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1.鸦片战争的评价问题
战争是因为鸦片引起的，确切地讲，是因为鸦片走私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引起的，是中英在鸦片贸易问题上的矛盾对抗所致，英国为主动进攻的一方，所以马克思断定，无论如何，英国都是有错的一方。为模糊战争性质，英国外交官在战争结束签订条约时，故意回避这个问题，仅仅要求对虎门销毁的鸦片进行赔款，以逃避战争责任与外部正义的谴责。而慑于英国的坚船利炮，深恐触怒侵略者，软弱的清政府在谈判中竟只字不提或不敢提及“鸦片”二字，禁烟运动亦半途而废、风流云散。战后，清政府不仅主动放弃了对外国烟贩的管束，又在英国游说下默认了外界商贩在通商口岸行销鸦片的权利，仅保留对本国臣民的查禁活动，等于接受了公开而不合法的鸦片倾销。这就在客观上为鸦片输入中国清扫了障碍，此后鸦片进口实质上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但英国并不因此而满足。
五口通商期间，英国历任外交官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以中国政府无力阻止鸦片贸易为借口，致力于迫使中国解除国内其实收效不大的禁烟令，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1]。这是英国政府既定的对华外交方针和政策。外交谈判不成，则再次利用炮舰武力逼迫。1856年10月8日，以“保护一个海盗的划艇”的“亚罗号事件”为借口，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11月8日，《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附《海关税则》）正式签署，其中第5款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2]。由此，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开启了1858—1884年间鸦片肆无忌惮任意输入中国的高峰与黄金时代。整个19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向中国输入十万箱鸦片。然而得偿所愿的英国仍不知餍足。
1875年，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以“马嘉里事件”为借口代表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修约，重提鸦片问题。经过一年多的交涉，1876年9月13日，李鸿章和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其中第3款规定了新的鸦片章程，增加了各省酌情决定鸦片税厘多寡的内容。时印度政府的财政收入与运往中国市场的鸦片数量直接相关；以1871—1872年度为例，印度政府在鸦片经营和税收上的收入为800万英镑，相当于印度政府年收入的1/7；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印度政府和英国商人种植、制造、运销鸦片的利益，不顾国内的舆论压力和谴责，首鼠两端，拒绝批准《烟台条约》，9年后才最终同意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鸦片每百斤向海关缴纳正税30两并纳厘金不超过80两，而无须再纳捐税[3]。至此，鸦片完全合法通行全中国。这就是19世纪中英长期鸦片交涉的最后结果。由此可见，英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最主要、最真实的意愿与诉求均为鸦片利益，而非所谓的为正义、为平等、为自由贸易、为打破十三行的垄断体制、为侮辱英国国旗事件、为公使馆进入北京等而战，其本质均为侵略战争。尽管英国后来的一些政治学和历史学家力图证明鸦片贸易在整个局势当中只是一个次要的而非决定性的问题，更乐意称之为“贸易战争”（the trade war）、文化冲突（cross-cultural conflict）而非“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台湾也有学者评论说，“这一场战争，事实上是贸易战争，不是为鸦片而战，而是为贸易而战”[4]，但终究掩盖不了由鸦片利益驱动的事实和英国作为侵略者的本质。“第一次英中战争是英国人为了印度的鸦片税收而对中国发动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可耻的、不公道的，《南京条约》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不公正的”[5]，“有无可抗拒的证据证明”，名之曰“鸦片战争”，“是公正的”[6]。
2.鸦片的罪恶渊薮
中国的富饶，是引发西方资本主义野心的最初动因，而非“落后就要挨打”。有材料表明，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20年，即清朝嘉道之交的1820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GDP的32.9%，居世界第一，领先西欧核心12国（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的产出总和（12%），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8%）、日本（3.0%）。甚至在鸦片战争后，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庞大市场，为侵略战争提供了借口，鸦片贸易则为之提供了机会。
鸦片是“造成19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贸易’全局变动”的商品[7]。英国视印度的鸦片比中国的茶叶、美国的原棉、本国的棉纺织品更具战略重要性。传统的近代史书写一般会着重强调鸦片战争是烟毒泛滥的直接后果，强调历次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危害，而往往忽略战后的鸦片倾销给近代中国带来的极其严峻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忽略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间接、潜在、长远的危害。事实上，在英国—中国—印度三角贸易中，英国是主宰，印度是工具，中国不幸地成为最终的牺牲品[8]。鸦片贸易的暴利难以想象。以1813年为例，这一年印度上等鸦片“公班土”（Benga lopium），每箱成本费用是237卢比，它的拍卖价格，包括印度政府的鸦片税在内，每箱2428卢比[9]，两者差额为2191卢比，超出原来成本的9倍，东印度公司约得其中的2/3。以1817年为例，公班土这一年在印度每箱的拍卖价格为1785卢比，在中国的卖价为2618卢比，两者差额为833卢比，折合银洋为400余元[10]。扣除少数运费及其他支出外，剩下部分就是烟贩每箱的实际利润。最大的英国鸦片贩子查顿（William Jardine）在私人信件上说，在最好的年头，鸦片的利润高达每箱1000银元[11]。据苏智良先生统计，从西方直接通过鸦片输入而掠夺的银钱数量来看，从1800年东印度公司向中国推销鸦片到1917年中英名义上中止鸦片贸易的这段时期，外国殖民者共向中国走私、推销鸦片共7023119万箱，从近代中国掳走6616345219银元，相当于清政府60多年的全部国库收入；如果再加上1917年后走私的鸦片，所掠财富更加触目惊心。据中国代表团在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上发表的内容，仅1906年一年，中国因改种罂粟造成的谷物损失便达4.5亿两白银。不难想象，一年如此，100多年的近代中国，因为鸦片而造成的财富损失，会是一个怎样令人触目惊心的天文数字。相比之下，列强发动侵略战争所勒索的共近8亿两白银（约合11亿银元）这一常为国人扼腕叹息的巨额数目与鸦片造成的财富损失相比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从鸦片对中国国民素质的戕害来看，因为鸦片的极度泛滥，中国的吸毒者在19世纪80年代已达2000万人，占到人口总量的5%[12]，这一数字直到1906年基本没有变化；有的学者因此而将19世纪的中国称为“鸦片帝国”，认为鸦片对中国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它“最终折断了这个民族的脊梁”[13]；“鸦片在中国，无形中破坏了宪法，摧毁了健康，缩短了吸食者的寿命，瓦解了每一个家庭的和睦与兴盛，并且正逐步地促使整个民族身心以及道德走向堕落”[14]。被传教士称颂的有着“优雅的贵族风度”的“彬彬有礼的民族”，沦落到被日本人鄙薄蔑视为“东亚病夫”，鸦片贻害有目共睹。由此所带来的中国现代化的坎坷艰难，现代化进程的延误与曲折，更是难以简单地用数字计量其损失，所有这一切，都由鸦片，由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这个始作俑者推波助澜而来。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从何而来？近代中国的生存危机从何而来？近代中国缘何缺少发展积累？近代中国的发展为何总是后继乏力？近代中国为何长期滞留于新陈代谢的夹缝之中进退失据？答案不言而喻。
3.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由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如前文所述，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以此判定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关键就在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理解及对其相互关系的解读。
在对“半殖民地”的理解上，争论最多的莫过于如何评价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问题所牵引的，不仅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更关系到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问题。近些年来为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张目者，认为西方应该早点侵略中国，应该把中国变为完全的殖民地，甚至完全否认资本主义是侵略中国而以“输出文明”“恩赐”等论调，提出“侵略有功”“侵略有理”“殖民无罪”等。这些理论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许多批判。大多数批评者将之归因为对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误读。笔者以为，除此之外，还在于近代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困境和抉择悖论。
“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开端，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作为一种在整体水平上已经超前的文明形态，以入侵者的姿态首先从军事上，既而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给中国人以当头棒喝，宣布东方农耕文明优势地位及封闭状态的历史性终结。”[15]正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16]，致使中国社会在开启半殖民地殖民地化进程的同时，同步陷入困窘的两难境地：神圣正义的反对外来侵略的举措因为往往与陈腐的旧世界相连，而带有相当程度的保守与落后色彩，野蛮贪婪的侵略战争却因其处于文明发展序列的高端而带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性与合法性；反侵略与学习资本主义、反封建与护卫家国天下，就成了难以调和的两个对子，无法两全。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西方对中国的侵略。马克思曾指出，西方殖民者在亚洲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7]然而西方列强通过侵略将破坏进行到底，却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建设。当中国向西方寻求“机船路矿”时，西方非但没有“技术转移”或者提供“模仿效应”，反而为了自身在中国经营的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一再加强资本输入。《辛丑条约》规定拆毁北京、大沽间所有炮台，京津、津榆铁路沿线和北京使馆内由外国派驻军队，从此，清政府被置于列强刺刀的直接威胁下，只好事事仰人鼻息，成为“洋人的朝廷”、列强共管下的半殖民地。此时，中国虽在形式上还是个独立的国家，实际上遭受着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残酷统治。1907年签订的《日法协定》《日俄协定》等，都公开写着“尊重中国的独立与完整”，而在秘密换文中则确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及特殊权益，这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绝好说明。至此，资本主义文明冲击是阻碍还是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答案不言自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近代中国贫困落后的总根源；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作为一种制度的帝国主义的最“积极”的贡献，可能就在于它使中国开始了一个令其自身走向崩溃的过程；它改变了这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结构，并使国人超越各种政治倾向，逐渐形成了这一信念：达到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就是创造一个有能力摧毁外国支配的对抗性的国家政权[18]。
“半封建”是由“半殖民地”引发的，并受其牵引和支配。如果说“半殖民地”进程意味着屈辱和沉沦，“半封建”则意味着向上发展的希望，但“半封建”并不等于“半资本主义”。它主要表现为：在经济上，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零星孤岛并存；在政治上，皇帝-官僚-士绅的官僚体制对社会的强控制并无实质性改变，其背后起支配性操纵作用的正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即“外来的暴力”；在文化思想上，传统的儒学逐渐被新兴的西学所淹没和取代；在社会结构上，出现了崭新的社会阶层与阶级，如买办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表明向资本主义的发展尚在量变途中。人们一直奉为圭臬的“如果没有外来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自己逐渐发展到资本主义”的论断其实是站不住脚的：以自由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原发型的渐进式发展，在一个为主要资本主义列强所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已经不可能有效运转了。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外部发展还是内部改革，都需要时间和强大的权威，但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恰恰不具备这些条件，也就无法为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提供动力。正因为历史的因袭太过厚重，所以前进的过程一波三折。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遂成为近代中国的重要矛盾。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史学界曾就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展开大讨论，因各自侧重不同而见仁见智，并未形成统一观点。进入21世纪，有学者提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应该只有一个，而不是两个；根据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这一主要矛盾应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的联盟和人民大众的矛盾[19]。此处存而不论，仅供参考。
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相对应，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或曰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历史使命：一是通过民族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通过民主革命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两大任务互为前提，互相关联，最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努力下，首先实现了民族独立，如今正在向富强的新中国砥砺前行。
注释
[1]王宏斌.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世界历史，2010（3）.
[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116.
[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422.
[4]柏杨.中国人史纲.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897.柏杨并不否认这场战争由鸦片而引起，但又说英国并非为鸦片而战，只是“人们乐意把这项肮脏的罪名加到侵略者的头上，所以称它是鸦片战争”。
[5]马森.西方的中华帝国观.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157.
[6]蒋大椿.关于鸦片战争的评价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4）.
[7]郭卫东.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120-121.
[8]仲伟民.茶叶和鸦片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观察19世纪中国危机的一个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1）.
[9]MORSE H B.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Vol.III.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6：339.
[10]MORSE H B.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Vol：IV.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6：76.时银洋和卢比的比价为100∶206，按照上述比价，833卢比折合银洋为400余元。
[11]GREENBERG M.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brary Edition（Reprint），1969：105.
[12]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7.一说吸食者在同治年间达到4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0%。参见：周宁.鸦片帝国.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42.
[13]黑尼斯三世，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北京：三联书店，2005：3.
[14]BROOMHALL B.The Truth About Opium Smoking.London，1882：62//李颖.辩护与谴责：试析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外冲突观：以鸦片战争和鸦片贸易为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15]冯天瑜，等.中华开放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48.
[16]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62.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57.
[18]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51-252.
[19]杨光斗.对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再认识.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