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俄国的“黄祸论”

正如沙皇俄国的国徽是一个分别面向东方和西方的双头鹰所象征的那样，俄国对东方黄色人种的态度十分复杂。俄国的主体民族俄罗斯属于白种人的斯拉夫族，在拜占庭时代确立了欧洲文化的主体地位，在宗教方面和东欧、希腊一样信仰基督教的分支东正教。从13到15世纪，俄罗斯人受鞑靼人的进攻和统治达数百年之久。当俄国逐渐强大，摆脱了鞑靼人的压迫之后，他们又越过了欧亚分界线的乌拉尔山，征服了广袤的西伯利亚和克里米亚高加索；到19世纪又把中亚细亚并入俄国的版图。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俄国开始向中国东北推进，从中国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加深了与东亚的接触。

与此同时，俄国又在欧洲先是与法国，后是与英国、德国争霸。对于俄国这个庞然大物，欧洲国家除了没有尊敬之外，畏惧、厌恶、贬斥，以及想利用它的心情兼而有之。卡尔·冯·罗特克（C.von Rotteck）在1834年出版的《世界通史》中说，“衰落将逐步把我们导向中国人的命运，而俄国人将会是我们的战胜者，正如蒙古人或满洲人战胜中国人一样”。[73]显然是把俄国贬斥为亚洲的和半蒙古式的野蛮落后国家。卢梭（Jean-Jacyues Rousseau）在他的《社会契约论》第8章中预言：“俄罗斯帝国想要征服全欧洲，但是被征服的却将是它自己。它的附庸而兼邻居的鞑靼人将会成为它的主人以及我们的主人的。”[74]俄国境内有大量亚洲民族居民，德国出色的俄国问题专家哈克斯托森（August Freiherr von Haxthausen）考察了鞑靼人在俄国历史上的作用之后，在其1847年出版的《关于俄国内部状况、人民生活以及农村制度的研究》一书中，曾预计“正在增加的亚洲居民有朝一日会重新涌往欧洲并且这次会抵达大西洋”，甚至连俄国人亚历山大·赫尔岑（Aleksandar Herzen）也在自己的笔下把俄国描绘为“配备电报机和火车轮船，在司令部里有卡诺（Lazare Carnot）和蒙热（Gaspard Monge）将军，在拔都率领下配备有步枪、米格奈式火箭和康格莱维式火箭的成吉思汗”统治的专制集权国家。[75]直到19世纪70年代，当法国与德国发生战争时，西欧国家都认为俄国是西欧自相残杀的真正获利者，俄国会通过组织和利用其境内亚洲民族来实现它对欧洲的统治。为此德国、奥地利的人种学家制造了所谓“土兰系民族”的说法，夸大俄国的“土兰文化”成分。当时西欧的文人和记者通常把“俄国”“鞑靼”“亚洲”混为一团，“俄祸”也就等同于“黄祸”。至于企图利用俄国为欧洲阻挡“黄祸”的典型，则是前述德皇威廉二世送给沙皇的“黄祸图”和一系列信件。当时英国报纸上就有文章指出，这显然是那位自以为聪明的皇上要别人为他火中取栗。

在俄国思想界内部，由于有些人感受到西欧的敌视、排斥和轻视，而且明确地认识到英国是“俄国在亚洲扩张的障碍”，于是形成了影响颇大的对抗西欧的东方派、欧亚学派与亚洲主义思潮。陀思妥耶夫斯基（Fedor Dostoyevsky）也许是此类思想的先驱。出于对西欧的强烈怨愤，陀氏起而反对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的完全欧化的努力，强调必须承认俄国人的亚洲特征，希望俄国的亚洲政策能给予全体俄罗斯人以“荣誉和自尊”，并提高俄国的威望。不过陀氏理解的东方主要是指伊斯兰教范围的中亚细亚。为了同英国抗衡，他拥护俄国向中亚细亚地区推进。

几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赫尔岑在对西欧表示失望之后，也赞扬了俄国的“土兰”因素，赞同俄国转向亚洲。在费多罗夫（Nicolai Fiodorow）以“耕地和草原的二元论”为基础的历史哲学里，俄国和中国被列为同等重要的国家，他甚至认为有可能通过中国及中国人崇敬祖先的原则来革新人类思想。思想家康斯坦丁·列昂捷夫（Konstantin Leontjew）认为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的文化远远高于巴尔干斯拉夫人和西欧的文化，他把俄罗斯文化中的“土兰”成分看成是俄国亚洲使命的起点。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甚至把俄罗斯人列入东方民族。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俄国象征主义文学流派中的叶赛宁（S.A.Yesenin）、尼·克留耶夫（N.Klyuev）、亚历山大·布洛克（Alexandar Blok）等人经常在各自的作品中谈论“蒙古主义”，表现出强烈的亚洲因素。

“东方派”中的联合派或者说融合派强调“俄罗斯人的亚洲使命”。他们超出了斯拉夫主义者反西方的态度和要求俄罗斯疏远西欧与中欧的主张，还提出无条件地批判种族傲慢。他们认为俄国处于欧亚两大洲的中间地位，从而给了俄国一种“亚洲使命”，即从欧洲以外的传统，也就是从亚洲的生活和信仰中汲取新的力量，并促成斯拉夫人和亚洲人的联合或融合，共同反对欧洲侵略者。但是“东方派”中的斗争派虽然同样强调俄罗斯的亚洲使命，却把斗争目标指向中国，俄国著名的远东研究者普列瓦尔斯基（M.N.Prje Walskij）将军和马尔顿斯（F.F.Martens）教授都提出，“中华帝国在蒙古、新疆和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教臣民都在等待俄国去拯救”。还有一个布里亚特（Buryat）族医生巴特马耶夫（S.A.Badmajew）在1893年拜见俄国政治家维特（Sergei Witte）时，曾经建议俄国政府鼓动中国的西藏人、蒙古人和回民起来暴动，反对清王朝的统治。[76]

曾经经营报业，也是俄华道胜银行经理和中东铁路董事长的爱斯倍尔·乌哈多姆斯基（Esper Uchtomskij）侯爵，曾在1890-1891年陪同当时的俄国皇太子，即后来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到东方旅行。乌氏自认为属于东方派，提出了“黄色俄罗斯”和俄亚帝国联合的思想，他怀着使沙皇统治亚洲的幻想，却标榜平等对待一切非欧洲民族；又带着俄罗斯的高傲自大，把亚洲民族看成本质上是迷信、神秘、虔诚、古板、无限忠诚和驯服的人。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乌氏宣传过俄中联盟；稍后又在一系列政论文章中宣扬他自己及和他类似的俄国人在同亚洲人交往时的热情与笃厚，并以此来同西方帝国主义的冷酷与贪婪做对比，他进而提出：“为什么亚洲本能地感觉到被称为东方的那一部分精神世界是在俄国呢？深厚的宗教感情使亚洲与俄国的神秘的向往相遇的原因就是对沙皇的虔诚的尊敬”，因此“在最完整地表现为佛教的亚洲教义和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之间建立起一个共同体”是完全可能的。[77]但在1902年，当乌氏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中国的民族精神》一文时，虽然正面介绍了中国人的特征，描绘了中国文化的灿烂景象，而同时又称四亿中国人为“对未来的持久的威胁”。他说：“当我们一想到要愈来愈深地陷入黄色种族的万头攒动的生活的污泥中去的时候，我们就战栗起来”，“我们设想一下我们的历史境况，大胆地说，就是我们的永久的境况，我们是处在完全自相矛盾的文化形式的中间”。他还预计中国会走上日本的道路，肃清自己海岸上的外国人，控制全部的进出口，甚至可能征服东南亚。[78]

具有德国血统但忠于沙皇的俄国政论家海尔曼·布隆霍弗（Her-mann Brunhofer），曾把乌哈多姆斯基所写的陪同俄国皇太子到东方旅行的旅行记译成德文，可说是乌氏的同道。布隆霍弗在《俄国伸向亚洲之手》一书中，谈及“俄国的亚洲使命”，诸如建设西伯利亚大铁道，“几年以后，只要西伯利亚大铁道把黄海的海港直接同波罗的海和黑海连接起来的时候，旅客的来往和货物的运输将会大大地发展。到那时，东方和西方的一些至今尚被津津乐道的闭关自守的理论，就将由于高度文化和本性的交流以及货物的来往而消失在铁道的枕木之下了，并将让位于这种信任：地球为所有人开放空间”。在种族和宗教方面也将出现新的变化，“斯拉夫人和‘土兰’血统将再次混合，半欧洲半亚洲种族的新的边境人民将成长起来，斯拉夫人将通过他们把基督教欧洲的文化世界的较高的生活方式带给尚未开化的亚洲内陆心脏”。

布隆霍弗对英国在亚洲的霸主地位深怀怨恨，认为俄国的东进政策就是要抗衡英国，并且平衡俄国与德国的紧张关系。因此他认为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也是英国对俄国的打击；如果英国不让俄国进入渤海湾的不冻港的话，俄国就应该向帕米尔和通往印度的要隘推进，尤应在印度一旦发生动乱时就采取行动。他说，“东方世界并没有死。……东方民族愈来愈觉醒，今天在黄海之滨发生的事情，明天或后天也会以另外的形式在印度河和恒河的两岸重演”。他主张俄罗斯人尽快学会印地语，因为“懂得印地语的俄罗斯商人、军官、学者或外交官在与印度进行的边境交往中就会高出一手”。所以当时俄国的东方派基本上是反英派，他们所说的“东方”也包括印度半岛。

布隆霍弗显然也是一个“黄祸论”者。甲午战争期间，他就指出日本有通过同中国和朝鲜形式上结成联盟在远东建立霸权的野心，其范围最后将推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东部。这一预言值得后人惊奇，因为50年后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名义下的扩张范围和侵略方式都被布隆霍弗言中！当然他的文章中更多的是谬误。比如他担忧佛教的力量，以为“佛教正在跃跃欲试，想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力量。如果日本能成功地把佛教国家联合成一个宗教政治的联盟，那么欧洲基督教世界将受到迄今还无法想象的危险的威胁。因为佛教国家联合起来，统一的宗教政治行动的第一个后果，将是基督教欧洲在东亚的传教的破产，将是那些如大家所熟知的在中国、日本和后印度在任何时候都是用武力来维持的机构的垮台”。由于布隆霍弗具有德国血统且一贯主张德、俄协调一致，所以他在德国也很有影响。由此也就不难明白，德皇威廉二世的“黄祸图”上，“黄祸”的化身为什么是一个乘龙的佛陀了。

布隆霍弗认为俄国的亚洲使命源于它的地理位置和所受到的“威胁”。因为从顿河到乌拉尔，从阿尔泰到朝鲜边境，几乎形成了佛教各宗支的不断的“锁链”，佛教只要在东方建立起一个宗教政治基地，信徒就会由于内在的原因被吸引向这个基地。他认为未来高度工业化的中国“将是一个恶魔”，它将服从佛教的世界宣传，作为一个强国与欧洲抗衡，这是前所未有巨大威胁，而“大力保护西方国家不被东亚洪水淹没这一世界历史任务，将因而重新落在俄国身上”。[79]

这里不妨打乱时间顺序，对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之后出现的欧亚学派和亚洲主义略作介绍，因为在“重视东方”这一点上，欧亚学派和亚洲主义与19世纪末的东方派有共同之处。欧亚学派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保加利亚的部分学者形成的一个思想派别。他们把“欧亚”理解为乌拉尔山东西两边的俄国，从而把俄国既同欧洲也同亚洲区别开来，于是缩小了欧洲和亚洲的版图，他们把中国长城以南的地方、日本、印度支那、印度、伊朗以及小亚细亚才看成亚洲，其他地方都属“欧亚”即俄国了。这一派人重视鞑靼种族的因素，曾积极评价鞑靼人在俄国及欧洲、亚洲的历史作用。亚洲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沙俄将军温哥尔·斯捷恩堡（Ungern Sternberg）男爵，他认为俄国发生革命是西方文明破产的证明，于是把目光转向鞑靼人。十月革命后他率兵进入蒙古，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当了一段时间的“蒙古国家元首”，提出“大蒙古”的口号，号召蒙古人组织进攻欧洲的十字军。1921年苏俄红军进入蒙古，结束了他的统治。史实说明，俄国的东方派、欧亚学派以及他们“黄色俄罗斯”“亚洲主义”等口号，在有无“黄祸”的问题上或许认识不同，但在主张俄国在亚洲扩张领土上，则几乎是一致的。

在俄国思想界，习惯地认为俄国是西方的东方堡垒，是反对亚洲专制主义的前卫和先锋，因而既有傲慢自大，又怀有敌视甚至恐惧的心情，就如同东方派既想与亚洲民族联合甚至融合，但又要向东方扩张并加以打击一样。俄国19世纪的权威汉学家瓦西里·帕乌诺维奇·瓦西里耶夫（Wassilij Pawlowitsch Wassiliew）就是一个典型。瓦氏曾长期居留中国，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与政治，熟悉中国的情况。他从不怀疑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认为致力于全人类的文明化是欧洲各民族的任务，而俄国作为亚洲的“解放者”对于亚洲特别是中国，具有不可推辞的责任，因此在远东推行欧式宪法以及开发这些国家的经济是绝对必要的。强烈的帝国主义思想使得他很早就提出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直通太平洋。他乐观而傲慢，但也料到了威胁性的远景，不排除中国会有组成几百万大军的能力。他在《中国的进步》中写道：“如果中国把太平洋的富饶的岛屿拿到自己的手中，它就能立刻威胁俄国、美国、印度和西欧。如果它的力量足够的话，它可以消灭一切反对者，即使是全世界都反对它。那时候全世界都将布满了中国人。幻想描绘出来的未来就是如此，今天我们还很难想象它。”[80]

俄国文学家亚历山大·布洛克（Alexander Blok）等人身上明显地反映出追求与亚洲联合和恐惧亚洲两者之间的紧张和矛盾，或者说他们时而对欧洲打亚洲牌，时而又对亚洲打欧洲牌。布洛克声称自己要作为“斯基特人”（Skeat）同亚洲人联合起来反对西方，甚至威胁西方说，“如果你们德国、英国、法国想要消灭俄国的革命，那就意味着你们不是亚利安人。……我们将斜眼看待你们凶恶的嘴脸。我们将转向亚洲人，而东方将把你们淹没，你们的皮将会用来蒙中国人的战鼓”。但他在一封写给他母亲的信中又断言俄国是保护欧洲不受亚洲分割的堤防。俄国哲学家尼古拉·费多罗夫（Nicolaj Fjodorow）建议利用中国来保护俄国，并为“白种沙皇同黄种沙皇的永久和平”辩护；但他又把佛教与“草原与沙漠上敌意的游牧势力”等同起来。作家兼哲学家康斯坦丁·列昂捷夫（Konstantin Leontjew）也害怕和仇视佛教及儒教，视两者为无神论的宗教。他认为具有这两种信仰的民族一定会反对斯拉夫人和整个欧洲。他制造了“泛蒙古主义祸”的概念。[81]

当然也有反对“俄国的亚洲使命”之说的。一个只署名N.S.的作者在《俄罗斯思想》1882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俄国和德国的东方政策同斯拉夫问题的联系的笔记》的文章，认为所谓俄国的亚洲使命之说，是德国人发明的“诡计”。他说，“德国人不愧自称为思想家的民族和仅次于希腊人的哲学之父。他们运用了自己的思维能力，就一定能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这个发现就是他们为我们编造出来的新的历史使命。根据他们的历史政治理论，俄国政策的重点不应该是欧洲，而应该是在亚洲，因为俄国的历史使命似乎是把欧洲文明传播给亚洲各民族。在亚洲我们最终可以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去，我们甚至正在做这一切，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以印度为支柱的英国的海上优势统治对德国人来说是很不舒服的，因此我们的亚洲使命据说还包括‘解放’印度的义务。而在欧洲我们就没有权利向前推进，相反地，我们应该愈来愈向后退，因为我们在欧洲是没有什么事可做的”。他强调俄国的对外政策应建立在“斯拉夫民族的种族思想”上，不能降低俄国公众的“斯拉夫热”。意思显然是俄国更应该关注欧洲，尤其是不能疏远了东欧的同为斯拉夫人种的国家。

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因流放西伯利亚，又经过日本流亡到美国，自命熟悉远东情形，成为著名的“黄祸论”者。19世纪70年代初，他在题为《玛志尼的政治神学和国际》一文中，提出欧洲、美洲大部和大洋洲的3.5亿居民的自由世界受到了8.5亿传统的、野蛮的、奴隶般的亚洲人的“威胁”，尽管起因是欧洲促使了中华帝国从睡梦中觉醒，“当欧洲人进军北京的时候，他们就给这个古老的帝国敲了丧钟；一个新的制度无疑地将从废墟中升起，如果五亿人振作起来，那只能是可怕的，欧洲应该提防才是”。巴枯宁预见英国和俄国这两个巨大的殖民国家会解体，而俄国将首当其冲。他对日本人深为钦佩，并认为俄国在黑龙江地区的势力会因日本人的压力而垮台；俄国在西伯利亚的统治也会由于中国人的推进而崩溃。总之俄国在亚洲的占领地只有50年的寿命！巴枯宁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贸易和传教都不可能“使亚洲文明化和人道化”，只有他历来主张的“工人罢工”和“自由联邦”是万应灵药。而这些方法，他认为可以通过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中国工人和华侨来模仿并传回中国，而只有这才是唯一的希望。[82]

数年后巴枯宁对中国的态度更加恶劣。当时俄国政府对于在亚洲的战略举棋不定，即在征服阿富汗并进攻印度或是征服中国两者之间存有争论。巴枯宁认为前一目标“荒唐可笑”，因为阿富汗“好战的人数众多的部落”多由英国人武装并加以训练，这比对付1873年被俄国并吞的希瓦（Khiva）汗国“至少要困难两三倍”；而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进攻印度就是与英国直接冲突。因此他说，“如果真的要从事征服，为什么不从中国开始呢？中国是非常富饶的，而且从各方面看，它比印度更容易为我们所控制，因为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东西把它同俄国分隔开来”，“事实上，利用中国的混乱和内战（这是它的慢性病），就能非常深入地侵入这个国家”。巴枯宁似乎希望看到俄国“把蒙古和满洲从中国分割开来”，并希望“听到俄国军队入侵中国西部边境的消息”。

虽然巴枯宁知道“俄国人尽可能地深入东方，对德国人是有利的”；而且基于反对沙皇专制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他认为“俄国人民却不会跟着俄国政府走”，但是“来自东方威胁着我们的危险”太大，诸如中国人口众多，“过度的繁殖率使他们几乎不可能继续在中国境内生活下去”，于是“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批向外移民”，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西伯利亚都是移民目标地。而在西伯利亚“一千二百二十二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至今居民不超过六百万人，其中俄罗斯人仅约二百六十万人，其余都是鞑靼或芬兰族系的土著，而军队的人数更是微不足道，怎能阻止大批中国人的侵入？”巴枯宁不仅把“移民”等同于“侵入”，还危言耸听地无限夸大，称中国人“不仅将充塞整个西伯利亚（包括我们的中亚细亚新领土），而且还将越过乌拉尔，直抵伏尔加河边！”

巴枯宁还认为，中国内地的多数民众既未受到西方文明影响，也“受中国文明摧残程度较少”，这些人“精力无比充沛，而且强烈地好战，他们是在连续不断的内战中锻炼出来的”，“近年来他们开始熟悉掌握最新式的武器和欧洲人的纪律……这种纪律和对新武器、新战术的熟悉掌握同中国人的原始的野蛮，没有人道观念，没有爱好自由的本能，奴隶般服从的习惯等特点结合起来”，对俄国的威胁“多么巨大！”因此，巴枯宁强调说，尽管“俄国人口是如此稀少”“俄国人普遍地贫穷”，而且俄国“成功的机会是极小的”，但还是“应该把它的全部武装力量坚决地派往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并着手征服东方”。[83]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在谈到沙皇政府的时候语带讥诮讽刺，但他蔑视中国文明和人民大众，建议对臆想的“威胁”主动进攻、全力征服的凶恶态度，更是明白不过了。

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俄国因为侵犯新疆边境与中国产生矛盾，俄国政界遂有多人拾巴枯宁余唾，喧嚷中国威胁。如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俄国的全权代表、俄国驻英国大使彼得·舒瓦洛夫（Peter Schuwalow）就警告与会者说，要把他们的争执放在一边，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来自远东的威胁。1880年6月，俄国政治家亚历山大·库西林（Aleksander Kchinin）说：“我不满地看到，我们受到中国蚁群的烦累。当然可以在他们有所作为以前杀死许多。从肌肉来看，他们是很强壮的。”他还引用德国作家兼历史学家卡尔·希伦（Karl Hi-eron）的话说“世界的统治权终有一天会落到他们（指中国人）身上”。

1890年，俄国的宗教哲学家兼文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Wladimir Solowjew）发表了题为《中国和欧洲》的长文，文章分析了中国向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移民问题，也研究了中国国家组织和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发展，字里行间已流露出明显的恐惧。不过他的笔墨主要用于探讨宗教、文化问题，他用基督教的真理标准考察中国的伦理文化和生活方式，虽然承认中国文化和中国的生活秩序中“也存在一种真理”，但以为“这种真理已不能再前进了，它已经被抛弃和无法得以实现”。所以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虽然同等地有意义，但却不具备同等价值。中国文化死守陈旧的原则，而“世界进步的基督教欧洲的思想”却会“使我们的生活更好和更完善，直到我们达到一个包含一切的意气风发的境地为止，直到过去都复活为一个永恒的、真正不变的生活为止”。他认为“在不幸的情况下，中国不会占领我们，但会成为对我们的巨大的危险，就像伊斯兰世界对中世纪的欧洲那样”。为了防止这种“危险”，索洛维耶夫希望实现中西“这两种极端的文化的真正内部的和好”，即“把满足他们的殷切的愿望的可喜的消息带给远东的非基督徒们，就像当年基督教的传教士在他们转向希腊和罗马的非基督世界所做的那样”。

索洛维耶夫忠于他的信念，从不怀疑基督教的最后胜利。但他认为“基督进步的理想在欧洲实现得很不够”，这主要表现在法国革命和由此而来的激进主义的“错误的进步”以及“错误的中国主义”。他反对激进革命的观点很明确，但所谓欧洲人的“错误的中国主义”具体指的是什么却不明确，有可能是指完全敌视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极端态度。这从他当时的结论可以看出来。他说：“我们错误的保守主义和错误的进步主义一样在内部的矛盾中崩溃了，而中国人不但比过去更为强大，他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做：他们忠实于他们自己。如果欧洲的基督信徒们忠实于自己，就是说忠实于世界基督教，那么中国就不会对我们构成危险。我们也将要占领远东，但不是用武器，而是用精神力量”；只有在欧洲背叛了基督的全部真理时，“黄祸”才会成为现实。他相信基督真理“能对所有的人施加影响，不管他属于哪一个种族”。[84]

1894年的甲午中日之战以后，俄国思想界的“黄祸论”更加强烈。除前面说到的布隆霍弗明显转变腔调之外，索洛维耶夫也不断地就黄种人同世界的“争执”发表看法。1897年他在一篇题为《为善意辩护》的文章中说，“从现在开始黄色种族就不可避免地把西方的技术和文化的方法占为己有，他们把这种方法用来作为一种手段，以便在决战中取得对欧洲人的他们自己的精神原则的优势，这一点是可能的。这一场即将来的战斗将是欧洲同蒙古人的亚洲的最后的，但也是最可怕的一场世界战争……谁在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这对人类历史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至于何等重要，他在三年后的《关于非基督徒的故事》中有详细描述。

索洛维耶夫虽然相信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基督教的欧洲，但他还是希望“防患于未然”。所以他在1900年去世前的最后一件作品，是献给德皇威廉二世的一首题为“龙”的诗，诗中说：“骑士们的后辈！你是忠实于十字旗的。基督的火在你的剑上燃烧。你的威胁的话语是神圣的，上帝的心充满着仁爱。……但是在龙的大口的面前你懂得了，十字架和剑合而为一了。”[85]显然是希望德皇现在就担当起保卫欧洲不受蒙古人种攻击的卫士之责。

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及其以后，俄国政府曾组织过一次“黄祸”宣传运动。《新时代报》上有一个化名为“阿尔古斯”的政论家，详细地描绘了在伦敦和东京的“各种泛亚洲主义的集会”的情景，分析所谓“亚洲的觉醒和泛亚洲运动”的威胁。彼得堡的《论坛杂志》发表了《东方的危险》等文章。《新时代报》驻伦敦的特派记者韦塞里茨基（Sergej Wesseletzky）在伦敦亚洲协会宣传由于俄国的战败引发了全欧洲的危险，整个欧洲必须联合起来对付战胜国日本。该报驻柏林特派记者梅尔尼可夫（Nikolaus Melnikow）把前述索洛维耶夫的《关于非基督徒的故事》译成德文，还写了序言及相关的政论，并建议用德文翻译索洛维耶夫的全部作品。他一再引用德皇威廉二世关于“黄祸”的谈话，也介绍了索洛维耶夫写的那首题为“龙”的诗。一个名叫艾列茨（N.K.Eletz）的俄国舰长也带着同样的任务在布鲁塞尔和其他城市进行宣传活动。

19世纪90年代末担任过俄国陆军大臣，日俄战争开始时又任最高司令官的阿列克赛·库洛帕特金（Alexej Kuropatkin），在日俄战争刚结束后写了一部回忆录性质的著作《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其中涉及这个军人对俄国的政策及远东“威胁”的看法。

库氏基于欧洲应该协调一致的一贯立场，主张俄英两国“在亚洲融洽合作”，反对俄国同英国争夺阿富汗和印度。他认为俄英两国“都必须对付被征服的各民族想要打倒他们的征服者的那种自然愿望”，而且“20世纪在亚洲一定会看到基督教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一场大冲突”，所以他强调俄国“同基督教国家结成同盟来反对异教种族，对于人类的幸福是极其重要的”。他不仅主张俄英两国建立协约的亲善的关系，甚至设想“万一印度有任何大规模的起义，我们就可以站在英国这一边”。

库氏在主张与欧洲各国协调，尤其是不要损害英国在印度和阿富汗的利益的同时，坚定地认为俄国应该把力量集中在远东。他在分析了中国的面积、人口、俄中贸易，以及两国“长达六千余英里”的边界线的情形之后，对俄国“驻扎在西伯利亚的军队的数目始终非常之少”感到担忧。他为俄国占领中国的乌苏里江地区，还有俄国“不得不对朝鲜建立一种暂时的保护权”，以及“修筑一条从外贝加尔穿过满洲到达海参崴（Vladivostok）的铁路”，“取得关东（辽东）半岛的一部分（包括大连和旅顺）”，“并且把整个满洲包括到我们的势力范围以内”的措施辩护，称上述侵略行为符合“积极的路线”。在新疆方面，他建议“将肥沃的伊犁地区（这个地区象一个坚固的棱堡一样向东突出）加以并吞……因为那会使我们便于设防，并且可以作为对中国人的一种威胁”。此外，库氏还从宏大的目标上提出了对华战略，诸如“不允许中国的武装部队有任何增长，也不允许他的武装部队有任何发展”；“尽可能发展我们同中国的社会关系和商务关系”，在东北则“应当采取一切手段来取得商业上的绝对控制”；“尽可能避免在中国土地上同其他任何欧洲国家发生争执”。

与多数俄国军人不同的一点是，库氏不同意俄国进一步在中国东北拓展版图，他说吞并这里“是很不上算的”，“如果满洲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倒要好些”。库氏为何会发此“善心”？他说，夺取中国东北“将永远破坏中俄之间的和平关系”，这当然是虚情假意，而真实的担心是，如果中国东北和早先被俄国强占去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一样成为俄国的领土，其“结果将会使许多满洲人定居在我们的领土以内，定居在俄罗斯人现在还很稀少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我们的薄弱的殖民地将被黄种人的浪潮所淹没。东部西伯利亚将完全成为非俄罗斯人口……中国人这样涌入阿穆尔省地区，无疑会改进这里的农业水准，把这里的荒地改造成为花园；但在同时，西伯利亚的剩余土地将转入非俄罗斯种族之手，而每一公顷这样的土地都是应该保留给我们自己的民族的”。他预计俄国人口“到公元2000年可能会达到四亿左右，我们现在就必须开始至少为这个数目的四分之一留出土地”。尽管库氏对俄国人口增长的估计大有失误，但他对俄国的长远利益是绝对忠实的。

库氏在书中反省了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的原因，诸如“俄国国内事态的严重状况和人民（对这场战争）带有敌意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俄国事前没有“同欧洲列强达成某种谅解”，“把我们的大部分武装部队保持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后备队却在满洲作战”；俄国在西伯利亚尤其是远东地区不仅人口稀少，军力不足，而且由于没有开发当地资源，致使当地所需的粮食和大部分军需品“不得不从俄国的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运去”，而“俄国和满洲之间的铁路交通很薄弱”，没有“将西伯利亚铁路铺设双轨以及沿黑龙江岸修筑一条铁路”，“试图通过北冰洋和叶尼塞河来运输供应品的失败”等；最后是认为俄国没有充分利用欧美与俄国同为白色人种的感情，“去设法封锁世界各国对日本的金融市场……如果我们耗尽了日本的财政资源，而且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就有可能很快迫使日本寻求体面的和平”，但结果却是俄国与日本的“和议过早地达成”。

库氏认为，俄日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承认了日本是俄国在亚洲的征服者；缔结这样一种和议，不仅对我们，而且对所有在亚洲拥有属地或权益的列强，都将具有严重的后果。仅仅在不久以前才预见到行将出现的‘黄祸’，现在已经成为现实”。根据何在呢？库氏认为“虽然日本已经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但是它仍然在急促地扩充它的兵力，而中国则正在日本军官的指导下，按照日本的式样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和日本就能够把一支一百五十多万的军队开进满洲，如果这支军队是来对付我们的，那它就会继续推进，从俄国手里夺去西伯利亚的许多地方，使俄国沦为第二流国家”。显然除了日本在扩充兵力这一条属实之外，其他又是推论。

不仅如此，库氏还危言耸听地对全体欧美人加以煽惑，他说：“让日本在满洲战场上取得绝对的胜利，这一般说来是不符合欧洲的利益的。战胜的日本可能和中国联合起来，举起‘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面旗帜。清除欧美在亚洲的全部企业将是这个新兴大国的第一个目标，把欧洲人赶出亚洲将是它的最终目的。在欧洲大陆上已经没有多少发展余地，欧洲如果没有广阔的世界市场便无法生存。……这种危险正在逼近，而且是如此紧迫。”

库氏不仅是一个军人，而且具有政治家、外交家的头脑。“黄祸论”成了他得心应手的魔杖，他既要利用“来自远东的对于我们国家的威胁”煽动俄国人的“爱国主义”，号召俄国“社会所有各阶层都应该准备……奋身而起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保卫我们祖国的完整和伟大”；又利用所谓“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劝诱西方列强“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一致对付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还要利用“未来的战争”号召俄国加快发展西伯利亚的交通，并“把军队的基地尽可能移到西伯利亚”。尤其恶毒的是这样一句话：“做好准备不仅同一个国家的军队，而且同这个国家的全体爱国人民进行一次新的战争。”[86]无论这个国家是中国还是日本，总之她的“全体爱国人民”都成了俄国的敌人，把“黄祸”的“原罪”强加到了东亚人民身上。

1911年7月，在英国伦敦举行了讨论种族关系问题的第一次世界种族大会，俄国多尔帕特（Dorpat）大学法学教授雅斯琴科（A.Yastchenko）作了题为《俄国在东西方互相接近中的任务》的发言。作为学者的“理论研究”，这篇发言带有若干理性与思辨的色彩，但仍然充斥着西方的价值观和俄国的“东方使命”感，而且其焦点放在中国。

雅斯琴科首先指出，“黄祸的真正性质”是由于“中国富饶”和“世界的重心……转移到太平洋”，使得“某些西方强国要设法在那个地区取得优越地位……引起了竞争和敌视。黄祸和远东问题也许终归要成为一项真正的祸患，即成为西方列强之间为争取在远东的优越势力而进行斗争和战争的危险。那会是一项严重的危险，因为在目前情况之下，一场欧洲战争可能会导致亚利安族的大大削弱，并使之完全受团结一致的蒙古人的支配”。如果按照雅斯琴科的“黄祸”和远东问题起因论，应该责备跑到中国和远东来“进行斗争和战争”的西方列强，但这位教授却把“严重的危险”归结为蒙古人种可能会趁亚利安族的大大削弱而取得支配地位！而且他强调，“畏惧东方的情绪……便集中到中国身上。毫无疑问，中国本身自成一个世界；不同血统的几亿人民，却共同拥有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特别的传统和一种特有的脾性。中国是‘泛蒙古主义’这个重大问题的中心，是‘黄祸’的中心”。

雅斯琴科说，“黄祸的含义通常被了解为黄种人对西方各民族的直接攻击的危险”，“这种担心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谁能知道，当千百万新人进入世界商务的竞争场时，在世界各种势力的关系中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当这许多人按照军事技术的最新要求武装起来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些具有不同的文明和完全不同的生活原则的国家进入世界，对于整个文明会有什么影响呢？”但是这位教授又没有正面回答自己的问题，而是表示“必须承认，对于黄祸的畏惧是被大大地夸大了”。

雅斯琴科的理由之一是，“东方精神与其说是取决于种族因素，不如说是取决于整个一系列的条件”，“日本不论在历史方面或民族性方面——有事业心、上进、侠义和好战等特性——都从来不是一个清一色的东方国家。……日本以其迅速欧化、理解并浸透西方精神一事证明，当我们发现了白种人和黄种人互相接近的共同基础时，种族的差别将不会阻止他们向一起靠拢”。总之，他认为由于“日本已经坚决地转到西方这一边”，所以白种人不应该畏惧日本。他甚至认为，“俄日战争是一项重大的错误，虽然从历史观点来看，这次战争也许是必然的。这次战争的好影响，在俄日两国的相互了解和两国人民的相互接近方面已经表现得很明显”，所以俄国“同日本的谅解是自然的”。应该说雅斯琴科认为东方精神不是取决于种族，而是由整体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民族性格所决定的看法颇接近于科学，但他以为日本已经欧化就不会再与西方为敌的判断言之过早，1914年发生的欧洲大战和后来的太平洋战争就一再打破了之前的预言。

日本既然不是问题的所在，那么中国就成了问题的中心。不过雅斯琴科认为问题远非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

首先，中国在“军事上的祸患似乎是很大的”，但是他强调，“不能仅仅根据各国的人数来估计它们的军事力量。……胜利并不是总是在人数多的一边。在军事斗争中，最重要的是心理力量和斗争的组织方式”。雅斯琴科认为，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在他们的心理品质中，好战精神是没有根基的”，而“心理的特征，特别是好战精神，需要多少世纪才能形成，很难想象一个民族的特性能够轻易改变”。这就是承认中国人更热爱和平。还有，在军事斗争的“组织方式”上，“发挥最重要的作用的是政治上的普遍团结，财政资源和其他物质资源，对于战争的热情，统治者行动的协调一致等等。现在西方文明中的国家组织比东方的国家组织要强大得无法比拟。中国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必须按照欧洲的榜样彻底地从事改造和改革”。但是雅斯琴科乐观地说，“一个经过改革的中国就将不再与我们相异。它将同西方接近，参与国际通商，并且将被迫服从于世界均势的一般法则”。他还预见到不久的未来，“人类的国际组织将以一个政治联邦团体的形式出现。中国将被迫加入这个联盟”。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教授的上述观点具有不少合理性。

其次是“来自中国方面的经济上的祸患”，诸如“害怕中国工人移居入境”，以及“担心可能会从一个经过改革的中国那里遇到商业和工业上的竞争”等等。雅斯琴科也认为上述情形“更非不可避免”。其理由，一是“中国的人口并没有稠密到如此的地步，以致随着中国自己的工业的发展，中国的工人竟不能在本国为他们的劳动找到一个市场”，他举例说，当时“英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中国的人口密度的三倍”，但能说英国是经济上的祸患吗？二是“如果中国的工业化和资源的开发增加了生产，消费也将相应地增加。如果中国出售得更多些，那么购买的也会更多些。它的预算将会扩大。由于新经济形式发展的结果，中国将会有新的需要”。显然这位教授具备的最起码的“经济法则”常识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最后是文明与道德上的“黄祸”。雅斯琴科认为中国人特性上有“社会秩序永恒不变的思想，祖先崇拜或佛教的消极普救主义”，这与西方思想确实不同。但他指出，“这些只不过是更大的真理中的一些健全的要素。这些思想对于欧洲人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确实是一种极好的解毒剂”。他解释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思想的特征“是过分地崇拜过去，否定尘世，涅槃思想”，这种“不承认进步的权利就导致停滞、衰退、解体，最后则导致对于过去本身也加以轻视”；而西方思想“是同样过分地崇拜将来，承认世界的现状”，使“生活失去了有机进化的连贯的性质”而成为“无目的的长途跋涉”。而目前世界所需要的“是在这种相反的过程中保持一种平衡”。这就是雅斯琴科对东西方文明的特性及其各自价值的基本看法。

但是雅斯琴科仍然强调，如果认为“黄祸并不存在”，“不能看到在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以及因此在他们之间有斗争和仇视的可能性，那将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轻率”。不过他可能意识到，在他之前谈论“黄祸”及来自东方的“威胁”的观点和内容足以使他的论证成为了无新意的重复，于是别出心裁提出，“中国人民大众的粗鄙的实证主义和实际的唯物主义则是一种较大的祸患”。或许是怕别人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他又作了强调和补充说明：“有一种真正的危险是，到人类联合了起来，普遍和平的时代确立了下来的时候，中国的唯物主义精神可能会激励全世界。那时，宗教和道德的理想将不得不同人类心灵方面的粗俗鄙劣作斗争。”原来，这位教授所谓中国人的“粗鄙的实证主义和实际的唯物主义”，实际是指中国人的无神论思想、理性实用主义以及身体官感上对于物质享受的知足常乐。反过来说，在雅斯琴科的眼里，中国的人民大众都是缺乏理想情操、不高尚不文明的“渺小人物”。但这不过仍是西方“有教养的绅士”鄙视华人的老生常谈。

为了不“给予东方民族以必要的抗衡力量”，雅斯琴科强调俄国应发挥巨大的作用，首先是俄国应该“运用联盟和充分谅解的方法”，“建立一种白种人的均势，以便防止他们在互相斗争中失掉自己的力量”。其次是“建立一种白种人和黄种人的世界范围的均势”。如何建立后一种“均势”呢？雅斯琴科说，首先在认识上“千万不要从种族平等、种族友爱的理论原则轻率地推论说，目前各个种族实际上就是平等的”，意思就是应该承认种族是不平等的，是有优与劣、“伟大”与“渺小”之分的。其次，他反对“急进的和平主义者的普遍裁军原则”，强调“当出现有关保卫具有伟大价值的东西的问题时，战争是必须的和神圣的”，因此不能“急进地废除战争”，只有采用对“种族同种族的关系加以整顿，加以组织，各个种族必须作为有机的成员加入到整个人类的生命统一体中”的方法，才能“逐渐地使战争归于无用”。说到底，雅斯琴科的“均势”论，是反对人道主义、反对种族平等、反对和平主义的“均势”论，所以实质上是主张所谓“伟大种族”的优势论。

雅斯琴科接着说，“每一个伟大的欧洲种族都负有一种在世界上散布殖民地的使命。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其次是西班牙人，最后是德国人和法国人”。当然他认为俄罗斯种族最伟大。因为“俄国具有一种强烈的基督教信仰，它意识到自己拥有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它的历史活动总是以亚洲各种族同化于欧洲文化来促进文明”。原来，俄国在16世纪以后越过乌拉尔山，把版图扩展到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直至西太平洋沿岸，都是为了实现“高尚的道德理想”！建立殖民地，吞并或强占他国领土，都是为了“促进文明”！而且雅斯琴科主张俄国还要充分利用它“处于东西方之间”的这种优势，继续在“调和东西方方面获得成功。在实现宗教和科学的综合这件事上，俄国将向东方和西方都提供它们所缺少的东西”。

为了实现俄国“调和”东西方的使命，雅斯琴科向沙皇政府建议：一是“以向它的亚洲各省积极殖民和在西伯利亚修筑通入中国的道路的办法来同中国密切地接近”。二是“以最大的精力”对“东方文明进行研究”，“考察并了解东方人的心灵及其内心的理想”。三是“俄国必须传播它自己的学说。必须竭尽全力在蒙古人（种）当中推广欧洲的科学教育”。特别是以“一种信仰和热诚的行动”来“大力推进基督教传教事业”。[87]从雅斯琴科的文章中，人们看不到欧洲文明应从东方文明中汲取哪些“解毒剂”，也看不到俄国“自己的学说”是什么；能看到的只是他在“调和东西方”的幌子下，主张使用军事和政治力量加强俄国在远东的地位；在“促进文明”的口号下推广“欧洲的科学教育”和推进“基督教传教事业”。

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沙皇俄国就是在“黄祸论”和“东方使命论”的鼓噪声中，强占了中国东北、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在1882年为遏制中国和朝鲜的移民，制定了只有沙皇的臣民才能在西伯利亚购置土地的法令；1904-1905年为争夺中国东北而与日本发生战争；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又怂恿和支持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虽然在此期间，俄国有诺维科夫（N.I.Novikov）、托尔斯泰、列宁（Vladimir Lenin）等人鲜明地反对“黄祸”之说（后面有专节叙述各国的反“黄祸论”），但正义的声音却为恶声淹没，其声势远不敌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