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方文化的古老源头有希腊和希伯来精神。而“两希”精神共同的特色之一是对人类（实指自我）无法避免的“命运”的预言。预言原本是“神启”或由“祭司”表达出来的对自己可能遭遇厄运的忧患意识，此后西方历代的“智者”和思想家都带有这种特征。所谓“黄祸”就是对来自外部灾祸的预言；所谓“白种人的衰落”和“欧洲的没落”，则是对出自内部灾难的预言。此类预言对于人们思想的影响，并不在于预言实现与否或者以某种变形实现，而是首先在于使人产生忧患和惕怵，或先发制人预杜外部可能出现的所谓灾祸，或设法疗治自身、提高和改善自己应对灾祸的能力。预言、历史记忆、现实感受三者结合，从消极面来说会使“灾祸”的阴影挥之不去；从积极面来说，则有可能转化为持续不断的进取力。
近现代的西方人既然以支配世界、按照其价值观安排世界的等级秩序为“使命”，就决定了他们尽管对别人知之不多不深，却依然要说三道四、指手划脚。自古希腊开始的“好辩”传统一脉相承，使得西方的政治领导人和外交家一般都辩才无碍，而现代化的社会更造就了一大批或专门“生产思想”、或以舞文弄墨为职的才俊之士，普及的教育和发达的舆论，更有助于将各种学说、观点、思想传播给大众。这当中当然有许多真知灼见，但也会有谬误、偏见和谎言。在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看来是子虚乌有、不值一驳的“黄祸论”，在西方世界却长期占有一定的市场，其中应有多种原因。
“黄祸”由欧洲人对中世纪的一个历史记忆，到19世纪后期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思想学说，显然与当时欧美国家各种“学说”的发达有关。我们阅读西方有关“黄祸论”的著作或论文，即可发现“黄祸论”者论说的根本依据或具体问题的分析方法，广泛运用并涉及哲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民族学、心理学、人种学、政治学等学科。具体地说是涉及知识论与思维方法、人性论、人口论、进化论、国民经济学说、贸易和币值理论、地缘政治理论、外交学说、军事与战争学说等等。反映出当时的西方不仅具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而且也是各种“学说”、思想、舆论的产生和发散中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西方掌握了“话语霸权”。
（一）历史记忆与现实焦虑的倒错重叠
自有人类就有各种矛盾冲突，而矛盾冲突最严重的形式就是战争和屠杀。发生在国内、族群和种群内的战争和屠杀，记忆深刻的首先是国内、族群和种群内的人；而发生在国家、族群和种群之间的战争和屠杀，则可能成为多数国家、族群和种群的共同记忆。
按照西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叙述，古代欧洲与非欧洲地区（主要指亚、非两洲），或者说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的重大冲突，大体有七八次之多，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是：
（1）公元前13世纪左右，起于北非的腓尼基人的舰队曾侵入地中海北部，甚至可能到过大西洋、黑海以及波罗的海。由于时代太久远，相关传说并不准确。
（2）公元前5世纪发生的波斯与希腊的战争。这是欧亚大型冲突之始，在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中有浓墨重彩的记载。
（3）北匈奴残部西迁并侵扰欧洲。公元前3世纪左右，出现于中国北部、蒙古高原和中亚的匈奴人，在秦汉时期屡与中原王朝交战。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公元89年（东汉和帝永元元年），汉朝联合南匈奴打败北匈奴，两年后北匈奴残部开始西迁。中国史书称其“不知所终”，而西方的历史记忆则说这些人渡过了伏尔加河，经过数百年的生息，到公元5世纪中叶匈奴王阿提拉（Attila）建立了东到伊朗，西到莱茵河，南到多瑙河，北到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庞大国家。阿提拉王进攻时，所经过和被占领的城市受到巨大破坏。在东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笔下，这些源出于亚洲的游牧人都是躯干矮胖，由于生长在马背上而成为罗圈腿，皮肤发黑，耳朵鼓出，鼻子扁平，斜眼（眼角上吊），头发倒竖的野蛮人。这类书中所写的匈奴人的可憎面孔与剽悍、残忍的性格，给欧洲人留下了强烈的恐惧感。
（4）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迦太基（Carthage）和罗马帝国曾发生长期的战争。迦太基名将汉尼拔（Hannibal Barca，即孙中山所说的汉拿比）曾使欧洲人闻风丧胆。
（5）公元8世纪阿拉伯帝国进攻欧洲。7世纪初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百余年后伊斯兰教形成西起西班牙，东到印度半岛，南到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巨大势力圈。阿拉伯人跨过地中海，在今法国南部与欧洲军队激战失败。
（6）公元11世纪末，由天主教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Ⅱ）号召从伊斯兰教徒手中夺回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为发端，在其后二百年间，欧洲人向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发起了8次“十字军东征”。在此之前的千余年间，欧洲人在对亚洲人的战争中虽有少数战斗获胜，但总体上处于守势。十字军东征是欧洲人反攻之始，不过在这场长达近两百年的东西冲突中，欧洲人与对手各有胜负。
（7）蒙古人的进攻和对东欧的长期统治。成吉思汗（Dschingis Khan）在1215年攻占中国北部和西北之后，于1219年开始西征，占领中亚和今伊朗大部及欧洲东部，1223年侵入俄罗斯。1227年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孙子拔都（Batu）于1235-1244年又率军西征，打败俄罗斯人，以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作为首都，建立金帐汗国。拔都死于1256年，但金帐汗国一直存在到1502年。其间另一个汗王帖木尔（Tamer-lan，1336-1405）也因为征服和统治中亚而为欧洲人所畏惧。
（8）奥斯曼帝国雄踞欧、亚、非三洲交汇之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在13世纪末建立奥斯曼帝国，以后迅速强大，到1453年把欧洲的整个巴尔干半岛纳入版图，统治匈牙利，甚至威胁到维也纳。非洲西北部和亚洲西部均为其统治。
在古代欧、亚两大洲的冲突中，涉及大部分欧洲人，但只涉及少部分亚洲人，甚至可以说在上述所有的大冲突中，历代王朝治理下的中国人和孤悬东北亚海隅的日本人，都与冲突无关。而近现代的西方人在谈论“黄祸”的时候，无不把公元4、5世纪的匈奴人西迁和13至15世纪蒙古人西侵的历史作为口实，煽起西方人的恐惧。他们先把古代的匈奴人和蒙古人“放大”为“亚洲人”或“蒙古人种”，然后又具体地缩小到中国人、日本人，有时还包括印度人，且一律沿用“黄祸”之说。所以无论是孙中山、鲁迅，还是日本的大隈重信、桑原骘藏，在批驳“黄祸论”时都首先指出了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引喻失义。
由于13至15世纪蒙古人、土耳其人阻塞了陆上的东西通道，迫使欧洲人寻找海上的新航路。16世纪欧洲人终于再度到达东方，他们给中国人的见面礼就是“十七世纪菲律宾群岛上的残杀和十八世纪爪哇的屠杀”。[1]当时西方殖民者所杀害的亚洲人，除了少数当地居民之外，绝大部分是移居此地的华人移民。
在西力东渐的前期，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英国用了将近百年的时间，直接控制了印度2/3的土地和3/4的人口，此后印度支那半岛和南洋群岛上的共十余个国家，无一不成为欧美人的殖民地。中国在19世纪40年代初的鸦片战争中失利之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期内，接连遭受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军事打击，被迫割地赔款，开放口岸。而俄国在1860-1900年期间，掠夺中国东北、西北部一百四十余万平方公里土地。至于各国在中国建立租界、划分势力范围、驻军于京畿和中国要地、修筑铁路、开发矿藏、挟制中央和地方政府、干涉内政等奴役中国人的种种霸权行径，使当时的中国人留下的泣血文字，远比欧洲人的“黄祸”梦呓真切。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黄祸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人完全是另外一种感受。他们说，“今日之时代，帝国主义最发达之时代也”，[2]指出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把各后进国家置于其统治奴役之下，“若夫列强所以施行此帝国主义之方针，则以殖民政略为主脑，而以租界政略、铁道政略、矿产政略、传教政略、工商政略为眉目，用以组织此殖民政略，使达于周密完全之地”。[3]而在此一时代和帝国主义方针、政略之下的中国，已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殆之境：“呜呼！今日之世界，非竞争风潮最剧烈之世界哉？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漩涡哉？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艫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吏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以俱逝也。”[4]中国人感受到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给中国造成了空前深重的生存危机，这种真实的恐惧与“黄祸论”者虚构和喧嚷的“恐惧”构成了鲜明对照。
西方人在向全球蔓延、扩张的过程中，总是打着“传播福音”，完成白人的“使命”，“开化”野蛮人和半野蛮人等旗号，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但这些辞藻掩盖不住他们追求利益的实质，事情的本质就是他们不仅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还要始终不断地扩大这些利益。但19世纪后半期，当西方人在东亚大力扩张的时候，出现了两个意外情况。
一是西方在东亚的扩张遇到了较大的阻碍，这是西方在向非洲、南北美洲和澳洲扩张时未曾遇到的问题。首先是日本通过学习西法，不仅迅速强大起来，逐渐摆脱了西方的钳制，而且有迹象表明日本人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次是中国，虽然她的“自强”运动颇形艰难竭蹶，但毕竟在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上开始了起步。尤其是中国的儒学文明，还在东亚与基督教文明分庭抗礼。而且中国人口众多，不仅能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为军队补充兵员，还四出移民。日本因国土狭小，也在向澳洲、夏威夷群岛和美国西海岸移民。上述诸因素使西方人感到有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威胁。
二是西方国家的发展有先有后，先强者与后强者也有利益冲突，再加上历史宿怨和出自各种目的的缔约或结盟，使西方内部也充斥着猜忌与矛盾。俄国幅员辽阔，始终以“欧洲宪兵”自居，所以西欧对俄国并无好感，自拿破仑时代到20世纪初，一直有“俄祸”“东祸”“泛斯拉夫祸”之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德国的兴起和英德之间的矛盾，英国又流行过“日耳曼祸”之说。而在19世纪后期，美国渐渐强大，虽然它此时正在奉行“门罗主义”，对欧洲事务未多参与，但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和法国也一度流行“美祸”之说。[5]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俄、德、法三国为联手对抗英、日而结成三国联盟，更使得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公开化。
当19世纪中叶西方在东亚高歌猛进之际，欧洲内部实则纷扰不堪，这不能不引起欧洲学者们的忧虑。法国贵族、外交家、人种学家约瑟夫·亚瑟·戈宾诺（Joseph Arthur Gobineau，1816-1888）在1853年撰有著名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I’negalite des races huma-ines），极力论证白色人种比有色人种优越，但其思想还有另外一面，即在经历了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心中充满了悲观情愫，担忧欧洲文明的没落和白种人的衰退。[6]而白色人种中的拉丁人面对英国的依然强大和德国、美国的兴起，首先提出了“拉丁衰落论”，又为了不自外于白色人种，炮制出一番“欧洲衰落论”的说词。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者乔治·瓦雪尔·拉布若（Georges Vacher Lapouge）1889年到1890年就在多次讲演中指出，如果黄种人和黑种人的文明程度达到和西方民族一样的水平，白种人将面对空前的困难和危险。而法国文学史家兼政论家埃米尔·法盖（Emile Faguet）在1895年曾认为欧洲征服世界的行动半途而废，因而“非但失败了，还把有色人种的世界发动起来了”，未来“也许黄种人会彻底战胜白种人，再看得远点，将是黑种人又战胜黄种人。也许几世纪以后，或是一二百年以后，将会出现一个黄种人的欧洲”。[7]可见19世纪后期，在西欧尤其是法国，出现了一股引人注目的“白人衰退论”或“欧洲没落论”的判断或预测，这股思想是后来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思想的前驱。
因而，一方面是东亚崛起或东亚“觉醒论”，一方面是相对的“欧洲衰落论”，两者相形相映，自然只会扩大“黄祸论”的市场。何况“欧洲衰落论”者中如戈宾诺、法盖等人本身就是“黄祸论”者，在情感和心理上是集“白种人优越感”和“受迫害臆想症”于一体的类型。
近代东西方围绕“黄祸论”或者其变调而展开的百年攻辩，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中进行的。这是一场时而激烈、时而消歇的马拉松论辩，也是一个难解之结。它如同阴霾罩在东西方人的心头，使双方难以消除猜疑，互不信任，有时更为双方的对立与冲突火上加油，造成人类的不幸。歧见的由来，当然首先攸关各自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与由此产生的矛盾，也在于各自价值观的差异。任何较为牢固的思想观念，都是所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长期发展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西方的“黄祸论”与东方人不大多说但未必完全以为是子虚乌有的“白祸论”背后，实际上都存在着各自的人性论、知识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基础的支持，这样才使得若干具体的认识与看法很难在较短的时间里发生改变，或者会使历史中的“亡灵”在变化了的时代环境中多次“复活”。
对于西力东渐一事，当时多数西方人认为是给东方赐福；二战后东方民族国家获得独立自主，至今还有西方人认为是他们的赐予。因此东方人如果谴责西方人的作为，或者不听从西方大国的安排，西方人就视之为“反叛”。西方人不重视非西方人发出的声音，也根本难以理解东方人的感受，以为一切与西方观念相悖的言论和著作都不可相信。这里除了自恃强大和自认优越的原因之外，也在于西方人难以超越自身的经验和价值观而真正理解和认识东方。[8]反之，东方人或者说中国人同样难以超越自身的经验和价值观来完全了解西方。因而面对同一现象和事物时，双方的感受、认识和判断会有同有异，甚至完全相左。于是争辩也就不可避免。
（二）围绕“黄祸”说的论辩史
围绕“黄祸论”展开攻辩的有关重要人物的著述、讲演等等，作为本书的基本内容，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依照国别及时间顺序作详细探讨。为了避免重复，此处拟先把“黄祸论”在近代的复活、高潮、变化过程略作回溯与划分，然后对“黄祸论”的“祸由”加以归纳，最后概括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回应。
从19世纪四五十年代到90年代以前是“黄祸论”在西方酝酿形成的阶段。在本阶段的前期，来到东亚的西方人主要是军人、商人和传教士，前两者文字著述不多，也尚未形成对中国和日本的整体看法，而传教士们对东亚人的看法也分歧很大。有些传教士在著述中指出，东亚封闭落后，人民愚昧野蛮，但也有少数传教士和汉学家赞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并认为中国会有伟大的前途。但随着东西双方接触的增多，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认识上的敌意和实际上的冲突随之加深，其中有两件事可为代表。
一是19世纪70年代初，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il Banunin）就认为欧美“自由世界”的人民受到了奴隶般的亚洲人的“威胁”，因而只能要么通过从美国和澳大利亚回移的中国侨民改造中国，要么由俄国领头征服中国。巴枯宁叫嚷亚洲人的“威胁”，比德皇威廉二世炮制“黄祸图”早二十余年，所以20世纪初年中国研究“黄祸论”的人，就曾指出“去今三十三年以前，俄国有豪杰名巴克宁其人者”，就曾扬言“今者日本汲汲于泰西之事物，不惜弃其故步，取法列强。……其邻又有中国，疆域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丰，非吾全欧所艳道而称许者乎？他日者，以日本之雄，与之联合，则黄色之蛮族如潮而来，汜滥横流，不可抑遏。虽尽全欧之兵力，乌足以御之？……此论一出，而当时人士同声赞和，以曩者觊觎东亚之心，变而为操刀必割之计”。[9]可见20世纪初的中国人即已知道俄国的巴枯宁是比德皇威廉二世更早的“黄祸论”鼓吹者。
二是19世纪70至90年代，美国掀起了强烈的排斥中国移民劳工的浪潮。美国的排华运动，虽然没有大量采用“黄祸”之类的字眼，但人种歧视观念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如美国一位署名斯陶特（A.B.Stout）的人写于1862年、修改重印于1871年、后来又用在1876年10-11月的“调查中国移民问题”听证会上的一本小册子，就说过如下的话：“中国人可能会高高兴兴地请求美国人移居到他们的国家里去，因为每一个结合都可以改进和提高他们那衰弱了种族；相反，每有一个中国佬在我们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都会使我们的血统降低。”他强调，如果美国允许亚洲人自由移民，那么二百年以后，“中国人、日本人、马来人和蒙古人的每一个阶层都会已布满了我国的土地；到那时，他们会已生育出无数种的混血儿后裔。……这一群一群的人将会使我们的国家退化”。[10]体现人种歧视的“黄祸论”已经呼之欲出了。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黄祸论”流行的高潮时期。甲午中日之战一方面使西方感受到了日本崛起，另一方面使得他们猜测中国或许会因战败的刺激而奋起效法日本，或者与日本联合甚至接受日本的指导，但无论出现何种情况，都非西方之福。
于是德皇威廉二世（WillianⅡ）广为人知的“黄祸图”及其后他与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Ⅱ）的通信几乎成为一时的舆论中心。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并且以日本获胜告终后，“黄祸论”再度泛滥，当时日本报纸上就有文章指出，“欧洲人有黄祸论也，起于甲午以后日本初胜中国，列强视线几咸集于日本之海陆军。及三国干涉、辽东撤兵，而黄祸之声又顿歇。今者日俄开战，日本连战连胜，黄祸论又起。欧陆诸国不待言矣，即英美人素表同情于日本者，亦往往于新闻杂志中附摅其黄祸之论。然则黄祸论之消长，若与日本武功之大小为比例”。[11]可见这段时间“黄祸论”者的主要目标是日本的军事力量，日本人也完全了解这一点。但是到了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之后，西方的“黄祸论”者又把中国包括进去了。当时西方人士看到，“革命风潮倏忽澎湃于亚东之大陆，共和党人竟以至短之期间达伟大之目的，以数亿之汉人逐数百万之满族。巩固共和政体，施行泰西文明政治，谋国家之富强。其势力之骤涨，当有一日千里之态。于是一般人士，遂来黄祸之虞”。[12]西方人显然是担心革命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机运，中国可能会从此振作强大起来。这从反面证实了西方人希望中国永远衰弱不振的阴暗心理。当然，辛亥革命并没有取得如西方人担忧的那种巨大成功。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黄祸论”者把矛头主要对准日本的时期。其先是欧洲国家困于欧战，但美国与日本的矛盾加剧，故1922年有以限制日本军力发展为目标的华盛顿《九国公约》的签订，企图束缚日本的手脚。日本与英美的积怨越来越深，矛盾也越来越大，终于抑制不住狂妄的侵略野心，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标榜黄种人团结的大亚洲主义在中国人心目中彻底破产。十年之后日本人又发动了主要以英美为对手的太平洋战争。战争中日本人以“亚洲的解放者”自居，继续鼓吹只有他们自己相信的大亚洲主义。《黄祸物语》的作者桥川文三教授认为，“所谓大亚洲主义固然和黄祸论没有直接关系，一般和人种歧视问题也没有直接关联。但是……伴随着日中战争开始的‘东亚共同体论’，伴随着太平洋战争而发展的‘大东亚共荣圈论’等，把这些理论的某种理念与‘黄祸’‘白祸’等人种论的先后关系加以贯通理解，未必是没有意义的”。他明确地说：“在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中，肯定少不了跟人种问题或是‘黄祸’有关联的现象。即当事国为表示对对手的憎恶而屡次使用（语言）煽动，并在相互发生的暴力行为、虐杀事件之中显示出来。原子弹的使用也不例外。”[13]意思是说，在日本人看来，对华战争、太平洋战争虽然不能完全从“人种战争”的意义来解释，但与人种之间的敌意未必完全无关。日本人始终认为，美国人在把原子弹用于实战时首先选定日本，这里面包含着人种意识。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直到目前，是“黄祸论”延续及其变种出现的阶段，其丑诋、寻衅的对象始终是中国。当然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又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由于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执政并表示向苏联“一边倒”（真实状况则未必，由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中国与苏联的“蜜月”期不到十年就宣告结束），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因此这段时间里西方丑诋中国时，有时沿用古老的说词“黄祸”，有时也沿用自苏俄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出现的新词“赤祸”。但无论是“黄祸”还是“赤祸”，此时已没有多少人种学意义，而是显示出强烈的意识形态意义。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领导人加入“黄祸”合唱，则更显示出国家利益的冲突。后一个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摆脱了孤立与封闭，实行改革开放。由于走市场经济路线，对外招商引资，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速度大大加快，科技研发水平提高，至今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上，中国重新以大国身份出现，不仅与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越来越密切的经贸往来关系，在国际政治活动中也积极发挥重大作用。总之，中国的重新崛起成了世界舆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能正面看待或以平常心对待这一事态的人，也能客观、冷静甚至以欣喜之情待之；而抱持嫉妒、猜疑或者敌意者，则抓住一切时机宣扬、兜售“中国威胁论”。
概括百余年间西方“黄祸论”者言说的内容，其“想象”和推理的路径不外以下数条：
其一是人种对西方构成“威胁”。白种人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血统高贵，智力发达，道德高尚，体形优美；而有色人种或智力低下，或顽固守旧而缺乏创造力，又多不讲卫生，野蛮、落后。如果白种人与有色人种通婚混血，白色人种就会“衰退”。前述美国人斯陶特就说，“高加索人种（包括它的各种类型）被赋予了超越所有其他人种的最高尚的心灵和最美丽的身体，它高居其余一切种族之上。……不论哪一个种族加入到它里面来，都会对它起破坏作用”，“由于血液退化，种族也将退化。而一个退化的民族既不能指挥在肉体上和智力上具有较高天赋的民族，也不能比这个民族生存得更久”。[14]斯陶特的话是特指应该禁止中国人与美国人通婚而言的。在他的认识中，中国人在肉体上和智力上不及高加索人种，但在有色人种中又是“具有较高天赋的民族”。唯其如此，对白色人种的威胁可能更大。
其二是人口的威胁。中国人口众多，在19世纪末已超过四亿，在部分西方人和日本人眼中，中国面积虽大，但相当大面积的地方不宜生产和居住，因而中国人为了生存，必然四出移民，与其他国家的人争占土地。早在19世纪初，英国驻马来亚总督拉斐尔斯（Thomas Stomphord Raffles）就危言耸听地说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在“建立第二个中国”；19世纪70年代俄国的巴枯宁胡说中国人因国内“拥挤”而溢出境外，“不仅将充塞整个西伯利亚，而且将越过乌拉尔，直抵伏尔加河边”；[15]同时期美国主张排华的人士就说，“我断定，（中国人）这个民族，如果加以鼓励，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移民的民族”。[16]加上中国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强，对生活水平的要求很低，因而很容易“抢走白种人的饭碗”，甚至挤占白种人的生存空间。
其三是中国文明的威胁。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而言具有极大的挑战性，西方人认为中国人不理解、更难以接受民主、自由、平等之类的价值观，顽固、守旧而且蔑视异类。他们或者称中国人“野蛮”“排外”“不开放”“不文明”“不道德”和“不诚实”，或者认为这种文明带有一种“原罪”，说“这些人（指中国人——作者）已经达到了四千年的罪恶的顶点，达到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是由于人口过剩产生的——的罪恶的顶点”。[17]更重要的是，中国文明自成体系，对试图进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极力排拒，即使移民境外的中国人，也“在一切环境中和一切变化之下仍然保持着他们独有的民族特性”，[18]因此不会被西方文明“同化”。两种文明难以融洽相处，而且最终会使西方文明“丧失生气”。下面将会谈到的英国人皮尔逊的著述《民族生活和民族性格——一个预测》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其四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独立造成的威胁。19世纪晚期日本工业生产的成就已使欧美国家感到恐慌，如果中国也逐步实现工业化，因中国具有劳动力充足廉价，资源丰富和市场广阔的优越条件，将会使欧美国家的经济贸易处于不利地位，“鉴于中国人在工业方面的优越性，谁会对最后的结局还会有所怀疑呢？”[19]尤其是如果“黄种民族在政治上完全解放，他们在现代化武器的配备之下站了起来，他们由于人数数量上的优势，能够把欧洲人和美国人赶出东亚，夺得亚洲甚至世界的霸权”。[20]这种担忧无疑从反面证明了西方国家无论如何也要保持自己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在政治上要牢牢控制东亚的霸主心态。
其五是最后的也是最危险、最重大的“军事黄祸”威胁。西方有人认为，“军事的黄祸和经济的黄祸是密切联系的。庞大的和日益增长的亚洲人口将迫使他们从事扩张，而为了扩张他们将进行战斗”。为此他们作了简单的兵力测算，说“四亿五千万人口的欧洲有五百万武装人员。人口比欧洲多一倍以上的亚洲，能够轻而易举地维持八百万名陆军”，“这就是东亚日益成长的力量，这个力量在几年之内就要把英国赶出印度和澳大利亚，把法国赶出印度支那，把荷兰赶出荷属东印度。而在由此加强之后，就要并吞西伯利亚，最后则压服俄国本土，再一次像1241年那样把难以数计的蒙古军队带到德国边界上”。[21]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尤其是美国出现了一批“未来战争小说”，虚构日本军队或日中联军在中亚、南洋群岛和澳洲，甚至在太平洋与美国西海岸与西方军队大战的故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此期间所发生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印边境战争，西方有些人根本不顾其中的是非曲直，一律归因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好战”。
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受到西方“制裁”期间，西方还流行过一段“中国崩溃论”。但奇怪的是有的西方人认为，如果“中国崩溃”也会对世界造成“威胁”，因为伴随着内战、饥荒以及“难民”外流，中国人那时将会成为世界的“负担”。幸而这种情形并未发生，中国的情形与那些悲观的预言家所说的相反，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后逐步走向富强，于是新的“中国威胁论”压倒了“中国崩溃论”。新的“中国威胁论”只是对“人种问题”有所淡化，在其他的说词上不过是改头换面，花样翻新，而实质未改，并且在产品竞争、自由贸易和军事威胁等几个方面提高了调门。如果说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所变化的话，那就是还增加了资源消耗与争夺的“威胁”及“环境破坏”的“威胁”。
当然，在“黄祸论”及其变种“中国威胁论”流行的一百余年时间中，西方也有不少人士持有不同见解。这些人或者是出于“公正”“道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或者是出于对东方文明的爱好及对“文化多元论”的信仰；或者是出于对种族歧视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或者是出于对西方文明的自信等等原因，使得他们保持了公正的立场和理性冷静的思考，对“黄祸论”及其变种不以为然，或者竟至加以批驳。这一现象足以说明，谎言虽能流行一时，但公理、道义自在人心。
本书出于再现有关“论辩史”的意图，还以大量篇幅介绍归纳了日本与中国对“黄祸论”及其变种的回应。因具体内容在书中有较详尽的展开，此处不拟多说，仅只对日中两国回应时的差异略作比较。
19世纪后期“黄祸论”一经登台，日中两国人士即加以关注并各有回应，而且也都表现出担忧和愤慨。不同的是，日本人比中国人敏感，卷入论辩者远比中国人多，新闻记者、留学生、作家、学者、教授乃至于政治权要如大隈重信，都有专门的文章、讲演以及著作，直接作出回应。从内容上看，日本人的回应亦多种多样。如大隈重信和桑原骘藏是据历史和现实批驳“黄祸”说的荒谬，尚不否认日本人是“亚种”或黄种人，也没指俄国或中国为“黄祸”；而学者高山樗牛在讲“人种竞争”甚至“人种战争”时更强调日中属同一种，是所谓兄弟国家。但受到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论的影响，田口卯吉、石川半山、小谷部全一郎、木村鹰太郎等人，或否认日本人种属于“亚种”“黄种”和“蒙古人种”；或重新划分人种，称白人为“红白种”，称蒙古人种为“黄白种”；或称日本人为犹太种；或制造地理大搬家，称日本人来自西亚等等，试图摆脱“黄祸论”的困扰。而竹越与三郎更嫁祸于中国，称“中国人种侵略世界”。而且日本对“黄祸论”的回应明显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一阶段，尽管有一些巧言诡辩和嫁祸于人，但还是属于对于西方“寻衅”的自我被动辩解；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自恃强大，逐渐由被“寻衅”变为向他人“寻衅”，不仅承认自己是黄种人、亚洲人，还以黄种人、亚洲人的领袖和“解放者”自居，要和白人一争天下。
而在中国，对“黄祸论”的回应比日本少，一些报刊文章多为不署作者姓名的译文或短论。著名历史人物中只有孙中山、辜鸿铭两人有较多反应。孙中山的回应是在有关其他问题的文章和演说中，陆陆续续地涉及“黄祸论”的问题，不是专门对这个问题的辩说，但是集中起来却构成了一种全面、综合的回答。辜鸿铭有专门的文章回应，出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自我赞赏，他的辩说主要从文明论出发，当然也根据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一些事实，在“有无黄祸”“谁是魔鬼”等辩题上有言辞犀利的短论和长文。不过辜氏的此类文章全用外文撰写，并发表在外国的报刊上，很长时间不为国人所知。
报刊上不曾署名的短论，以及邹容、陈天华、雷铁崖等涉及“黄祸”话题的作品，普遍表现出担忧和愤慨，认为这是列强为继续奴役中国人，甚至进而瓜分中国而制造的舆论。他们把“黄祸论”看成西方对中国发起总攻的信号，而对中国人而言则是警钟，主张中国人应该清醒地认识自己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立即振作起来，改造社会、改造国家，与内外反动势力进行“种战”，把反对人种歧视与民族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了。与日本情形不同的是，20世纪初中国虽有少数人提出“中国人种西来说”，但此类没有充分根据的“假说”，根本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理睬，中国人没有否认自己是亚洲人、黄种人及蒙古人种的一员。
其次，尽管中国人认为自己有史以来从未加祸于人，近代以来更只有他人加祸于中国，但中国人却近乎“老实”地承认西方的“黄祸论”包括了甚至主要是指自己。当然这并不是中国人承认自己曾经为祸或者会有能力为祸，而是深切认识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中国人作为受害者反而被加污，有血性者自然难以装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以近代中国人还是从历史与现实中的事实，中国文化讲求和谐、宽容的传统，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中国富强以后也决不追求霸权的宣示等多种角度，对“黄祸论”及其变种作了一些批驳。
（三）有关“黄祸论”的研究史
谈到“黄祸论”的研究史，总体上专门成果也不多，原因主要在于，虽然从理论上说，论辩史和研究史不难区别，即前者是论辩“黄祸”的内容、形式、严重程度，或者针锋相对地论证“黄祸”为虚拟想象之词；后者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前者进行分析、研究以及评判。但当我们今天进行阅读时，就会发现参与论辩的作品中也有对前人观点的分析、评判，而进行总结研究的人也未必能完全做到价值中立，客观地加以评判，实际上还是存在着认为“有黄祸”或者“没有黄祸”的倾向或立场，于是也就带上了论辩的色彩。
如美国学者霍夫斯塔托（R.Hofstadter）《1860-1915美国思想界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Philadelphia，1945）中设有“黄祸分析”一节，认为“黄祸论”是社会沙文主义者或政治达尔文主义者把各个国家、民族或种族之间的“生存竞争”和弱肉强食作为指导原则，把达尔文的生物自然规律运用于人类社会的“社会哲学和社会学派别”的理论。此处的研究就带有批评“黄祸”为虚拟的意味。至于顾立克（L.Gulick）的《东洋之白祸》（The White Peril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1905），虽然论辩风格明显，但对“黄祸论”产生和流传的过程却有总结性的分析。还有日本作家森鸥外的《黄祸论梗概》（明治36年，1903），从题目看应归于研究史，但其中却有很多的辩驳之言。
鉴于本书在正文中对有关国家的具有代表性和较大影响的文章和著述都会有较详细的分析评论，此处对于各国学者有关“黄祸论”的研究史不拟多费笔墨。而且从时间上看，无疑是论辩在前，研究在后。“黄祸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体上进入了“休歇”期，但其变种“中国威胁论”虽然时隐时显，却基本处于“进行时”状态。故此处对于“黄祸论”的研究史，选取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问世的、专门以“黄祸论”为研究题目且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的四本代表性著作略加介绍。从这四本书中基本可以了解西方和日本有关“黄祸论”研究的详细状况。
第一本是1962年出版的原西德学者海因茨·哥尔维策尔（Heinz Gollwitzer）的《黄祸：一个口号的历史；帝国主义思想研究》（Die Gelbe Gefahr牶Gesschichte eines Schlagworts牷Studien zum imperialistichen Denken），原书于1964年被译为中文，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书名《黄祸论》。此书因是“内部读物”，此后也未见再版或公开发行，所以中文读者见之者可能不多。该书的日译本出版于1999年，书名为《黄祸论是什么？》。
海因茨·哥尔维策尔的书在“导论”中从“口号”（指“黄祸论”，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人普遍称之为“说词”）与历史认识的关系、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口号产生的历史与现实“根据”三个方面入手，从理论上探讨了近代“黄祸论”兴起及传播的条件及过程。在这方面，该书“导言”可视为后来从“修辞学”和“话语系统”之类角度来分析历史的先导。全书基本内容则是分别梳理英、美、俄、法、德五国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围绕“黄祸”之说所发的有关议论。作者从各国有关的代表性人物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专门著作和收录有此类文章的论文集或个人文集中，发掘出丰富的文字材料，作为自己分析评论的基础。书末附有人名索引，既方便读者依据人物线索继续追寻资料，也体现出该书侧重于介绍“黄祸论者”的写作思路。
第二本是美国学者理查德·奥斯汀·汤普森（Richard Austin Thompson）的《黄祸论》（The Yellow Peril 1890-1924）。这是作者1957年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1978年由纽约时代公司亚诺出版社（Arno Press New York）出版。汤普森的书与上述哥尔维策尔的书讨论的时间下限完全相同，但汤书上限在19世纪90年代，未作更远的追溯。更大的不同是，汤书不是以国别和人物为经纬，而是以“黄祸论”的内容分类来组织材料，在“种族危害”（一章）、“人口祸害”（一章）、“亚洲移民的经济风险”（一章）、“来自亚洲的经济竞争”（一章）、“文化威胁”（二章）、“军事危害”（六章）、“战争之假设”（一章）等题目之下，把西方各国（重点在美国）有关人物的言论、文字纳入其中。作者不太注意表述方法，也没有很多的理论评析，但是资料相当繁富。书末未附人名索引，但有详细的参考、征引文献目录（包括论文和著作）。该书没有中译本，中国读者看起来难免有重复杂乱之感，尤其是“军事危害”加上“战争之假设”的篇幅几乎占到全书一半，使人读后难免有言者虽然喋喋不休，但内容并无太多新意的感觉。当然这里的“言者”是指“黄祸论者”而非该书作者。
第三本是英国人亨斯曼（C.R.Hensman）的《中国：是黄祸还是红色希望》（China牶Yellow Peril牽Red Hope牽），1968年伦敦SCM公司（SCM Press Ltd, london）出版。该书研究的时间范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这在作者著述时还是“当下”的问题，不过现在已经属于“历史”了。亨斯曼在书中仍然回顾了中国的近现代史，并以理解和赞同的态度讨论了中国人的近现代史观与当时中国人的世界观的关系，然后介绍了中国人的看法，着重对照西方在所谓“极权主义”“战争威胁”等等“问题”上有关中国的言论和政策主张。作者对于西方的“冷战意识形态”抱持批评态度，对中国的立场不乏同情，但也流露出对中国走向的不确定感。我们参考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内容在时间段上恰好填补了从“二战”结束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前的这一段空白；二是从该书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在此时期西方舆论有时是使用“黄祸”，有时是称为“中国威胁论”，也正好体现了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的过渡。
第四本是日本明治大学已故的桥川文三教授所著的《黄祸物语》。虽然书名中有“物语”一词，却不是那种很通俗的、讲故事的作品，而是和作者的另一本名著Nationalism（纪伊国屋新书，1994年重印本，译作《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均可）一样，是很严肃的评论分析甚至带有考订色彩的著作。该书由筑摩书房在1976年8月初次刊行，据说此后多次重印。我们所利用的是由岩波书店2000年8月新刊行的版本。
《黄祸物语》书中有诸如“黄祸论前史”“日本对人种理论的介绍与批评”“俄日战争与黄祸论”“John Chinaman有关之事实”“黄祸与太平洋问题”“从人种论看日本法西斯主义”“黄祸——从妄想到现实”“太平洋战争与种族歧视之组织化”“战后世界与黄祸论面貌之改变”“新中国与黄祸论”“新黄祸论之余震”等章节。从上述名称即可看出，该书亦是按照时间先后，讨论西方“黄祸论”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日本、中国对此的反应，所涉内容的下限已到20世纪70年代。与前面所说的三本书的侧重不同，桥川文三教授对西方“黄祸论者”的作品与思想介绍并不多，重点放在日本和中国的态度，特别是着重于分析日本的反应。作者不仅具有把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结合的倾向，而且抱持追问人种主义和民族歧视在20世纪的战争悲剧中起了什么作用的立场，对西方的种族优越论和日本的国家主义从深处加以排斥和批判，显示了一个有独立思考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光辉。不过对于中国方面，可能由于运用的资料有限，只对孙中山先生一度表现过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有所分析，对邹容、陈天华、梁启超的文字有极少引用，总的来说是未窥全豹。
以上四本书当然不足以反映各国“黄祸论”研究史的全貌。不过这四本书分别出自德国、美国、英国和日本的研究者，且是专门以“黄祸”研究为题的综论性著作，从各书的注释和征引、参考文献目录可知，作者已将他们之前出现的有关论辩史、研究史的文献，绝大部分囊括其中。我们为了撰写这本小书，已将后面三本没有中译本的著作译成中文，依据其注释和参考文献的线索，在史料上作过若干追踪考察，但由于条件和水平限制，对国外有关“黄祸论”的论辩史和研究史，仍然只能说是有一点初步的大致的了解。
谈到国内的研究史，民国时期曾出版过两本书。一本1912年铅印的《黄祸二编》，无出版社及作者姓名，可能是一本研究史小书，但已不能得见。第二本是周之鸣编著，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年出版的《黄祸即日祸论》（118页）。这本书只在国家图书馆见到藏书卡片，也没有见到书。从书名看不会是研究史，且“黄祸即日祸”的观点只是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某种情绪，提法未必妥当。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以“黄祸论”为题的研究之作甚少。20世纪60年代发生中苏论战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有少数几篇文章对此话题稍有涉及。[22]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以学者个人身份撰写的研究文章不过十篇左右，包括笔者自己的几篇在内。[23]另外还有几篇是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相关论文。[24]著作方面，2003年同时产生了两篇博士论文，一篇是饶本忠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一篇是施爱国的《傲慢与偏见：东方主义与美国的“中国威胁论”研究》，两篇博士论文均以讨论现实问题为主，似乎还没有成书出版，只能从互联网上读到。最后要说的是，由吕浦、张振鹍等人编译的《“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虽然不是研究著作，却是国内唯一的一本相关资料汇集，上引多篇青年学者有关“黄祸论”的研究论文，在既无法看到外文资料，甚至连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报刊也难得一见的情况下，很多是根据这本“资料选辑”的材料写成的。
从以上对“黄祸论”研究史的回顾可以发现，研究史的情形与论辩史一样，即西方的多于东方，而在东方日本的又多于中国。而且从以上列举的成果不难看出，哥尔维策尔和汤普森的两本《黄祸论》，完全是总结西方的情形，所采用的全是西方的资料；亨斯曼的《中国：是黄祸还是红色希望？》，于中国有所涉及，但所用资料仅限于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国际关系问题的讲话；桥川文三的《黄祸物语》重在检讨日本的回应，对中国方面则只引用了孙中山等几个人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印象勾勒中国人的反应。中国人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相关研究实在太少。2003年问世的两篇博士论文的问题意识主要出自现实，“黄祸论”只是其中的引绪。而上述十余篇相关的研究论文，大多数缺乏足够的史料基础，流于概念化。因此可以说，直到目前为止，中国还缺少自己撰写的系统探讨西方的“黄祸论”及其在中国的反响的总结之作。
（四）人种论与“黄祸论”
已有社会学家指出，就一般意义而言，种族的概念有两层涵义：第一，是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所谈论的科学概念，指的是具有共同体质特征如肤色、骨骼、毛发的人群分类；第二，是社会学意义上用以理解“恐异症”（对异族的恐惧）的表达、传播和行为方式的一个概念。[25]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人种论与“黄祸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从源头进行区别分析的思路，换言之，从人种论到种族主义是理解西方“黄祸论”起源的一个重要线索。当然若仔细考察，我们还会发现人种论与黄祸论之间的关系也明显经历了一个从生物学意义向社会科学意义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与西方近代科学、社会、文化思想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与西方近代以来向外殖民扩张的进程密切相关。
现代意义上的人种是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种族则通常是指有共同祖先和共同生活特征的一种群体。这本是人类在自然界进行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与选择的结果。
西方社会很早就形成将人类分成不同类型的思想，而近代的种族论（人种论）则形成于17世纪。研究者认为最早的人种分类可能是17世纪的弗朗索瓦·贝尔尼埃（Fransois Bernier）1684年在给《学人报》的文章中，区分了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拉普兰人”，并惊讶地承认“美洲人”可能是第五个“人种”。他的这种区分是根据地理分布和人体体征：肤色、身高、鼻型、发质和发色、体毛等。他强调了人种所具有的遗传性，但并没有证明欧洲人具有绝对的高贵品质，也找不到“白种人”优越的“美感”。[26]
对人种进行全面系统的生物分类，是由18世纪的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共同完成的。这些学者对人种的分法不外是根据原住地域、身体特征、言语方面、文明程度而别其种名。将人类按照不同的种族进行类型分类的思想，与近代西方生物科学的兴起密不可分。科学家认为，人种（种族）可以用来解释个人特性、社会结构及人类社会结构，同样，反过来人种论的出现也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修正了当时的生物学理论。这在18世纪以来的欧美生理、生物学家的人种理论中表现得至为明显。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ē）在《自然系统》一书中，将动物分为纲、目，人在其中被归于灵长目，置于动物之首。而人又分为两属：一是昼人（智人），一是夜人（洞人）。其中智人又分六种，除了野人和畸形人外，还有四种正常的人：按肤色分为欧洲人（白人）、美洲人（红人）、亚洲人（黄人）和非洲人（黑人）。在此基础上他将黑色人种说成是具有“冷漠”或“懒惰”的遗传特性的人种，并找到了器质的、地理的、精神的、文化的，特别是语言和宗教的所谓的“科学依据”。在这一分类中，将不同人种分别安置在不同的生物进化的长链中，其中黑人的等级最低，处于人类进步的历史和文明之外。而白人则高居进化的顶端，具有无比的优越性。[27]
随着19世纪科学观念的兴起，生物学家以及后来的人类学家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来研究人种状况，并对人种作出了系列的区别，其主要依据体质类型，并辅以地理分布，而逐步展开不同人种的特征及分类方法是其研究的重心，可以说人种分类构成近代西方人种学说的基干。这些学说成为后来“黄祸论”出现的生物学基础。不过，欧美、日本的近代学者对于人种的分类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有的倡导人类三种说，有的提倡人类五种说，更有的主张人类八分说。其中代表性的主张有布鲁文巴哈（Blumenhach，一译布鲁门巴哈，1752-1840）的人类五种说，屈费儿（Cuvier，一译居维叶，1769-1832）的人类三种说，斯托达尔德（Thedore Lothrop Stoddard）的人种五大类学说，爱德华·米斯特（Edward Meast）的五种人种说和横山又次郎的人类八分说。
布鲁文巴哈是德国有名的生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在1795年将世界人种分为五类。他的分类法以肤色为主，参以身体的特征，还以居住地域为标准。这五种人种分别是：高加索人种（Caucasian-Race）——白色人种；蒙古人种（Mangolian-Race）——黄色人种；马来人种（Malan-yan-Race）——褐色人种；亚美利加人种（American-Race）——赤色人种；尼格罗人种（Negro-Race）——黑色人种。
屈费儿是法国有名的生理学家，他将世界人种分为三类——白、黄、黑，每类又细分为四种，具体见下表：
罗斯若普·斯托达尔德是美国学者，他则将人种分为五大类，并列出每种人种的主要分布区域：黄色人种的分布区域——东部亚细亚、中国、朝鲜、日本、印度支那；白色人种的分布区域——欧罗巴的原住民族全部及马札尔人和芬兰人；褐色人种的分布地域——北部阿非利加、近东、中部亚细亚、马来诸岛；黑色人种的分布地域——阿非利加大陆、南部印度、印度支那一部分、马来群岛一部分、大洋洲一部分、澳大利亚、西印度诸岛及北亚美利加一部分；赤色人种的分布区域——亚美利加一部分。
爱德华·米斯特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他在1923年发表了题为《人类立于十字路口》（Mankind at the Cross-roads）的论著，对于人种的分类大体与斯托达尔德相同。但他计算世界各种人口的数量则略有不同。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生理学博士横山又次郎在其关于人文地理学的讲话中，主张人类八分说，即：地中海人种——高加索人种，或云白色人种；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马来诸岛人种；亚美利加人种；阿非利加人种；达罗毗荼人种；巴布亚人种；澳洲人种。[28]
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反映出自然界选择与适应的结果，其中本来不包含也不应包含任何社会文化的含义。但它在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被赋予社会学意义和政治学意义，从而发展成种族主义。种族主义产生于西方近代科学发达时期，例如林奈、布丰（Buffon）等人的学说建基于进化论的生物分类学，贝尔尼埃的人种学结合了人文地理学等等。他们认为种族主义一般是世俗化的产物，也是非宗教的科学现代思想的产物。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人群归属于进化程度不同、价值不同的种族，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
19世纪的种族主义思想的系统化是由法国的外交家兼政论家约瑟夫·亚瑟·戈宾诺1853-1855年所著的《人类的不平等》（又译成《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一书完成的。这是一本以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为基础的综合性的著作。该书声称种族的差异是各国历史命运不同的根本原因，种族原则说明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决定了文明的命运。而且，一个种族创造的文化不能渗透到其他种族中去。一个文明的堕落是由种族混血造成的。没有一个种族可以无限地保持其纯洁，而一个种族混血越严重，则文明越退化。戈宾诺认为世界上主要有三个种族：黄种人、黑种人与白种人。其中黄种人奉行物质主义，缺乏想象力，其语言无法表达形而上的思想。黑种人缺少智慧。因此黑色种族和稍微发达的黄色种族是低等种族，而白色种族尤其是它的精华亚利安（又译雅利安或亚里安）人是一个有能力不断进步的高级种族。戈宾诺断言：每个种族都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黑种人是无政府的个人主义，黄种人爱好共产主义，白种人则天生偏好自由主义、封建主义、议会制和仁慈的帝国主义。他还认为在白种人中，亚利安民族在早期形成了印度的精英，后期则创立了条顿民族的遗产，具有最高贵的品德，即对自由和荣耀的酷爱和对精神的崇尚。戈宾诺并不反犹太种族，并且谴责了奴隶制度，但他在用种族理论解释宇宙历史与肯定亚利安民族优越性的过程中，却听任自己受泛德意志运动的摆布，而这一运动又借助其理论构成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理论框架。[29]戈宾诺的种族主义是一种极端狭隘的理论，它既体现了生物学的确定论，同时也体现了社会理论和实践的不平等论。
人种论（种族论）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国际政治思想中日益引起重视，关键的因素是其与进化论联系在一起，“自然选择”“生存斗争”以及“适者生存”等种族生物学的观念很快被种族论所吸收，套用到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生物决定论成为种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准则，并用来为现存的不平等或者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和主张作辩护。19世纪，当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和赫胥黎（Thomas Huxley）用“受宠惠的种群”（Favored races）来指生存下来的“适者”时，他们指的是一般动物种群的类别。但是另一批科学家和国际法专家却用同样的字眼具体指向人类当中的类别。19世纪是体质人类学的鼎盛时期，这项科学将人类分成三种以上的种族。尽管其中的许多说法自相矛盾，却被看成一项精确的科学。历史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政客也纷纷涉足其间，写出许多专著、小册子、杂志文章向社会大众传播，其中不仅有各种人种的专门称呼，而且还有诸如“头部系数”——头型的长、宽、中等专业术语。[30]
到了19世纪中期，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的联姻在欧洲已经司空见惯，于是形成了一种社会-政治的人种理论，并日益成为19世纪影响巨大的一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作为新兴学科的人类学发展出一个新学派，即古典的进化学派，亦称之为生物社会学。这个学派的带头人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在其《社会学原理》（严复译成《群学肆言》）中对于社会的进化与种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他将社会的发展分为内外两种不同因素作用的结果，外部因素他强调的是地理环境和相邻社会的影响；内部因素则强调人类的自然本质、种族分化和心理特质。斯宾塞心中有强烈的欧洲种族优越论思想，因而将欧洲以外的人种归结为体质上、道德上和智力上均不发达的人。他的政治学说包括社会有机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社会选择主义三个方面的内容，认为社会与生物界一样是一个有机体，受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规律支配，在竞争中优秀的种族得以生存，劣等种族则被淘汰。
到19世纪末，与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盛行。英国的豪斯顿·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等人的著作影响尤其明显。张伯伦对历史上的条顿人的优越性作了阐释，并带有强烈的反犹主义色彩。他不仅坚持亚利安人在生理、智力与社会上的绝对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是以对其颅骨的测量以及其他社会人类学的、经济的标准为依据，而且还“发现”了所谓的人性的新思想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观念。此外如安蒙（Alfred Otto Ammon）和德拉普热（L.M.Drapuge）认为，人种在社会中的分布严格受制于决定论，任何东西都无法改变种族的命运。历史总是要亚利安民族承担重负，建立文明、创造艺术和科学、建造新国家并到处激发经济的活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都认为有机体与精神、活力之间，乃至在一个民族的身体、民族的心灵与其冒险承诺之间，或者在头骨的大小与人们在社会等级中所占的机会之间，都存在着绝对的相互关系。[31]除了欧洲之外，将人种赋予政治学、社会学意义的还有美国和南非等地。
尽管种族主义的出现比“种族”这一概念要晚得多，“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形成了‘种族学’的综合，其实是各种政治思想遗产成就不等的大杂烩。但是，作为西方现代思想的种族主义思想有一个常数，就是怀疑人类的同一性，就是将人类的各种种类，将分类学意义的‘种族’设想为相互区别的‘人种’，甚至是不同的‘种族’”。[32]就一般意义而言，种族主义是指认为人类种族在智力和发展能力上不相等，种族差异决定各族历史发展进程以及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优秀种族”理应凌驾于“劣等种族”之上的理论。种族主义的思想家用人的生物本质取代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因素，从体质上的差异来认识和说明各族在文化上的差异，在政治上充当沙文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的辩护士。
现代法国思想史家皮埃尔安德烈·塔古耶夫（Pieer-ArdrēTagu-ieff）曾指出，近代的种族主义与一般的种族歧视思想不尽相同。种族主义是一种“源自欧洲的现代现象”。他明确地主张：“‘种族主义’一词的使用只是为了说明现代时期在欧洲和美洲出现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现象。这就意味着种族主义在严格意义上构成一种具有一定复杂性的西方的和现代的现象。”[33]这一现象与西方尤其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密不可分。
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统治阶级需要将种族间的差异扩大到政治、外交等殖民理论体系之中，于是种族主义开始在国际政治上漫延。种族主义的理论核心强调人种的体质特征中的个性、智力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认为白人种族天生比其他种族优越。因此有社会学家将种族主义定义为：“种族主义是这样一种倾向，它以非文化的特征，例如肤色、头发以及脸和眼睛的结构来对文化不同的人们进行分类。”[34]种族主义者通过所谓的科学依据，论证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都是遗传的结果，不仅体质上如此，而且文化特质亦是这样，诸如文明的发达程度、伦理规范、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都是遗传的结果。
“黄祸论”首先在欧洲得到传播，与之相伴而生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欧洲中心论，而欧洲中心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优越论。19世纪的生物学家认为，欧洲人具有遗传上的优越性，他们从一诞生时起就比非欧洲人具有更高的能力。欧洲人更聪明、更优秀，欧洲人比非欧洲人优越。而当时在描述这种现象时，一般不使用“欧洲人”，而是使用“白色人种成员”，这亦是被学者们所说的生物种族主义。在19世纪末期，种族主义取得了一种假科学的、似乎是明显的真理的外衣，当时种族主义者们用门德尔遗传学来作为最根本的理论武装，宣称掌握了种族主义必然成立的证据。[35]
19世纪初期和中斯，英国学者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的《中国人的历史》、法国学者沃尔尼（Constantin-Fransois de Chasseboeuf Vol-ney，又译沃尔内）的《古老帝国的遗迹》等书中曾将蒙古西征称之为“中世纪最大的黄祸”。而拿破仑将中国比作“东方睡狮”的名言，无疑包含了中国有潜在威胁的看法。其后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俄国人巴枯宁（Michail Alexandrowitsch Bakunin）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开鼓噪来自中国的威胁之先河。英国殖民主义者皮尔逊（Charles Henry Pearson）在他的《民族生活与民族性格：一个预测》一书中又作进一步发挥，使得人种差别和人种歧视理论基本形成。这些最初有关“黄祸”的论述，可以说是19世纪的“黄祸论”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