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析哲学的起源、发展、危机与挑战
可以说，分析哲学运动至今约有百年历史，“现今是西方哲学的主导力量”[48]。
什么是分析哲学？也许不同分析哲学家有不同的回答：
在2008年推出的《什么是分析哲学？》（What is Analytic Philosophy？）一书中，格洛克（H.J.Glock）认为，分析哲学是一个松散的运动，作为历史和类的范畴，因某些影响与某种的“家族相似性”而结合在一起。他比较了各类有关分析哲学定义的利弊，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史学和哲学问题，并提出分析哲学是否可避免伦理与政治理论？分析哲学是否是中性和保守的？分析哲学是否是进步的和革命性的？等一系列问题。此外，他还探讨了产生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间鸿沟的文化影响。“我的雄心是力图用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相结合的新方式解决问题……虽然我本人是一个分析哲学家，但并不主张分析哲学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种完善的哲学。……在本书中，我的主要研究计划是为描述性而非指定性的元哲学做出贡献。”[51]
2012年，在《分析哲学简史：从罗素到罗尔斯》（A Brief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From Russell to Rawls）一书中，史瓦兹（S.P.Schwartz）将罗素视为分析哲学运动的开创者，此作第1章的标题就是“罗素与摩尔”，着重评述了罗素的数学观、数理逻辑、逻辑主义、摹状词理论、感觉材料等。此书作者还列出了28位重要的分析哲学家：
弗雷格（Gottlob Frege，1848—1925，German）
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British）
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1973—1958，British）
纽拉特（Otto Neurath，1882—1945，Austrian）
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German）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ein，1889—1951，Austrian/British）
卡尔纳普（Rudilf Carnap，1891—1970，German/American）
莱辛巴赫（Hans Reichenbach，1891—1953，German/American）
赖尔（Gibert Ryle，1900—1976，British）
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Austrian/British）
塔斯基（Alfred Taski，1902—1983，Polish/American）
亨普尔（Carl Hempel，1905—1997，German/American）
哥德尔（Kurt Godel，1906—1998，Austrian/American）
古德曼（Nelson Goodman，1906—1998，American）
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American）
斯蒂文森（Charles Leslie Stevenson，1908—1979，American）
布拉克（Max Black，1909—1988，Russian/British/American）
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1910—1989，British）
奥斯汀（John Austin，1911—1960，British）
马尔克姆（Norman Malcolm，1911—1990，American）
塞拉斯（Wilfrid Sellars，1912—1989，American）
图林（Alan Turing，1912—1954，British）
格赖斯（Herbert Paul Grice，1913—1988，British）
奇瑟姆（Roderick Chisholm，1916—1999，American）
戴维森（Donald Davidson，1917—2003，American）
安斯康比（Gertude Elizabeth Margaret Anscombe，1919—2001，British）
海尔（Richard Mervyn Hare，1919—2002，british）
斯特劳逊（Peter Frederich Strawson，1919—2006，British）
201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宾内（Michael Beaney）所编辑的《牛津分析哲学历史手册》一书，这部由41位著名学者参与编写，厚达近1200页的巨著对现代英美分析哲学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评述。此书在导言“分析哲学及其史学”的4章中，介绍了分析哲学的概念与定义，分析哲学的史学研究，分析哲学的编年，分析哲学的文献和史料等，在第一部分“分析哲学的起源”的10章中讨论了反康德主义，19世纪科学哲学的规范与结构，弗雷格与分析哲学，分析哲学学派与英国哲学，分析哲学的数学与逻辑基础，摩尔与剑桥分析学派，以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等；第二部分“分析哲学的发展”的13章中，审思了牛津实在论，早期逻辑经验主义与维也纳学派，卡尔纳普、哥德尔、塔斯基的逻辑贡献，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蒯因、克瑞普克和普特南姆的哲学，逻辑行为主义与认同论的起源，意义理论的发展，因果论的兴衰，分析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玄学），元伦理学，20世纪规范伦理学，分析美学，以及分析政治学等；第三部分“分析哲学历史中的主要论题”的12章中评述了功能问题，赖尔的思想，分析哲学中的逻辑完美语言，分析哲学中的语言转折，知觉与感觉材料，摩尔对外部世界的证明，模型论，推理论与规范性，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分析哲学中的现象学作用等。在全书39章中，罗素的思想几乎贯穿始终，其中有多处章节专门讨论了罗素对这个思潮的贡献，如第1章第1节“分析哲学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第2章第3节“罗素在分析哲学构建中的作用（Russell’s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第11章“罗素与摩尔对英国唯心论的反叛”；第12章“罗素摹状词的理论与逻辑构造论的理念（Russell’s Theory of Descriptions and the Idea of Logical Costruction”等。[52]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计划推出著名语言学家兼分析哲学史家索姆斯（Scott Soames）5卷本巨著《哲学中的分析传统》（The Analytic Tradition in Philosophy），主要揭示了从1879年现代逻辑的发明一直到20世纪末分析哲学的历史脉络，提供了目前为止对分析哲学的发展最充分最详细最有深度的评述，其中不少资料未曾公布过。索姆斯针对分析运动的各个重大的里程碑似的发展阶段，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探索。2014年已出版了其中第1卷《开创性的巨匠们》（Volume 1：The Founding Giants，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2014）。此卷有680页之厚，阐明了分析哲学开创时期的三大巨头——弗雷格、罗素和摩尔等在数学、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哲学、语言哲学等领域的划时代贡献。索姆斯解释了这三位开创者在1920年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逻辑、语言和数学三者结合，并使之成为哲学的核心部分。不过，尽管逻辑、语言和数学当今已被认作达到传统目的的有力工具，但始终并未真正地对哲学加以界定。这种状况得到转变，在第1卷的结尾，索姆斯引介了第四位开创者，即天才的大哲维特根斯坦：1922年，《逻辑哲学论》（Tractatus）的英文版问世，迎来了持续数十年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此书第1卷共有12章，其中就有6章，即约一半的篇幅，阐述了罗素及其思想，如第7章“罗素早期的逻辑、哲学和《数学原则》，第8章“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论指称’”，第9章“罗素的真理、谬误与判定”，第10章“罗素的逻辑主义”，第11章“罗素的《我们外界的指示》”，第12章“罗素的逻辑原子论哲学”等。索姆斯声称自己在第1卷中关注的七大焦点是：
1996年，在《罗素与分析哲学的起源》（Bertrand Russelland the 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一书中，一些著名哲学家和罗素研究学者，如格里芬（Nicholas Griffin）、希尔顿（Peter Hylton）、格雷林（A.C.Grayling）、凯尔密斯特（C.M.Kilmister）等，探讨了罗素与分析哲学的渊源关系，以及他对这个运动独特和持久的重要贡献，对其观点进行了详细分Ori析，并探讨了其哲学思想的变化过程。[54]
分析哲学学派在世界许多地区都盛行，但最主要在英语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罗素认为，自然语言往往误导哲学，而理想语言可以揭示真正的逻辑形式。因此，在传统的观点上，分析哲学诞生于这一语言的转向。这种理性的分析哲学被誉为一个宏大规模哲学革命，不仅是反抗英国的理想主义，而是反对整个传统哲学。
分析哲学经历了数次内部的微型革命，可将其历史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1900年到1910年。主要特征为摩尔和罗素的实在论的兴起，它以某种准柏拉图形式来替代唯心主义；这种实在论在“命题”和“意义”的用语中得到表达和维护，因此它涉及一种语言的转向。然而，这种实在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远离哲学宏大的系统或宽泛的合成，而转向提供狭义的讨论，探讨单个特定的、孤立的问题，并注重精确和细节的方法。
第二阶段约从1910年到1930年。主要特征为逻辑原子论和理想语言分析的兴起，摩尔与罗素都摒弃了那种命题实在论，但前者强调一种常识的现实哲学，而罗素则与维特根斯坦一起发展了逻辑原子论和理想语言分析。
第三阶段约从1930年到1945年。主要特点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由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开创，并由英国哲学家艾耶尔（A.J.Ayer）推广。
第四阶段约从1945年到1965年。主要特征为日常语言分析兴起，由剑桥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约翰·维斯德姆（John Wisdom）以及牛津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彼德·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和保罗·格莱斯（Paul Grice）所发起。在20世纪60年代，来自内部的批评，并没有引起分析运动放弃其语言形式。
第五阶段约从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主要特征为折中主义和多元主义，语言哲学赋予形而上学（玄学）以及哲学的各种分科以新的方式。这种后语言分析哲学不能由一套共同的哲学观点或兴趣，而可由其某种宽松的风格来界定，这就对某个狭窄的题目往往注重精确性和彻底性，而对广泛的议题却并不再挑剔非精确性或随意性。
人们对其历史发展的兴趣日益增长。也有人尖锐地抨击分析哲学正走向“消亡”，或面临严重“危机”，抑或“患了严重的疾病”[56]。这种危机感不仅在批评家的嘴里，一些分析哲学的领军人物也有同感。冯·莱特（Von Wright）注意到在进入哲学构建的革命性运动中，分析哲学变得如此多样，以致似乎丢失了本来的面目。[57]还有其他学者认为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分界已经过时。[58]丧失认同仅是一种一般的担忧，而丧失活力则更为严重。普特南姆（Putnam）曾反复号召要为分析哲学“注入新的生命力”[59]。辛提卡（Hintikka）呼吁“分析哲学的幸存依赖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工作所提供的可能构造”[60]。甚至作为最坚定和最不妥协的谢勒（J.Searle），也承认“在革命性的少数观念转变为普遍认可的观念之后，分析哲学逐渐丧失了活力”[61]。一些对分析哲学多少抱有怀疑态度的人竟提出，应以“后分析哲学”取代之。[62]这样一些“胜利与失利相结合”的状况，提供了一种机缘，即从新的角度来审思分析哲学的本质。
本来，整个哲学各个领域都出现严重的危机与挑战。以比较哲学为例，有美国学者阐述道：比较哲学独特的方式也会造成独特的困境和挑战，但这并非是一个特定传统哲学的特征。这些应当避免的困难包括描述性的沙文主义（在自我想象中杜撰一个传统），规范性的怀疑（仅仅讲述或描绘不同的哲学家和传统观点，忽略有关其充分性的所有判断），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无法找到作为比较基础上传统之间的共同点），以及永恒主义（perennialism，未能认识到哲学传统的演变，即其在单一或静态下不是永久的）。此外，由于比较哲学涉及一种在哲学学术中不占主导地位的方式，因而它为行业的主流所忽视。[63]有学者分析说：其一，有人强调不可通约性。如果比较哲学是不可比较或不可翻译，那它就不能成功。然而，大多数人认为概念、语言、传统之间的差异不能做比较是不可能的。理论的原因（例如，唐纳德·戴维森的论证）和实践的例证（看似成功的比较哲学）提供了证据，因此，这一挑战是可以克服的。其二，有人主张哲学是简单的一件事，因而没有“比较”的空间。当哲学的界定非常狭隘时，可能对比较哲学的各种发展没有足够的空间。但极少人认为，哲学是一个狭窄的视野。其三，有人担忧不同的哲学传统缺乏足够的共同关切点。许多人认为，我们事实上已经发现在我们交叉传统的工作中有共同关心的领域，并且怀疑任何先验的论证，即否认我们能够做到这些。应指出“共同关注”并不需要寻求概念或问题所认同的公式，而各种具体的实例加强了这一想法。其四，比较哲学教学和研究缺乏足够制度性的支持，学生难以获得所需的培训。[64]还有学者尖锐指出：“有些哲学家试图用不可通约性来避免困境。然而这种做法将各种文化变成‘孤岛’，并将日常生活归结为市场行为：人们仅互相购买货物，而非理念。”[65]
有中国学者尖锐地评估：较之比较文学、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化学等等而言，“比较哲学”这个名目，无论在学理建构上、还是在学科建制上，都还属于所谓“空白”。但这不等于说这么些年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比较哲学。实际上，自西学东渐以来，我们一直就在进行着比较哲学研究，尤其中西比较哲学的研究，只不过我们名之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而已。但唯其不自觉，或惟其具有一种不恰当的自觉，“其间问题多多，不可不辩”[66]。以本书著者的看法，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哲学本身是否灭亡？中国有无哲学？参与的双方有无可比性？有无哲学比较的统一标准？什么是哲学的合法性？
在黑格尔（G． Hegel）看来，“中国哲学”不能称作“真正的哲学”，甚至不能称作“思想”[67]对德里达（J． Derrida）而言，中国拥有“思想”而没有“哲学”，这是由于“哲学本质上不是一般的思想，哲学与一种有限的历史相联，与一种语言、一种古希腊的发明相联，……它是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在西欧文化之外存在着同样具有尊严的各种思想与知识，但将它们叫做哲学是不合理的”[68]在与他人合著的《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一书中，当今世界上最知名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宣称哲学死了。对他来说，原本属哲学疆域的东西现转为科学的任务。哲学死了，因为它没有跟上现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发展。在对知识的追求中，科学家们已经成为火炬手。哲学真的死了么？对于这个问题，哲学家们分为三派：即乐观者，悲观者和折中主义者。如果依照悲观者的看法，既然哲学本身都死了，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东西方哲学比较了。
20世纪以来，分析和科学哲学以技术性、数理性、逻辑性及语言概念游戏性为哲思特征。休谟曾这样宣称过，那些既不能经观察所证实，又不能为数学所计算的东西都是“臆说”；而所谓本体和上帝的那些传统哲学就是这样的臆说。人们都知秦始皇焚书，却不知英国18世纪大哲休谟（David Hume，1711—1776）也主张焚书。不过，他的出发点并非为思想统治，而是为其鼓吹经验主义学术门户之见。休谟劝世人：如果走进图书馆，看见有许多藏书，只有两类书可保留：一类是那些记录用观察（observation）、感觉和经验才可验证的知识的书，例如对于眼前这盘沙拉，我们可用视觉感知其中蔬菜水果和其他配料的颜色和形状，用嗅觉闻到它们不同的香味，用味觉尝到它们不同的口味，用听觉辨出咀嚼它们时发出的不同声响，用触觉摸出它们不同的质感和硬度。总之，从五官的感觉，人们加以归纳和抽象可得到有关沙拉的知识，即可验证的知识。另一类是用数学或逻辑计算（calculation）推衍出的知识，例如，3+2=5，这种知识也是可靠的。除此以外，其他的书，如关于上帝和宗教、关于物质还是精神等所谓最终本体的书，既不能用经验来验证，又不能用数理或逻辑来计算和推演的“知识”，通常是胡说八道的“形而上学”，故应统统烧掉。休谟把洛克和贝克莱的经验主义哲学发展到了它的逻辑终局。自从他著书以来，可以说，反驳他一向是形而上学家（指玄学），即传统欧洲大陆学派中间的一种时兴消遣，而鼓吹他也一向是反形而上学家，即分析哲学家中间的一种清谈风气。作为其主要哲学著作，休谟早年的《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没有受到世人的关注。就连受到他深刻影响的康德，似乎也没听说过这部著作。如同休谟自己说的，这本书从印刷机生下来就是一个死胎，而他是一个乐天派，很快就从这个打击下振作起来，而改为散文的写作，并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1744年，休谟企图在爱丁堡大学得到一个教授职位未成；在这方面既然失败，他先做了某个狂人的家庭教师，后来当上一位将军的秘书。在生活有了某种保证后，再度向哲学进军。他浓缩了《人性论》一书，将其间精华部分以及大部分结论的根据删除，以《人类理智研究》（Inquiry into Human Understanding）为新书名出版。结果，此书反而比《人性论》成功得多，从而成为把康德从独断的睡梦中唤醒过来的动力。休谟似乎给人类的知识指点了迷津，把人们从盲从中解救出来，但又把他们引进一条狭窄的穴道。
正如前面所说的，传统经验论发展到休谟是一个顶点，而传统唯理论发展到莱布尼茨（G.W.Leipniz）也是一个顶点。但在此之后，便难于应付自然科学对于哲学认识论的挑战。自然科学的发展初期必然从经验开始，但到了20世纪初，由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科学已不满足于经验的描述，借助公设、定理比仅局限于经验更为有益，因此，它更多地运用了复杂的逻辑思想和想象力。在这种情况下，唯理论必然兴起，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单靠经验是根本概括不出来的。实证论从根本上说是英国经验主义者由贝克莱（G.Berkeley）和休谟发端的。休谟肯定数学的必然真理，不公开鼓吹上帝，也不公开否认客观外界的存在，而采取了不可知论。追随休谟，而走向极端经验论的人，一定认为“东方哲学”既不可观察又不可计算，显然是一种臆说，也无法与经验主义的西方哲学相比较。同样那些追随极端唯理论的人，也会觉得“东方哲学”浸透着神秘主义或辩证诡辩，当然也与唯理论的西方哲学无法比较。前面提过，经验主义与形式主义是分析哲学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中任何一个走向极端，都会带来深刻的危机和挑战，就会迫使分析哲学改变方式。例如分析哲学的某些最新代表开始反对把哲学仅限于语言等。对一些极端的分析哲学家来说，别说是“东方哲学”，即使传统的欧洲哲学都不算哲学。从这个狭隘的角度看，既然东方哲学并非哲学，当然也根本谈不上所谓东西方比较哲学了。
一些哲学界，尤其是分析哲学界的人士认为，东西方哲学之间没有“可比性”，它们根本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或精神文明的存在形式；东西方哲学各自的文本与话语系统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不可通约性”和“不可翻译性”是进行比较的最大障碍。从另一角度上看，哲学的一般性、普遍性与抽象性与现实各种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个别性与具象性相脱节，易使东西方陷入徒劳；此外，哲学是智慧化、玄学化、主体化、群体认同化，还是知识化、科学化、客体化、个体认同化，都会陷入极大的困境。有印度学者指出：“自从1923年马森奥塞尔（P.Masson-Oursel）《比较哲学》一书问世后，学者们对比较哲学的任务与方法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发现比较哲学中的不少原则与方法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和没有成果的。”[69]在《激进的儒家》（Radical Confucianism）一书中，美国学者罗斯蒙特再一次向比较哲学提出了挑战，在他看来，这种挑战可成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相对推力”。这种推力引起的挑战构成了两种主张：文化的依赖性与各种文化之间的不可逾越性。“之所以造成后者的那种障碍是由于非正统不可通约的概念方案，各种文化通过这个方案来观察世界。这种观念对很多哲学家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70]
哲学界有着不少偏见，故在某种层面带来研究的难度。如最近有西方学者仍声称：“的确，古希腊与古印度的思想传统是比较哲学的最基本点。这两大文明的先人们首先将哲学界定为人文的特征。”[71]本书著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它仅强调最终而绝对的双边或两极关系对比，将中华文明的思想传统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