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综述 从鸦片战争到 五四运动前夜
一、如何理解鸦片战争前的世界和中国、矛盾与冲突
1.1840年是一块界碑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打断了中国一直以来的独立发展进程，迫使其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由此，使古老的国家蹒跚步入近代第一页的1840年，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一块界碑。从时间尺度上讲，1840年是一道界线，此前属于辉煌古典岁月，此后属于屈辱沉沦年代；从空间尺度上讲，1840年是一道分水岭，之前是“孤家寡人”的地区史，之后是汇流成潮的世界史；就价值尺度而言，1840年是文明评价标准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宗藩华夷、帝王将相的朝代底色逐渐褪去，古今中外、概念工具、思想资源等西方文明谱系色彩日趋浓重；就历史发展进程而言，1840年是承前启后的关节点，两种文明、两种制度、两个时代、两个世界在同一历史事件中激烈碰撞，打破了原有的时空限制，缓慢但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等等。但是，1840年作为近代中国的界碑，与其说诸般变化与变化倾向骤然发生于一场战争前后、旦夕之间，不如说是中西两种制度、两大文明对抗与角力的结果。鸦片战争及其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各种变化之“果”，必须也只能到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与世界中去寻找原因。
2.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
提及中国，油然而生于人们心中的，往往是古典中国的辉煌与灿烂，传统中国的兴盛与绵延，文明中国的礼仪与富足：雄奇秀美的自然地理风光与浓淡相宜的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源远流长的文明之光与异彩纷呈的儒道佛等各家文化内在有机地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一体化”的社会结构、“超稳定”的社会系统、“大一统”的存在状态与人才辈出的制度化培养机制相辅相成……对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人们既津津乐道于她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亦营营纠缠于她的循环往复的兴衰治乱、改朝换代、王朝专制、凝固停滞。清朝之前，中国的社会形态始终保持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架构；至清朝，各项制度都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而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中国社会种种未可预料和不可逆转的事件发生。
与之前绝大多数朝代不同，清朝是一个“用夷变夏”[1]的王朝；但清朝的“用夷变夏”与元朝强硬的铁蹄式统治又有所不同：“用夷变夏”是其表，是外在形式，表现为清军入关、入主中原；“用夏变夷”则为其里，是内在选择，表现为清朝统治者主动自觉地以汉家传统制度文化——前明的各项制度、典章礼仪等——整合朝纲、治理社会。是故，清朝乍看上去与历史上“用夷变夏”的王朝非常相似，实则大不相同。
政治上，清朝依然采用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其专制范围与程度已极大地强化；虽明朝时的中央集权已达登峰造极之地步，清朝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同为金字塔式的权力架构，同为官僚政治，清朝与以往的朝代相比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特征：一是“内重外轻”，即各项权力层层递进并向上集中，收归朝堂、内阁（军机处），最后统一集中于皇帝个人手中。皇帝已不再是权力符号的象征，而是实实在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载体，一应大小事务只能由皇帝一个人决断，帝国的运转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位者个人。二是实行“满汉畛域”，其实就是对满汉官员有所区分，保证满族官员的优势地位和重要位置，这是维护满族统治地位的重要举措。变动虽小，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以往弊端虽多但仍富有效率与灵活性的行政机构的辅政之用，是晚清时期国家统治冥顽刻板、应对变局左右支绌的根源，也是制度设计最根本的缺陷。
经济上，男耕女织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仍然通行，且清末的农业经济发展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峰，但它仅仅是一种闭关自守式的发展：清朝不仅厉行海禁，片帆不许下海，且不允许制造大船，遂使明朝时期的航海优势与大船制造技术几乎丧失殆尽，更兼之锁国令，仅留广州“十三行”一处对外通商。长期下来，终导致举国上下的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国民对外界变化更是无知与漠然。
思想文化上，虽都是独尊儒家治国理政之学，但其凌厉的文字狱、刻板的八股取士制度、严禁读书人干政议政等举措，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书生士子出仕后的思想活力，同时也在思想文化系统内部禁锢了儒家学说自身的生机与更新途径。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由此形成。因为统治者把儒家学说（主要是程朱理学）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使得本来开始走下坡路的儒学更加走向僵化和腐朽，又因为对“夷夏大辨”的敏感，晚清时期对于外来冲击和变化一概斥之以“用夷变夏”，而自身却以正统自居。在今人看来其食古不化、陈陈相因之处，却正是其苦心孤诣维护道统大义之所在！儒学本是最积极入世有为的学说，由此也只能高居教坛而无可奈何地走向没落。
社会生活中，清朝统治者一方面积极提倡“满汉一体”“满汉一家”，另一方面又特别注意以满俗同化汉礼，清初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可见其由来与抉择。而各种称谓也在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下逐渐发生变化，譬如各级官吏的称谓逐渐从“大人”统改为“主子”，皇帝是最大的“主子”，而传统的“子民”乃至于官阶相对较低的官员则一律被称为“奴才”，所有人都是皇家的奴才，并由此导致社会习俗与社会心理的一系列变化。清朝乾隆中期以后，尤其强调满族旧俗，将满族礼俗逐渐编入礼制大典，上升为“昭垂万世”的祖宗成法，成为国家意志的组成部分。而由此体现的墨守成规、妄自尊大之意，可见一斑。
必须承认的是，满族入关后，的确是奋发作为、励精图治，尽其所能地打造了一个居于传统社会秩序之巅的恢宏壮丽的帝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正因其曾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拥有臻于成熟和平衡的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文化同化、融合的历史，使得清朝对于外界变化毫不在意、漠不关心，对外来入侵麻木不仁、反应迟钝，最终带来了19世纪痛苦与屈辱的一段历史。
3.鸦片战争之前的世界
按照西方世界的历史分期，近代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时代。在世界史上，文艺复兴时期、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革命、工业革命（产业革命）是欧洲各国陆续走出黑暗的中世纪、跨入近代的界碑。如果说前后持续几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解放了欧洲的思想和灵魂，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打破了自然地理空间的阻隔，开始将地区史推向世界史，资产阶级革命以政治制度变革为基础，释放了社会与人内在的活力与创造力，将人类社会推向新的文明与社会发展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插上了翅膀，为之提供了看起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保证资本主义最终取代了封建主义。
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样寄生、孕育于封建皇权的母体内。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产生于公元10世纪左右，其标志性特征是作为农村自然经济对立物的城市和市民阶级的出现与兴起；资本主义政治萌芽最早产生于11世纪的英国，表现为时人所生动称谓的“灰脚法庭”，即市民社会中的商法法庭，以及由贵族、教士、市民等组成的新组织——议会（国会），至13世纪末，议会已成为英国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权组织形式，14世纪初法国也有了在原有政治制度结构中发挥作用的三级会议；最为世人周知的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展现的人文主义的精神曙光，它常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文明初曙，14世纪开始出现在意大利，16世纪达到高潮，这便是赫赫有名的文艺复兴运动，也是绝大多数人所认可的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欧洲各国的成长、壮大与成熟，资本主义因素的相互结合、调节与加强，雇佣劳动与市场逐渐发展起来；曾经托庇于封建皇权（王权）或与之结盟的资产阶级新贵族开始以政治革命的形式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以1640年国会反对君主专制的事件为起点与标志，英国上百年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拉开了序幕；法国、德国和俄国也在稍晚一些时候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与之同步进行的，是这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美洲、非洲、亚洲疯狂的海外殖民扩张与海盗式掠夺，并为此不惜发动殖民战争。财富的积累大大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则需要更多的物资与财富来支撑；自诩为给全世界带来光明与文明的资本主义，就是在这样一轮又一轮血与火的暴力之中完成其自身发展所必需的原始积累的。
18世纪下半叶，英国首先开始著名的产业革命（工业革命），一个世纪内即将工人的日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20倍[2]；而在短短半个世纪内，机器生产即风靡资本主义诸国，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与之同时激增的是对产品市场和原料需求的日益增多。这不仅极大地加快了资本主义列强征战全世界的步伐，也引发了列强之间愈演愈烈的殖民地争夺战。越来越多的民族与国家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旋涡。到19世纪30年代，非洲的北部和南部、美洲的加拿大、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亚洲的西南和东南部，都已经或者正在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其中，英国扩张的殖民地最多，面积最大，这些殖民地人口约1亿，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
鸦片战争之前，在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浪潮中，中国是为数极少的尚未受到战争波及的、仍以独立国家形态存在的文明古国与大国之一，但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潮头所指、锋芒所向，终究难逃列强的坚船利炮。恰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3]。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展开的。即便没有鸦片这个争端，也会寻找其他的理由来发动战争。惜乎清帝国对此浑然不觉。彼时的中国，闭目塞听，只想守成，不思进取，仍希冀在一个孤立的与世隔绝的环境里继续自己天朝上国的统治，殊不知在世界大势、历史车轮碾压之下，独善其身已再无可能。
4.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世界的互动
中国在历史上曾是开放和强盛的象征，著名的陆路、海上丝绸之路是其往昔繁华的见证。在西方人心目中，中国一直是一个富庶、神秘、遥不可及的东方天堂式的存在。16世纪以前，阿拉伯商人在经营中国货物的贸易中获利丰厚，令欧洲商人艳羡不已，决心要找到通往中国的商路。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及新航路的开辟为之提供了条件；欧洲商人纷纷前来亚洲，寻找财富和机会。
1573年，英国探险家威廉·布尔（William Bourne）出版了《论海上霸权》一书，书中列出了5条通往中国的航线[4]；12年后，门多萨（Juan Gonzales de Mendoza）撰写了一部《中华大帝国史》，理想化地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及政体描绘得完美无缺，还称道中国人“是一个沉静的和有才智的民族”，该书在欧洲世界引起轰动，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尽管书中对中国的描述有许多错讹，但再度激发了西方世界尤其是新兴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热望和追逐。英国学者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指出：“近代使东方和西方发生接触的是商业。但事实是西方人出来需求中国的财富，而不是中国人出去寻求西方的财富。”[5]
较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到达中国较晚，但后来者居上。较之各国为打开与中国的贸易大门所进行的努力，英国也更为强韧和持久。早在伊丽莎白时代的1583年，英国就曾寻求与中国发展自由贸易，伊丽莎白致函明朝万历皇帝，未料信使一行人在印度受阻于葡萄牙人。17世纪初，詹姆士一世致中国皇帝的信函被信使带到中国，事竟败于没有一个中国人敢翻译和传递信件[6]。迄今有文献可考的中英贸易的最早记载，是1637年（崇祯十年）的英国商船船长威德尔（John Weddell）率领船队强行武力闯关进行货物买卖事件[7]。此后，英国以英属东印度公司为代表，先后在澳门、台湾、广州、厦门、定海等地逐年展开贸易活动。因为英国人拿不出多少东西与中国交换，也没有足以打破中国自然经济体系的商品，相反中国人不需要从别的地方买一文钱的东西[8]，且在传统朝贡体制之下，中国的互市口岸并没有做长期海外贸易的打算，故而尽管英商经营中国货物利润可观，但其商业投资活动进展磕磕绊绊，并不顺利。
进入18世纪，整个欧洲刮起经久不衰的“中国风”，英国概莫能外。与之相应，中英贸易迅速发展，而茶叶贸易尤为发达：英国对茶叶的需求呈几何级数增长，从1684年的5箱增至1720年的40万磅，到1800年又增长了57倍，达到2300万磅[9]；茶叶贸易额一度占到英国对华进口货物贸易总额的80%[10]；“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为每年330万（英）镑。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10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11]；茶叶贸易的发达，带动了英国航海业的发达和英属北美殖民地制糖产业的发展。而在此期间，清朝仍处于种种顾虑之中，“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12]。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断然下令仅准许广州“一口通商”。吊诡之处在于，较之自康熙年间延续下来的“四口通商”，“一口通商”的贸易限制和紧缩政策显然是一种倒退，却因其规范性、变通性和垄断性，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英贸易的正常化发展。18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的总值开始超过其他欧洲国家对中国贸易值的总和；到18世纪末，英国对中国输入值占欧美国家输入值的90%左右，中国输出值占欧美国家输出值的70%以上[13]。
18世纪70年代，英国失去了北美十三个州的殖民地，更加看重对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商品市场的开发。为了限制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夺取对华贸易统治权，英国政府“开始将中国视为其国家政策的头等目标”[14]，决心派遣使团来华，意欲与清政府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考察与搜集相关的情报信息。经过各方讨论和周密准备，1787年12月21日，以英国陆军中校查尔斯·卡斯卡特（Charles Cathcart）为正使的使团前往中国。肆虐的海上风暴和痢疾等流行的时疫，使得船队在路途中受损严重。1788年6月10日，卡斯卡特在路途中病逝，使团无功而返。但英国政府并没有就此放弃对中国的“探索”。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授意以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特使组成庞大使团出使中国。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成功抵达中国，被清朝官员超出外交惯例高规格接待，但在清朝官员逼迫其下跪叩头时马戛尔尼深感屈辱，并就礼仪问题发生冲突。在随后正式接见使团的过程中，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政府提出增开天津等商埠，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作为英商停泊、居留、存放货物之所，在澳门、广州内河运获得免税或减税等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1816年，英国政府又派出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使团使华，但由于英使拒绝行中国清政府当时的礼节，直接导致访华失败，英国人所期待的贸易谈判更无从谈起。差不多同一历史时期，美、法等国也做过类似的争取与努力，同样以失败告终。唯一例外的只有俄国，因为其与中国接壤而得以从陆地贸易中获利。盲目排外、无视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清政府一再错失与资本主义接轨的良机。上述种种挫折非但没能消除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窥视与觊觎，反而催生其以武力、战争逼迫中国就范的欲望。
事实上，1767年前，英中贸易主要还是一般商品的“合法贸易”。英国主要对华输出纺织品等机器制品，中国主要输出茶叶、生丝、瓷器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因为中国自然经济强大的抵抗力，英国的工业产品在中国几乎找不到销路，连年滞销，以至于在印度和中国，商品堆积如山，形成巨大的贸易逆差。又因为不了解中国的市场需求，英国开始从国内运载白银到中国来平衡差额。东印度公司来华商船装载的白银经常占90%以上，商货则不足10%[15]。1800年前，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进口生意没有一年是不亏本的[16]。在贸易赤字的巨大压力下，英国人处心积虑，要寻找一种商品，使其既能产生足够丰厚的利润来平衡贸易逆差，又能方便长途运输和销售，因此他们找到了鸦片。1767年前，鸦片作为药品，经由葡萄牙人输入中国，其总量非常有限，每年不会超过200箱。而英印对华走私输入鸦片始自1773年，是将其作为非正常商品进行贸易的，而且刻意将鸦片口味进行提炼，调制成中国人喜欢的味道。当时，对鸦片的输入数量有不同统计，但公认的大致数量为，从1775—1790年，英国长期将对华鸦片贸易保持在每年1000箱的一个较低水平；1798年以后，对华鸦片走私贸易量呈现激增趋势，迅速达到平均每年4000箱。“嘉庆五年至十六年（1800—1811年），每年平均4016箱，嘉庆十六年至道光元年（1811—1821年），每年平均4494箱。”[17]从19世纪20年代起，鸦片逐步取代棉花，成为英商对华贸易的最大宗货物；到19世纪30年代，鸦片输入数量突飞猛进，已占其输华商品总值的2/3。据统计，1821—1827年年均输入6752箱，1828—1835年年均输入17264.5箱，1836—1839年年均输入23401.7箱[18]。如果按照合法商品的贸易数额来统计，1839年前，英国对中国每年都会产生数额巨大的贸易逆差；然而鸦片让这一形势立刻逆转，白银流向进而发生改变，“从1828年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了3800万元”[19]；“尽管天朝政府拼命抵制”，英国贩商“在1837年还是把价值2500万美元的39000箱鸦片顺利地偷运进了中国”[20]。其间获益最大的当属英国无疑，既在中国市场上赚得了大量白银，又发展了印度市场。
清朝名义上对鸦片进口始终持反对态度。早在1729年，雍正帝就曾颁发过清朝第一号禁烟令：“兴贩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21]此后禁令屡屡重申，愈禁愈严，却因有官员支持背景的鸦片贩子公然大量地贿赂清朝各级官吏，有恃无恐破坏禁烟，最终使禁烟实际收效甚微。“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22]“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23]，甚至出现了“鸦片之禁愈严，食者愈多，几遍天下”的现象[24]。英国政府表面上遵守清政府的禁烟令，实则通过竞价走私等手段成为鸦片贸易的幕后推手。以1834年为转折点，此前英、印鸦片贸易的重心在于获得纯粹的商业利润，此后则转向税收和运输，且由英国政府直接指挥和关注在中国的殖民掠夺活动。鸦片烟毒泛滥导致中国白银外流，国库空虚，银贵钱贱，物价飞涨，几乎要摧毁清朝的货币财政体系；而且，尽管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可能吸食鸦片者最高可达中国当时总人口的1%（林则徐1838年语），但可怕的是全国上下都出现了吸食鸦片的现象，“官员弁兵，幸不登觉；负贩佣工，亦多癖嗜”[25]；更为严重的是，鸦片不仅戕害了中国人的身体，也败坏了他们的精神，消磨了他们的意志。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引用了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看法，“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26]。马克思说道：“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27]震惊于鸦片所造成的统治危机，清政府决定厉行禁烟。在禁烟举措上，道光帝采纳黄爵滋用死刑来惩戒吸烟者的奏议，晓谕全国，开展全国范围的禁烟运动，并派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禁海口，领导禁烟。为此，英国政府频繁展开交涉，多方“劝说”清政府开禁鸦片，无果。因为林则徐坚定而卓有成效的禁烟举措，尤其是虎门销烟，直接带来英商的巨额耗费，损及英国的财政利益与国内经济，招致了沸腾的战争叫嚣。鸦片商贩马地臣（James Matheson）向英国外交部上书称，“在华英商处于毫无保障的地位”，中国的禁烟运动“使英国工业陷于瘫痪，英国税收每年损失500万镑”[28]。由此，英国政府一方面继续在东南沿海维持鸦片走私活动，另一方面积极策划战争。1840年4月，英国议会就对华战争展开争辩，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战争法案[29]，随后，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侵华远征军，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史称“鸦片战争”。
注释
[1]“夷夏大辨”历来被称为“春秋大义”，原意是说，可以“用夏变夷”，但不能“变于夷”，即不能“用夷变夏”，这是基于传统的夷夏文明观而言的。因在较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中原文明及文化的发展程度远远高于周边各民族，提出“夷夏之辨”的目的在于防止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的民族毁灭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民族，有防止开历史倒车的意思。
[2]陈紫华.英国工业革命的特点和历史意义.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6.
[4]刘鉴唐.中英关系系年要录.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50.这五条航线是取道好望角、取道麦哲伦海峡、西北航路通过北美、东北航路通过俄罗斯、北极航路通过北极。
[5]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
[6]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48-60.
[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56-57.
[8]同③162.
[9]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176.
[10]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9.
[11]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3.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84.
[13]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第1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24.
[14]Harlow Vincent T.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侯毅.英国首次遣华使团的夭折：卡斯卡特使团来华始末.兰州学刊，2009（7）.
[15]汪熙.英国东印度公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13.
[16]同①212-214.
[17]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中国史学史概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6.
[18]相关数据根据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载于《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一文表7所列数据计算得来。该文认为马士、刘鉴唐的统计数据并不可靠。
[19]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84.此处的“元”当指美元。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06.
[21]李圭.鸦片事略//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六）.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140.
[22]同②805.
[23]同②779.
[24]肖一山.清代通史：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7：912.
[25]郭廷以.四国新档·英国档（上）.台北：精装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66：28.
[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02.
[27]同①779.
[28]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
[29]肖一山.清代通史：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7：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