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国与奥地利的“黄祸论”

近代世界范围内的“黄祸”合唱，首先和德皇威廉二世的前台指挥有关。

德国自1860年远征奥伊伦堡（Eulenburg）以后，对远东的兴趣有增无减，海军、商业界、外交部都希望在中国取得一块殖民地。1894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使威廉二世唯恐在军事行动和错综复杂的外交折冲中吃亏，所以从1894年11月起，德国海军就企图霸占胶州湾。中日谈判开始以后，李鸿章请求德国协助，以争取签订一个不太苛刻的和约。于是德、俄、法三国结成联盟，向日本施压，迫使日本放弃在《马关条约》中已经得到的辽东半岛。到1897年，德国率先掀起了瓜分中国的行动，强占了以青岛为中心的胶州湾。

在扩大德国在远东的势力和利益的过程中，利用俄国牵制日本是这位好玩权术而又不甚高明的皇帝的近期战略，而“黄祸论”则是他手中的一个道具。1895年夏天，威廉二世用铅笔草拟了一张画稿，然后经过御用的卡塞尔（Kassel）美术学院教授克纳科弗斯（Hermann Knackfus）加工完成，这就是那幅众所周知的以“黄祸”为题的油画。

这幅画流传较广，其立意也很明确，但具体的“图解”却众说不一，其中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英日协会理事会副主席戴奥西（A.Diosy）在《新远东》一书中带有嘲讽和调侃的解说最为详尽：

在一个高耸的断崖的顶上，站立着一个天使长，可能是米迦勒，他是那个德国米迦勒——这是条顿民族的象征，像约翰牛是英国人的象征一样——的同名者和保护者；德国米迦勒，正如德皇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所宣布的，已经把他的盾牌牢牢地树立在中国的土地上。天使长手中拿着一把发出火焰的宝剑，正在告诫一群欧洲主要国家的女性化身，并且用另一只手指着正在逼近的祸患；在那个祸患同她们之间有一河之隔，画上没有明确表明这是一条什么河，但据推测大概是多瑙河，这条河拐了一个大弯，流过了下面的山谷。德国高大而健美……她头盔上的展翅的雄鹰令人想起德皇身边的雄伟卫兵的帽子，她身体微向前倾，热心地倾听着天使长所发出的武装起来的召唤。她身上披挂着铠甲，但没有戴手套，——她的拳头还没有铁甲保护——宝剑出鞘，紧握盾牌，显然是跃跃欲试。有人必定已谈到“胶州”。

俄国身穿西徐亚（Scythia）的鳞甲，为了避免被误认为是一个犰狳或是一个穿山甲，在她的头上和背上披了一条合适的熊皮。她拿着哥萨克长矛，以动人的友好态度倚扶在德国的肩上。这个景象使手持尖矛、头戴共和国自由帽的法国如此愤怒，以致她根本不去朝她们的方向再看一眼，而宁愿注视着那个祸患。法国用手遮着自己明亮的眼睛；至少她表面上的态度是这样。就我个人想来，她是在整理她额前的头发，这些头发被那个荒凉的断崖上的风吹乱了；因为正在逼近的是一个男性祸患。

在第二排，胸甲上饰有双头鹰纹章的奥地利看来没有拿武器，这是这位帝王艺术家对于他最信任的同盟国军队的一种可怜的恭维；……图上没有匈牙利；或许，马札尔人（Magyara）的亚洲血统，他们同那个祸患的亲戚关系（虽然是远族的关系），使得邀请他登上断崖似乎不合适。很可能匈牙利同俄国“发生了口角”，或者同奥国发生了争吵，并且在彼时彼地同她拆散了合伙关系。在这一群人物中，奥国的态度最为突出。她抓着大不列颠不坚定的手腕，摸摸她冷血的脉搏是否还在跳动，并且显然正在劝告她下定决心来参加同盟。大不列颠，这是我们自己的美丽的、熟悉的大不列颠……但是她拿着一支矛，而不是拿着她常用的三叉戟。海上霸权的象征在哪里呢？是否是因为如果画出了这个象征，就会使德国十分痛苦地想起某些如此难以实现的渴望，想起痛苦地向东“爬行”的军舰，想起为了建造战舰和巡洋舰而发起的某次庞大的全国募捐在两个星期内只得到七十九镑十先令五便士，因此就不把它画出来呢？

大不列颠踌躇不决；她的美丽的脸……表现出沉思的神态。大家知道，她对于那个祸患是十分了解的，她在过去曾经同它做过很多生意。因此很自然地，她感到不愿意用她的矛去刺一个重要的老顾客。所以奥国就被委托来说服她。……意大利站在大不列颠的旁边，光着头，穿着一件罗马式胸甲，她的剑插在鞘里，挂在身旁。……最后站着两个更为独特的人物，一个——或许是葡萄牙——几乎完全被遮挡住了，她紧紧地握着另一个人的手，这另一个人我们看得很清楚，可能是西班牙，手中拿着两枝标枪。从西班牙对美国的战争中所暴露的情况来判断，这些标枪的尖端很可能是锡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不在这群人里面。显然，在这个时候，她仍然还穿着那件门罗主义的长袍。……天空中，十字架在这群人的头上闪耀发光，它的光辉组成了一个圣安德烈的斜十字形，这是俄国的标记，是俄国的守护神之一的殉教的器具。

至于那个祸患呢，他正骑着一条龙，在一团火焰的光辉中拨开一方风云向前逼近；那是一条不会被人弄错的远东的龙，那片风云是从一座正在焚烧着的城市的火焰中升起的。……“黄祸”骑上了一条龙！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喜好。在河岸和悬崖之间是美丽的城市，只要风云吹到它们这里，它们的尖塔、圆屋顶、城堡就会遭受到那一边那个焚烧着的城市的命运。奇怪的是，“黄祸”本人在外表上并不凶猛，他跏趺而坐，双手合掌，相貌温和，正在安然地沉思静观……他的身上有些东西使人禁不住想起引人喜爱的地藏菩萨来。

戴奥西讥笑道：“德皇是一个惊人地多才多艺、异常聪明的人；……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错误地选择了佛教创立人这个形象作为‘黄祸’的化身，而佛教在目前是世界上最少侵略性的宗教。”

画面的下部有德皇“用他自己特有的粗犷而清晰的笔法所写的御笔题辞……这个呼吁被译成法语：‘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神圣财产！’并以意译的办法十分自由地译成英语：‘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你们的家园！’所有这些呼吁，都有德皇的签名I.R.Wil-liamⅡ作为鉴证；在这幅画的左下角，有几行字说明这幅画的由来：‘克纳科弗斯根据德皇和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陛下的草图绘于1895年。’”[36]

这幅油画随即由帝国印刷所以铜版印刷，广为推出，不仅贴到了德国开往东亚的轮船上，还送给本国的俾斯麦等国务活动家，以及欧洲各国的王公和国家首脑。据美国学者理查德·奥斯汀·汤普森（Richard Austin Thompson）考察，这幅油画也送给了时任美国总统的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37]欧洲大战中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的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奉命把这一“艺术品”送交沙皇。而早在同年的4月间，威廉二世就在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通信中描绘了“黄祸”的可怕，希望俄国明确自己在东亚所担负的保卫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使命，信中说：“我一定要竭尽全力保持欧洲的平静，并且防护俄国的后方，以便没有人会妨碍你在远东的行动。因为，教化亚洲大陆，并捍卫欧洲，使它不致被庞大的黄种人侵入，显然是俄国未来的伟大任务。……你已经很好地理解了上帝的那个召唤，而且迅速抓住了时机；这具有重大的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由此将产生许多好处，我将有兴趣地等待我们行动的进一步发展。”同年7月10日，他在另一封信中告诉尼古拉二世：“欧洲必须感谢你，因为你业已如此迅速地了解到俄国在教化亚洲、在捍卫十字架和古老的基督教欧洲文化以抵抗蒙古人和佛教的入侵当中的伟大前途。……在你执行上天赋予你的这项伟大使命期间，我将不让任何人试图妨碍你，或在欧洲从后方攻击你。”[38]

1898年1月，威廉二世又送给沙皇一幅画。这幅画没有像前一幅那样复制宣传，但威廉二世给沙皇的信介绍了画的内容：“请你接受我为你画的一幅草图。这幅草图表现了俄国和德国为在东方传布真理与光明的福音而充当黄海上的哨兵的象征性形象。我是圣诞周在圣诞树灯光的闪闪光辉之下画成这幅草图的。”[39]他向沙皇表明如果日本把中国军国主义化并领导中国对白种人斗争，那必然会出现可怕的后果。到1907年，威廉二世还颇为得意地强调自己的先见之明：“‘黄祸’——这是我早就认识到的一种危险。实际上创造‘黄祸’这个名词的人就是我。”[40]但即使在德国，“黄祸”或者相近意义的说词的更早使用者，就不乏其人。

德国有少数人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关注东方。1847年，德国的俄国问题专家哈克斯托森（August von Haxthausen）在一本关于俄国的著作中，一开头就考察了鞑靼人在俄国历史上的作用，然后提出，俄国“正在增加的亚洲居民有朝一日会重新涌往欧洲，并且这次会抵达大西洋。……（欧洲）如果正在变本加厉的社会解体造成无政府状态，使军事体系和纪律烟消云散，那么这种事情并非是不可理解的”。[41]专门谈论中国者，则有著有《中华帝国史》的新教传教士郭士立（Karl Gützlaff）和汉学家柏拉特（Karl Brater），他们曾乐观地预言中国人会被基督教吸引，从而成为一个有伟大前途的国家。但是，同时的政论家达罗生（Johann Gustav Droysen）却视中国为“世界强国”，并表示他不知道中国会不会走金帐汗国的道路。[42]而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在1876年出版了以社会地理学和人口地理学研究中国的著作《中国人的向外迁徙》，他在该书中提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正在谈论“华人问题”和“黄色恐怖”这个口号，而且预料此类话题必然进入欧洲，因为“巨大的人口数目也帮助说明这些才能足以向感情容易冲动的人显示不可抗拒的蒙古人泛滥的’黄色恐怖’”。[43]不过直19世纪70年代，德国这少数人的议论至多也只能说是中性的。如达罗生还是怀疑中国人是否会如同13世纪建立金帐汗国的蒙古人一样；而拉采尔只是客观地介绍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排华舆论，在谈及中国人口众多且具有经济才能的同时，还形容产生“黄色恐怖”的人是“感情容易冲动的”。

到了19世纪80年代，德国人突然感到多种“威胁”。奥地利籍的经济学家佩茨（Alexander V.Peez）提出注意美国的经济扩张。到19世纪90年代初，即在威廉二世鼓噪“黄祸”之前，德国的政论家维尔特（Albrecht Wirth）即开始使用“美祸”一词；而政论家弗兰茨（Constantin Frantz）和他的学生舒哈特（Paul Ottomar Schuchardt）则表示，“俄国征服中国和在军事上把中国人动员起来反对欧洲是完全可能的”，他们把这种威胁称为“泛斯拉夫主义”和“东祸”。后者在《黄色恐怖》一文中表示了“在经济上对于东亚应有的担心”，并预言政治上将出现“美国俄国的世界二元主义”。[44]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引人注目地参加了1873年在维也纳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日本的工业化也引起了德国人的关注，德国学者斯坦因（Lorenz V.Stein）甚至分析说日本和中国会“形成一个伟大的东亚党，那时这个党当然能成为一种我们必须面对的势力”。[45]而且也是在19世纪80年代，德国开始出现反犹太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在各种令人不安的危言耸听中，着重强调中国威胁的言论也出现了。1882年，一家名叫恩斯特·施迈茨纳（Ernst Schmeitzner）的出版家宣告要发行一份《国际月刊》，其声明呼吁德国人注意本国“在经济上被扼杀的危险。这种危险一方面来自工矿业生产水平今天已经非常高的美国，另一方面来自巨大的中国，中国正在异常热心地学会和开办欧洲人的工业、技术和交通事业，至于这个东亚大国的数不尽的人重新开始流动，使欧洲第二次为蒙古人所淹没这种对我们的危险，那就更用不着说了”。这个声明载入了前述弗兰茨1882年出版的《世界政治》（“年鉴”一类的书），影响比较大。弗兰茨在《世界政治》中也表示“中国问题”会成为德国的国家大政问题，一方面是俄国可能会征服中国，并从军事上把中国人动员起来反对欧洲；一方面是中国人在南美洲也有巨大的扩张机会，甚至几十年后可能在俄利诺科河（Orinoco River）和亚马逊河（Amazon River）岸上“产生某个新中国”。[46]因此，对于美国在1882年实行排华法案，德国舆论一般表示赞同，他们希望在德国运用类似于美国的排华法案来排斥犹太人，也禁止向德国和德国殖民地输入中国劳工。旅居美国的德国人在《旧金山晚邮报》上疾呼“中国人必须走开”，并攻击加利福尼亚的垄断资本家与黄种人形成联盟，使白种工人阶级不能承受黄种人的竞争。

19世纪80-90年代，主要是德国和奥地利所在的中欧学术界出现过一种种族划分的新说法，把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和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之间的混合类型称为“土兰人种类型”，其体质以蒙古人种的基本特征为主，略兼有欧罗巴人种特征，主要分布在俄国的中亚与阿尔泰地区和中国的新疆等处，称之为“土兰系民族”（Turanian，中国译称“都兰”，日译“句兰已安”），并且说“泛土兰主义”或“土兰游牧精神”比“泛斯拉夫主义”还可怕。德国语言学家斯皮尔曼的（Christian Spielmann）《新的蒙古人风暴》、前述奥地利人佩茨的《欧洲鸟瞰》，可说是“发现”泛土兰主义和宣传“黄祸”的代表作品，他们的“泛土兰”谬论把“土兰”的范围从中亚、阿尔泰地区及中国的新疆扩大到了亚洲大部，包括北俄和日本，主张警惕中国、日本、俄罗斯联合进攻欧洲。斯皮尔曼在《新的蒙古人风暴》中，把他所知道的关于蒙古人的远征以及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事实纂集在一起，宣称日本的崛起将“使亿万蒙古种人从他们的文化沉睡中唤醒，并且使他们上升为亚洲的，甚至是整个世界的统治种族”。他分析说，黄种人侵略的突破点将是利用俄罗斯，而俄国的扩张欲望与其说是由于“泛斯拉夫主义”，不如说是由“俄罗斯帝国内的土兰游牧精神”所煽起。他设想的解除黄色威胁的方法是，让俄国把注意力转向东方，对付中国和日本；禁止向中国输出武器，禁止欧洲军官在中国军队中服务，阻止日本人在亚洲大陆立足；欧洲（除俄国外）结成联盟。[47]

1894年夏天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使德国人更加关注东亚。战争开始时，威廉二世与德国外交部的态度还是“不要干涉”。而德国一般公众舆论则是支持“东亚文化的体现者”日本，反对“拖辫子的中国人”。但随着中国的战败，德国国内舆论很快形成了“德国的利益是在中国，这些利益受到了战争威胁”的转向，到1895年中日开始条约谈判时，德国人加剧了“害怕吃亏”的担忧。这一年的3月下旬，德国外交大臣比贝斯坦（M.Von Bibestein）已对俄国外交官查利科夫（N.W.Tscharykow）表示：“黄种人的联合会构成一种危险”，“日本人和中国人同属黄种人。在中国人眼里看来，日本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声望，如果他们能对中国人建立一种保护关系，那就有可能产生一种利害的融合。这种利益对全体黄种人来说都是共同的，而与欧洲列强的利益则背道而驰”。[48]

对日本的警惧心理导致德国外交部聘用具有反日倾向的、曾担任驻日外交官的巴兰德（Max August Brandt）出任顾问。威廉二世读了巴兰德1895年初出版的著作《东亚的前途》后，在同年4月9日接见了巴兰德，巴兰德“对黄祸作了夸张的描述”，提出欧洲各强国联合，使“欧洲商业的和工业的以及政治的利益免遭东亚的威胁”。他同时断言，“让俄国越是忙于远东的问题，俄国对德国东部边界的态度也就会越温和”。威廉二世本来就有的类似想法显然因此更加明晰和强化，所以他在7月30日又说：“必须设法把俄国束缚在东亚事务上，使它较少地过问欧洲和欧洲大陆的事务。必须使俄国利用正教教会和莫斯科区的权势，作为基督教正教和十字架的先锋战士，作为文明的堡垒，站到反对由于日本而动员起来的中国袭击的严重危险的前面去。”[49]可以说，威廉二世的那幅《黄祸图》，不光是这位皇帝自鸣得意的心血来潮，而是德国政治界、经济界、学术界中部分人士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世界政局，力图维护和实现德国最大利益的思想的反映。

对于威廉二世的言行，德国人有不同的反应，有关怀疑和不同的意见以后还会谈到，此处还是继续分析甲午战争以后德国“黄祸论”的流行扩散。简言之，由于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的加剧和中国人民的反抗，“黄祸论”在德国的喧嚣有增无减。而德国皇帝的态度，显然起到了“垂范”作用。

甲午战争之前，德国报纸上还有文章赞成把中国劳工输入新几内亚等德国的殖民地，让“殖民地内的‘新臣民’缓慢地习惯于正规的劳动”，“但必须剥夺中国人作为独立的商工业者而定居下来的可能性，而且不允许他们获得任何地产。人们必须使中国人处于比土著还低的地位”。即只允许中国移民充当苦力，成为德国殖民者的生产工具，但到19世纪末，连上述这种苛刻的移民政策也受到怀疑。当时德国著名的政论家梯尔（Alexander Tille）在《莱比锡最新消息》上写道：“中国人带着固定的生活观和独特的文化而来，如果他们的数目足够成立组织，那么他们就在这个国家站住了脚并且把它蒙古化——这就等于排除德国的统治，哪怕这一统治在形式上维持不变。这时对于德国人说来是丧失了殖民地，而对于德意志民族说来是一个巨大的希望破灭。”[50]德国的社会政策理论家F.希支（Franz Hitze）也说：“低廉的劳动价格将第二次对我们的社会起致命的作用，将剥夺我国的另外一个等级，即工人等级。美洲已经有了中国人问题，我们也不会幸免。我们将经历一次两方面的遭遇战：同新世界以及同落后的旧世界。”[51]他所说的“新世界”是指美国，“旧世界”则指中国。奥地利外交家许伯纳（Alexander von Hubner）也认为，中国人遍及地球四分之三的地方，“人们打算让中国向欧洲人开放，但是人们却使世界向中国人开放了……他不是凭暴力，而是凭劳动和俭朴的武器战胜和排挤了白种工人”。[52]显然，中国人口众多和劳动力价格的低廉，是这时德国人担忧的主要原因。

虽然也有经济上的恐惧，但在当时那还只是一种推论。经济学家R.耶纳斯（Robert Jannasch）在名为《中国的开放》的演讲中，预计中国也会有一天在经济方面获得独立，但是到这样的危险出现还会有很长的时间。[53]前面说到的巴兰德在《东亚的前途》一书中指出，“欧洲和东亚之间在工业和商业领域中爆发一场大规模斗争已是确定无疑的事”，他再三警告德国人，“决不要让人把自己挤到一边去！”[54]不过巴兰德这里的“东亚”主要还是指日本。但是地理学家里希特霍芬（Freiherr Richthofen）从日本的情形体会到，“只要已经僵化了的好几千年的世界观的冰块一旦被打破，蒙古种人能够多么迅速地使自己的观念转变”，所以中国的工业化是必然的，而这也是“欧洲的无可逃避的厄运”。[55]

在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八国联军中，德国军人瓦德西（Albert Grofv Waldersee）出任过联军统帅。德皇威廉二世发表了《不要宽恕》的演讲，鼓励他的士兵努力扑灭“黄祸”，而德国大主教昂塞（Anser）更在1900年末的一期《未来》（Zukunft）杂志上鼓吹杀死中国俘虏。辜鸿铭对此作了愤怒的斥责，有关情形在后面的辜鸿铭一节将会谈到。不过当时在德国国内的舆论中，既有《日耳曼报》的称赞教会、赞成“远征”中国的言论，也有《莱茵西伐利亚报》批评教会的行为，不赞成远征，主张尽快从联军中退出的建议。20世纪初在远东参加过军事行动的德国军官们也有不同的观感和结论。他们有的认为“黄祸在商业、军事和政治方面都是存在的，虽然现实程度有所不同”，东亚的战争使得“关于黄祸的旧词获得了新的生命”，预言亚洲人会团结一致反对欧洲；也有人批评欧洲的殖民主义罪行，认为“对于我们德国人说来，黄祸是最不能成立的。如果它来到的话，我们能以充分镇静的心情来面对它”。有人甚至称“政治的黄祸是一个幻影”，“黄种人是日耳曼人反对斯拉夫人的天然同盟者”。[56]显然，即使是否定“黄祸论”的观点，也是出于对德国利害的判断。

威廉二世则持续唆使俄国关注日本，不惜制造日本已在武装中国的谣言。1903年9月、12月和翌年1月，他三次致信沙皇，说“我在几年前所描绘的那个黄祸正在成为现实”，“二千万至三千万受过训练的中国人，由六个日本师团加以协助，由优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指挥”。他喋喋不休地重复警告沙皇，“日本人正在你我的背后偷偷摸摸地武装中国人来反对我们”，“日本人一定会唤起中国人的希望，并煽动他们对白种人的普遍仇恨”。为此，威廉二世鼓励俄国在东亚“寻找一个不冻的出海口”，而且“俄国对于这样的海港所在地的一条狭长的海岸地带应当拥有权利”，还有“朝鲜必须是而且即将成为俄国的”。[57]威廉二世的挑动与日俄战争有多大关系，当然说不清楚，但他利用俄国打击日本，而把中国和朝鲜作为他抵制“黄祸”的计划的牺牲品，则是再明确不过的。

20世纪初年德国关于自己与各国关系的看法与政策，可以说是八方警惧，四面出击。德国担心“美国的威胁”，断定美国与欧洲的对立已经形成；但又认为不存在“共同的欧洲”，特别反对英国在1902年与日本结盟，故把英国称为“白种人的叛徒”而视其为敌人。在东方，德国对日本和俄国同样眼红和担心。正如对世界历史和世界政治素有研究的阿尔伯莱希特·维尔特（Albrecht Wirth）在《日本的危险性》一文中所形容：“德国人总是过分轻易地上当。只要受到任何强烈的影响，他们就要弄得昏头昏脑。于是祖国和整个欧洲就似乎立刻处于危险之中。首先我们看到世界被犹太人吞掉。然后世界又成为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天下。为了换换花样就召唤出黄祸来，预言欧洲将被苦力和佛教徒淹没。我们一会儿害怕中国人的人数众多，一会儿害怕日本人的火柴和木材零卖的经济后果。为了要装备舰队，必须把英日联盟时时抬出来吓人，要不就是俄国巨人在地球上投下了黑色的阴影。”[58]维尔特的描绘和形容不可谓不全面深刻，但这里仍有一个重要问题，德国人上了谁的当？鼓噪这种“威胁”、那个“祸患”的，不是也有德国人吗？威廉二世不遗余力地喧嚷“黄祸”就是证明。但维尔特并没有以自己的高见来批驳他的皇帝。

作为民族国家与马基亚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的拥护者，维尔特只是不赞同纯粹从种族角度讨论各种危险和威胁，但他同样是一个政治达尔文主义者和民族利己主义者。他认为：“国家所保卫的不是种族，不是文化，而仅仅是它自己，它的领土和它的利益。这些主要是物质的利益，同种族和文化毫不相干。”[59]所以他在1899年就写过《中国人的发展和扩张》，谈论中国的劳力外迁和可能出现的与欧洲的工业竞争；1900年-1904年又写了前述《日本的危险性》和《历史上的民族性和世界霸权》，认为“东方一定会重新兴起……一定会成为一支力量，从而为东方格斗的最猛烈阶段提供诱因”，还说觉醒的中国“会对俄国有危险”。[60]到1905年，他又写了前述《黄祸与斯拉夫祸》，称“现在庞大的黄龙正在翻腾，看来像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彗星要遮蔽天空”。[61]可见民族国家利益至上论者与种族利己主义者在观察和思考的出发点上虽有差异，但四面树敌的归宿却仍然相同。晚年的维尔特支持希特勒的理论和行动，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以后，德国的“黄祸论”主要指向日本，斯特凡·冯·柯兹（Stephan von Kotze）在《黄祸》一书中批评英国人缺乏远见，竟同日本结成反俄同盟来保障自己对亚洲的支配地位，而没有看出日本独特的世界政策和它的种族目的，而“如果一旦德国和英国也被排挤出中国海，如果已经开始的雪崩淹没了暹罗和安南，并且经过英属缅甸而向前印度倾注，同时日本在南海肆无忌惮地实现自己的殖民政策的欲望，吞并了菲律宾和巴布亚并且转向相当缺乏防御的澳大利亚——到那时白种列强将整批从事全面的十字军战役和一场瓦德西战役。然而已经太迟了”。柯兹的这些悬想在当时几乎被视为天方夜谭。但不到40年后，即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的预言与现实却惊人地相似。柯兹因此对俄国抱有同情，认为俄国担负着执行白色人种“东部边境政策”的使命，至少是想利用俄国，让其成为“黄色东方的无数游牧民族同西方的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之间的”[62]缓冲力量。

威廉二世在日俄战争之后继续鼓吹“黄祸论”。一方面他对1905年前后英国报刊上“黄祸”一词的频繁出现感到满意，说“现在他们的报纸已经第一次用了从我的画上取来的‘黄祸’这个术语，而《黄祸图》现在正在成为真实”，[63]另一方面对英国政府与日本结盟，没有按照德国的“白种人共同反对有色人种”的号召行事提出批评和警告。他对俄国败在日本手下表示不屑，说俄国“斗争得很不高明，要是进行这样的斗争的是德国军队的话，日本人就会被打败”，“自俄国在黄祸面前表现了自己的弱点以后，德国就负有制止这一灾祸扩展的责任”。[64]但是这个自以为聪明的皇帝还想继续玩让别人替他火中取栗的把戏，这时他看中了实力日益上升的美国。当1906-1907年美日关系变得紧张，美国派出舰队作世界访问以展现实力时，威廉二世趁机对美国人喊话：“你们的总统对于黄种人进攻白种人是怎样想的呢？现在日本人正在准备进攻胶州，美国很能阻止它这样做。只要美国一举起指头，日本就不敢轻举妄动了！”[65]当时的德国的确曾想方设法扩大美日矛盾，也企图离间已与日本结盟的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对于新败的俄国，威廉二世一面为之打气，一面使用激将法，他对沙皇说：“如果你们愿意作欧洲人，你们也就必须保护欧洲反对黄祸。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是亚洲人，那你们就必须同黄种人联合起来。”[66]并且说在他的印象中有出现第二种情形的可能。

威廉二世还不断通过别人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relt）传递种种不实的讯息。诸如有一万名日本兵隐藏在墨西哥，打算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方面进攻巴拿马运河，而日本背后的主谋是英国；“英国是白种人的叛逆者”，德国必将在最近期间对英国诉诸武力；还说美国人在一两年内肯定会对日本作战，德国对美国正在作的必要准备感到高兴等等。罗斯福“对威廉二世的不稳定性深感震惊”，“对皇帝的心境和意图”表示“严重忧虑”，担心这些谈话的内容如果发表出来，“就会惹起一场国际性的风暴”。

事实上，威廉二世对沙皇的激将，果然使得沙皇“大为愤怒”；而他关于日本为“黄祸”的谈话，也“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愤怒”。于是威廉二世又通过罗斯福向驻华盛顿的日本大使作“真实的解释”：“那种认为皇帝谈‘黄祸’是针对日本的说法是‘假造的和卑劣的’。”[67]从威廉二世的所言所行可以知道，“黄祸论”在德国统治者那里犹如一根魔杖，其变幻完全出于损人利己的外交策略的需要。而其随心所欲地编造的各种理由和讯息，则使人感到它与同一时期在欧美书报上流行的各种关于人种斗争的“未来小说”完全是异曲同工。

德国“黄祸论”的另一个特色是强烈的种族优越感，而部分学者的作品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前述地理学家拉采尔在《中国人的向外迁徙》中，虽然认为中国人同欧洲人一样有自由发展自己天赋的权利和必要，主张宽厚和积极地理解中国人的迁移，抛弃“人类的各种有天赋的种族的互相交往只可能是一场无情的生存斗争”的意见，但他自己仍然担心，“如果蒙古种居民像一个低等阶层插入到高加索种居民的下面，这一阶层乐于从高加索种居民那里接受粗贱的劳动，并且把较高尚、较愉快的文化职能留给他们去完成”，那就会产生一种危险，即“高等种族必不可免要衰落下去，如果它的机体的低级职能被转交给一个外族的话”，所以不能低估外来者会破坏原来高等种族的“同一性和内在的有机联系”。他说美国“黑人解放的灾难性后果有目共睹”，故只有当中国移民“卑躬屈膝”，并不要求权利，不是长久地留在国外，而是有了一些积蓄就跑回中国去的情况下，白种人才用不着害怕这种人口和劳动力的竞争。[68]

德国第一流人类学家但同时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奥托·阿蒙在1900年赞同德国参加远征中国，其理由就是地球将人满为患，白种人必须及早获得新的地区：“价值较小的种族（如黑人、印第安人）将在这一斗争中战败。中国人的遭遇也将相似，他们固然由于自己的适应能力不至于毁灭，但白种人将对中国实行统治。……那时将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国人被造成为第二等的工人。他们没有较高的抱负，他们乐于接受任何工作。不用说，不应当给予他们选举权。”[69]政论家朗格（Friedrich Lange）大力鼓吹“纯粹的德意志精神”，作家沃耳措根（Hans von Wolzogen）高度评价朗格德国文化优越的观点，不仅认为黑祸、赤祸和黄祸都是对德国文化精神的威胁，还补充提出了一种“无色祸”，即以为种族混杂也是巨大的危险。

德国还有一种因多种优越感而产生的看法，认为可能有“黄祸”但不足为惧。传教士马尔丁·迈埃尔（Martin Maier）宣称，抵制黄种人的扩张是基督徒的权利和义务，而白种人的伦理文化的优越性也无可置疑，“如果我们用基督教的武器去打中国人和日本人，那么我们一定会打败他们”。[70]坚信“福音”力量的传教士们反对在中国设工厂、筑铁路、开矿山，认为这只会导致中国工业化而加剧生存竞争，只有传播“福音”才符合西方的利益。政论家泽奥多·希曼（Theodor Schie-mann）认为黄种人对西伯利亚的扩张是可以明显看出的，但只要俄国的统治仍然保持，这一侵入就不会扰乱任何人。俄国肯定不会让中国人越过乌拉尔山。他还说：“我们同样也不相信日本的树会长上天。这一劲头十足和精力充沛地努力上升的民族固然作出了惊人的成就，但是不能设想它会取消欧洲领导世界的资格。这一民族的理想的核心不足以为此。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只表面地接受基督教文化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单是这一事实就已使他们做不到了。”[71]德国基督新教学者维特（Johannes Witte）通过比较文化、地缘政治的分析，既确信西方和白种人的优越，又不相信黄种人会团结，“倒是坚信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敌对”，[72]从而轻视和拒绝“黄祸”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