明的是蔡和森，他在1926年已经开始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一词形容当时的中国，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来概括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55]，事实上已经初具“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之雏形。大革命的失败推动了共产党人对“反封建”从“反对封建军阀”到反对国内普遍存在的封建经济关系的认识转变和深化；到1928年7月，党的六大已在《土地问题决议案》中精准地论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含义；1929年2月，党中央在《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一）》中明确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56]，标志着“两半论”的正式形成。20世纪30年代，国内思想界爆发了一场以《新思潮》和《动力》杂志为阵地的、“新思潮派”（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动力派”（代表托派）之间的大论战，双方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激辩，促进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传播和理解。1933年5月，吕振羽首次完整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来界定当时中国社会所属的历史阶段[57]，表明中国先进知识界对“两半论”的广泛接受和认可。从1938年到1941年，毛泽东先后在对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毕业学员的讲演以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多次使用并系统论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与概念，形成了依然为今天所用的话语体系和概念解读方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地位的确立，“两半论”遂被视为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结论，多年来未有异议，成为定式。
传统观点认为，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意味着苦难、沉沦与衰落，半殖民地进程与半封建化过程是同步的、共生的，“半殖民半封建”是个整体性概念，二者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不能割裂开来，等等。改革开放后，随着时代背景的转换，史学研究范式及话语体系从“革命”向“现代化”的转变，成为寻找代表近代中国进步潮流的理论基石。1981年，李时岳、胡滨发表《论洋务运动》，提出近代中国“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将“两半”及其发展趋向区分开来[58]；以此为起点，学术界掀起了又一轮热烈的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究与争论，形成了许多新颖观点。在概念解读上，或侧重于剖析“半殖民地”，或侧重于剖析“半封建”，从而一方面形成把“两半”截然分开、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发展并不同步的观点，另一方面又产生以“两半”为特殊过渡形态、两者内在有机联系相互制约的与前者针锋相对的观点。由此形成对“半殖民地”地位确立和“半封建社会”形成时间段问题的争论，从辛酉政变、甲午战争、《辛丑条约》签订到国民政府建立等均在其列，不一而足。在对“两半”社会发展趋向和近代社会总体情况进行评价的问题上，有“沉沦说”“沉沦进步并列说”“沉沦进步交叉说”之分，主要区别即在于对国内“半封建”因素及其发展趋向认识的不同。在对近代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重新探讨中，也出现了许多非典型的过渡性形态的新表达，在此不一一列举。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阐释也更加精细化、数据化与学理化。反观“两半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和两次社会性质大讨论，可以发现，对“半殖民地”的理解与评价几乎没有多大的争议，对“半封建”的解读则无论在其形成、积累、发展趋向、历史导向、作用与评价等方面均呈对立交锋之势，这也体现了近代史宏观研究中重大分歧的根源所在。历史的进步归根到底是由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的。资本主义在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同时，自己也为自己造就了掘墓人；“半殖民地”造就了“半封建”，“半封建”又在努力克服“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沉淀于其中的“沉沦”倾向不断阻遏着“进步”的发展，但“进步”的努力最终战胜了“沉沦”。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重新反思与解读，尤其是对“半封建”双重历史走向的估量和反思、对“半封建”与“半殖民地”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研究，本质上是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新衡量，是以生产力而非传统的阶级斗争作为评价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依据，直接带来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重新界定与认识，亦无可避免地重塑近代史。它既是对传统“两半论”的挑战与回应，也在客观上为新时代的近代史框架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点。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50.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8.
[3]清朝认为俄国属于“未沾教化”的“外藩小国”，与周边各少数民族一样均为“藩属”，理应由同一机构进行管理，而且，俄国与清朝外藩蒙古诸部接壤，长期以来相互交往频繁，就形成了由理藩院同时管理西北少数民族事务和与俄国交往事宜的做法。1858年6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俄《天津条约》规定“嗣后两国不必由萨那特衙门及理藩院行文”，而是由俄国驻华公使直接与清政府军机大臣或“特派之大学士，往来照会，俱按平等”。于是，俄国首先开始将“照会专送军机处”，中俄之间通过理藩院交涉的旧例从此被废弃。1860年11月，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驻北京的俄罗斯馆直接转变为俄国驻华公使馆。
[4]何新华，王小红.中国首次对西方外交冲击的制度反应：1842—1860年间清政府对西方外交体制的形成、性质和评价.人文杂志，2003（4）；何新华，王小红.试析五口通商大臣体制的制度缺陷，历史档案，2005（1）.
[5]章开沅.清通鉴：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2000.
[6]刘伟.晚清对外交涉体制的演变与影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7]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536-537.
[8]“三口通商大臣”设立之初就是专职，专司天津、牛庄、登州三口事务，并无“钦差大臣”加衔。1870年（同治九年）8月，署理三口通商大臣毛昶熙上奏，以“缓不济急，贻误必多”为由，请按五口专归两江督臣总办例照办。总理衙门附议表示同意，上谕令裁撤此缺，由直隶总督经管其责。由此，“三口通商大臣”成了直隶总督的兼职，也有了钦差大臣关防。
[9]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9.
[10]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北京：三联书店，1959：279.
[11]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71.
[1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979.
[13]权赫秀.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4）.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00.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65.
[1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27-30.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62-863.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64.
[19]同①780.
[20]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218.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81.
[22]李侃.中国近代史（1840—1949）.北京：中华书局，2012：32.
[23]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88.
[2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1608.
[25]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北京：中华书局，1992：113-116，120.
[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81.“1853年”在该文献中表达为“现在”。
[27]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1606.
[28]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178.
[29]才桑杰.近代西方资本在中国.成功（教育），2008（7）；吴承明.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外部和内部因素：兼论张謇的实业路线.教学与研究，1987（5）.
[30]郑友楑.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附录2.
[31]才桑杰.近代西方资本在中国.成功（教育），2008（7）.
[32]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5.雷麦的统计数据未把日本在台湾地区的投资计算在内，对大陆投资额的估算与吴承明的统计也有出入。
[33]五次金融风潮：一是指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的上海贴票风潮：钱庄以“贴票”方式高利率吸收存款、不按常规经营致使钱庄大批倒闭的金融风潮，受害最多的是小额存款账户；二是1910年（宣统二年）的橡皮股票风潮，由于购买虚假的橡皮（橡胶）公司股票引起，外国冒险家们空手套白狼，掠走中国几千万两白银，致使上海钱庄倒闭过半；三是1916—1920年、1921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两次停兑风潮：两行滥发巨额钞票而无足够准备金，加之西方列强蓄意制造混乱，造成挤提存款，引发停兑风潮，损失最大的是国有货币信用和银行业主权；四是1921年冬上海的“信交风潮”：金融杠杆带来虚假繁荣导致泡沫破裂，交易所和信托公司大受打击，所剩无几。因此，这一年被称为“中国商业史上最令人心痛的一年”。详见：郑晔.近代五次金融风潮评述.四川金融，1998（11）；燕红忠.试论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与结构.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34]陈其南.文化的轨迹.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173.
[3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80.
[36]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5.
[37]同④295-296.
[38]也有学者认为，至今儒学发展经历了“原儒”“真儒”“后儒”“今儒”四个阶段，有多重文化功能。详见：王鸿生.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和五种文化作用.河池学院学报，2007（4）.
[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65.
[40]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966.
[41]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52.
[42]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110.
[43]剪辫易服说.湖北学生界，1903（3）.
[44]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7（2）.
[45]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30.
[46]黄苇，夏林根.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31.
[47]列宁.列宁全集：第2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32.
[48]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13.
[49]同①643.
[50]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8.
[51]同①644.
[52]同①645.
[5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74.原文见于该文“二 普鲁士邦”：“德国中等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可以从1840年算起。在这以前，已经有种种征兆表明，这个国家的拥有资本和工业的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也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
[54]同①293.
[55]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
[5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17.
[57]吕振羽.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449.
[58]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