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哲学方法论：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
方法论（methodology）曾是传统西方哲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可以成为第一个系统阐述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家，他的《工具论》和《形而上学》等著述是有关方法论的经典之作，而他创立的整个逻辑体系更是开了西方思维方式的先河。古代印度与古代中国也为方法论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真正意义上的方法论是在文艺复兴后，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商业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培根的《新工具论》、笛卡尔的《论方法》等经典著述，以及洛克、休谟、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穆勒等大哲孜孜不倦的探索，都为方法论长足和全方位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方法论，也可称方法学，现在已分离出来而成为一个独立研究的分支，但它涉及了人类所有知识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等。任何一种研究都必须在方法论指导下应用一定的方法，否则根本无法展开与进行。
方法论“是对在某一研究领域所用方法加以系统化的理论分析，或对与某一知识分支有关的方法和原则的整体加以理论的分析。在通常情况下，它所包括的概念有范式，理论模式，阶段以及定量或定性的技术等”[26]。也可将方法论简化为“对方法的研究与描述”[27]。方法论这一术语“经常以不同甚至是矛盾的方式得到应用”[28]。尽管存在分歧，“但仍有可能将方法视为知识创立的科学方式与非科学探索之间的分界标准”[29]。按照这种观点，有学者将方法界定为“创造知识的指导原则”[30]。这些原则应与潜在的认识论假设相一致，而且应该适应问题的其他考察；“通过依赖在认识论的位置，该方法提供了理论和数据之间的联系，但他们仍然是不同的理论和独立的数据。”[31]总之，方法论就是对各种具体、个别、特定的方法进行考察、分析、比较、批判、判定以及整合。
在本书著者看来，所谓元方法论是一个理论系统，其宗旨在于考察和检验各种具有特定目的的方法论，并分清方法与方法论之间的不同。它有以下几点特征：一、阐明某一方法论的目的、任务、含义、结构、功能以及标准等；二、揭示这一方法论的独特性、有效性、可行性、可操作性以及可成功性，并同时指出其局限性、不完善性等；三、预设、察验、修订、促进和完善这一方法论实施的过程和步骤。我们还可以发现方法、方法论、元方法论以及元元方法论之间不同层阶的关系：一、某一方法作为第一层阶直接处理和解决具体问题；二、某一方法论作为第二层阶选择和判定某一方法的适用性、正当性、有效性；三、某一元方法论作为第三层阶选择和判定某一方法论；四、某一元元方法论作为第四层阶选择和判定某一元方法论。
罗素的分析方法论是对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批判、摈弃、吸取和创新的结果。其中，虽作为英国经验主义对立面的笛卡尔思想也是罗素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源泉之一。
在一定意义上，笛卡尔之所以成为近现代哲学之父，最根本就在于他的方法论。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上评价：
以哲学为例，在西方人看来，“哲学”与古希腊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的思想影响以及欧洲文化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在启蒙运动后，如受到笛卡尔、培根、洛克、休谟、康德的思想影响而得到加强。虽作为英国经验主义继承人，罗素本人也曾受到笛卡尔的影响。他15岁的时候曾产生过与笛卡尔主义者十分相似的想法。一定意义上，罗素经常以笛卡尔等为参照，在比较中，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例如，他批判笛卡尔派的学者拒斥心与物之间的任何相互作用，从而增大了心物区别的绝对性。罗素追求确定的真理性知识，这从其早期对逻辑与数学的探讨以及后期对休谟有关归纳的怀疑论的考察就可以看出。如同笛卡尔，罗素先在数学中发现确定知识的范例，但证明它则从公理出发，而这点会受到质疑，于是，他便转向了逻辑。在人类的认识史上，笛卡尔式的积极的怀疑精神始终是一种强大的动力，它促使人们一方面不断地修订、改善和深化已有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不断探索、追求和掌握尚未获得的知识。罗素正是以一种比较积极的怀疑精神为动力，在科学的旗帜下，采取了分析的方法，并走上了反神秘主义和反形而上学的道路。罗素一生始终坚持怀疑的方法，并把它作为逻辑分析的工具，换句话说，他的分析方法就是为了一点儿一点儿地消除怀疑，拨开神秘主义的谜团，打破形而上学的体系，像笛卡尔那样要求“清楚明白”，直到每一个细节确定为止。罗素在《人类知识》一书中，称自己与笛卡尔、莱布尼兹、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著作一样，都是为非专业的普通读者而作的。有趣的是，1950年底，罗素来到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当时那里正值严冬，他竟然联想起，300多年前，笛卡尔应克里斯蒂娜女王之邀来到斯堪德那维亚，竟因寒冷而死。
为什么罗素这样的大哲会受到笛卡尔思想的影响？一是强调怀疑精神，决不盲从任何权威；二是坚信数学与逻辑的确定性。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是公认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创制了“怀疑论”方法，掀起了“唯理论”思潮，并首次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笛卡尔的方法论尤其对科学与哲学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是一个决定性的推动。笛卡尔曾站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前巨人的肩膀上，但也让更多的大哲站在他巨大的肩膀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笛卡尔不仅是一代宗师，而且是跨越几代的人类宗师。
笛卡尔对另一位唯理论大哲斯宾诺莎（Benedictus de Spinoza，1632—1677）产生过决定性影响，为此后者专门撰写了生前唯一用真名出版的著作《笛卡尔哲学原理》；同斯宾诺莎一样，唯理论巨擘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也是凭借检验笛卡尔哲学构建了自己的体系；而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一代经验论大哲的分析中都有着笛卡尔主义的启迪。康德对认识论的“哥白尼式革命”也由笛卡尔所驱动；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明确指出：“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的开创者”，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基础的英雄”[33]。20世纪现象学运动的创始人胡塞尔（E.Edmund Husserl，1859—1938）也受到笛卡尔的重大影响，他曾出版过专著《笛卡尔的沉思》（Méditations cartésiennes）。在本书引论中，胡塞尔承认，笛卡尔的《沉思录》“完全直接影响了已形成的现象学向先验哲学的一种新形式的转变”，而几乎将自己的现象学贴上“新笛卡尔主义”的标签；尽管胡塞尔现象学的企图之一是消除笛卡尔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存在论。胡塞尔赞扬并评价道：“具有令人惊异的深刻性的笛卡尔的基本思考，已经接近现象学，然后它又出现在洛克学派的心理主义中。休谟几乎踏上了它的领域，但失之盲目。”[34]把现象学和笛卡尔传统联系起来的法国当代哲学家米谢尔·亨利（Michel Henry，1922—2002）提出：在笛卡尔的我思构成了现象学的诞生行为的条件下，现象学研究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唯一的可能。“我要提倡一种对笛卡尔的‘我思’的现象学阅读”，他认为“对‘我思’的现象学研究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唯一的可能。现象学应该确定唯一能够进入‘我思’中被思考和应该被思考的内容的途径”[35]。
著名哲学家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认为：笛卡尔在哲学史上的意义无法估价，其思想对几个世纪的人类历史有着深刻影响。[36]法国当代著名笛卡尔和现象学专家马里翁（Jean-Luc Marion，1946—）谈到自己哲学演变的心路历程：“开始，我只是研究笛卡尔本人——也就是确定形而上学理性的现代转折的基础和限制（《笛卡尔的灰色本体论》1975），后来的《笛卡尔的白色神学》（1981），试图重建笛卡尔和上帝类似的造物主的中世纪理论的批判，以保证对象科学的最终基础。由于注意到笛卡尔思想的‘模糊性’，我不得不对是否面对笛卡尔工程的形而上学——因为这不是自然而然的——的同一性问题做出选择（《笛卡儿形而上学多棱镜》，1986）。我把笛卡尔形而上学的特别概念和海德格尔所谓的形而上学的本体神学的构建作比较，我在笛卡尔那里辨认出不仅仅是两种并不错迭的本体神学（思维的和原因的神学），而同样辨认出形而上学的内在和外在的各种限制比较，这种形而上学以慈悲的动机回归帕斯卡尔的第三种范畴。由此，我不能避免两种探索。第一：人们是否能够以形而上学的风格进行哲学思考？胡塞尔确立的现象学的新开始能够允许吗？第二：现象学的事业是否真的依靠自我？这个自我，是否在笛卡尔意义上理解？尽管胡塞尔、海德格尔对他有批评，对他的主体性有批评。这就是把我从笛卡尔引向现象学的路线。而当今世界的两个主要哲学潮流——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其实是分享着共同的始源，尽管后来发生了各种对立，一种出自新康德主义土壤，无疑围绕着布伦塔诺及其遗产的始源。”[37]
法国著名解释学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1913—）认为，胡塞尔的《笛卡尔的沉思》的首要意图就是在哲学史中置入现象学的先验动机。如果说，在笛卡尔之后，还有一种宣称结束思想的各种变化并且重新开始哲学的历史，那是因为笛卡尔并不足够彻底，或没有足够忠实于他的彻底性。因此，如果哲学把其使命进行到底，那就会超越自己的历史，并实现自己的“永恒意义”。《笛卡尔沉思》设定了这个观念：在哲学史趋向通过真正开始意义上的进步消除其自己历史的限度内，哲学史才具有意义。胡塞尔在彻底开始的观念中探索，走得比笛卡尔更远。“我思”应该彻底化。胡塞尔的笛卡尔不是吉尔松的，也不是拉波特和阿尔基耶的，而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阅读的笛卡尔：胡塞尔认为笛卡尔的伟大在于：他在普遍科学的体系中，创立了一种同时是科学和所有科学基础的哲学计划。合法的我思，是先验的主体，也就是先验的“自我”。[38]正如人们所说的，我们仍然在讨论笛卡尔讨论过的问题，由这位先哲在《沉思录》中的观点引发，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曾在我思（Cogito）与疯癫（Madness）等问题上进行了繁杂的缠斗，后果是不仅中断了他们的友谊，还引起了两者长达15年的不和，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的论争。
本书著者同意我国著名法国哲学专家杜小真的看法：笛卡尔是法国当代哲学的真正源头。无论什么地方来的外来哲学，都会打上笛卡尔传统的印记。现象学是从认识主体回归自身起步的。因此应该在笛卡尔那里认出它的一位奠基之父。笛卡尔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或者说笛卡尔最伟大的创新，不是提出全新的“主体”问题，而是西方哲学史上始终没有解决的或始终在争论的个别和普遍的关系问题。普遍，到底有没有独立的存在性？他要找到一个可靠的起点。找到一个绝对不会错的起点，然后用数学的方法去推演，就出不了错。那就是要靠怀疑一切，排除掉一切可以怀疑的东西。但有一个东西是不能怀疑的，那就是“我怀疑”，就是蕴涵在“怀疑”中的“我思”，这类似巴门尼德的思路。这样就把“我思”推向“我在”，这里的“我”就作为一个实体的我肯定存在，似乎就成了个体和普遍的结合体（这个我表面看来是个个体，但又是一个纯思想的“我”，这个纯思想的东西应该说是代表普遍性的，并不限于一个当下的“我”）。所以，笛卡尔的“我”结合了个别与一般。把这个重要的问题推进一步，使他成为近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39]
笛卡尔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氛围中长大，但却成为它的掘墓人。虽然笛卡尔最终背叛并颠覆了经院哲学的传统，但他是在这个传统下长大的，他的思想受到经院哲学很大的影响；而这一点常常被人所忽视，甚至有人认为笛卡尔对传统哲学不甚了解，而且说正是因为这种无知笛卡尔才可能做出革命性的突破；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如果不了解经院哲学的背景，我们很难充分理解笛卡尔的哲学体系；笛卡尔是现代哲学的创始人，是经院哲学的终结者，但现代哲学是在经院哲学的土壤上长出来的；笛卡尔的哲学是承前启后的，因此如果完全脱离经院哲学来了解笛卡尔的哲学，我们不可能得到完整的理解。笛卡尔在很多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包括数学、物理、生理学以及哲学。他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祖。笛卡尔的成就是革命性的。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在笛卡尔所构建的框架里探索研究，甚至反对派在抨击笛卡尔的思想时，依然挣脱不出笛卡尔的框架。这些框架中的最重要之一就是掌控“思与在”或“心与身”关系的框架——即所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思考问题的初始点。笛卡尔的思想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也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包括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笛卡尔的这些贡献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笛卡尔是一个革命性的人物，他给欧洲思想界带来根本性的改变。谦虚的牛顿后来说他之所以能够做出一些发现（例如万有引力理论），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毫无疑问，笛卡尔就是那些巨人中的一员。[40]
笛卡尔生于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英年早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他54岁的一生丰富多彩。8岁的时候就被送到法国最好的天主教会学校拉夫赖士（La Fleche）学习，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但对所学的科目没有什么兴趣。1616年从普瓦捷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20岁的笛卡尔开始游历欧洲，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他曾在荷兰、巴伐利亚和匈牙利的三国军队中短期服役，不过并未亲历任何实战。直到22岁遇到一个喜好科学的荷兰医生毕克曼，笛卡尔才重新拾起了对数学的爱好。1619年11月10日，夜，一系列神奇的梦给23岁的笛卡尔指明了方向。由于担心自己的思想会受到教会的制裁，笛卡尔的写作和出版都很小心，而他也长期居住在荷兰。53岁的时候，笛卡尔应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邀请到Stockholm去做她的老师。但是不喜欢早起的笛卡尔却不得不在早晨5点钟起床给女王上课。加上瑞典严寒的冬天，笛卡尔在这块“狗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很快染病不起，并于来年2月故去。世人，包括学术界对这位一代宗师的逝世置若罔闻，只有某报发了一篇负面报道，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有一疯子在瑞典死了，他以为人都可随意活着。”与他生前的坎坷一样，死后的笛卡尔的遗骸也几经周折，从冷落到荣耀。骇人听闻的是，在移灵时，法国大使切下笛卡尔右手的大拇指留为纪念，接着因铜棺过小，便将头与身割开分别运送，结果头颅遭一军官盗走，被当成收藏品多次转让，直到一个半世纪后才寻回。最后笛卡尔总算厚葬在柏雷斯的圣日曼（Saint-Germain-des-prè）教堂中，墓志铭上写着：“笛卡尔——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为人类力争与确保理性权利的第一人”。
怀疑论者又是二元论者的笛卡尔自认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却不为教会权威认可。即便在一些最宽容的新教国家如荷兰等，笛卡尔也被指控为无神论者。这是他方法论的一个必然后果，其内里所藏的锋芒是掩盖不住的，尽管创造者本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笛卡尔去世13年后，梵蒂冈将笛卡尔的全部著作列为禁书；又过了8年，路易十四下令在法国学校中禁止讲授笛卡尔的学说。一直到1740年，当局为了对当时流行的牛顿世界体系需求替代物而解除了禁令。从未结婚的笛卡尔与一位叫海伦（helene）的女仆生了一个女儿，起名为法兰西妮（Francine），有纪念自己祖国的意思。然而这唯一的女儿却在5岁时早夭，这是笛卡尔终生最大的悲痛。[41]人们对笛卡尔有着不少传奇虚构，其中提到他曾制造一位也叫法兰西妮的女机器人一同漫游世界。麦克尔·哈特将笛卡尔列为历史上影响最大的100人中的第49位。
笛卡尔的学术生涯可分为科学阶段与哲学阶段。在科学阶段，他写了论述物理学的《宇宙论》（The World）和检验生理学的《人类论》（The Human），并从物理学与生理学而科学地走向心理学。在哲学阶段，他从彻底的怀疑出发，而试图建立确定无疑的知识。传统的经典虽然有着权威的支持，但是权威并不能保证其正确无误。在《沉思录》中，经过一系列的大胆怀疑，笛卡尔最终发现了一个清楚自明无可怀疑的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从而突出了“我”的主体性地位，标志着近代哲学的真正开端。在此基础上，笛卡尔构建了他的整个哲学体系。除了该哲学系统有其独到的价值之外（笛卡尔的哲学至今仍被广泛研究），笛卡尔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他理论构建的怀疑方法（这个开启了哲学史上认识论的转向），和由此带来的主客体对立的思维框架（这是现代哲学的一个标志）。笛卡尔的主要哲学著作有：《论世界》（Le Monde，1633）、《论人类》（Traite de I’homme，1633）、《方法谈》（Discours de la Methode，1637）、《形而上学的沉思》（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or Méditations métaphysiques，1841）和《哲学原理》（Les Principes de la philosophie，1644）等。正如罗素在自己后期成熟著作《人类知识》序言中所感叹的：“以下的篇幅并非仅为或主要为职业哲学家而写的，也是为那些更多数的广大读者；这些人对哲学问题感兴趣，而又不愿或不能付出较多时间来探索它们。笛卡尔、莱布尼兹、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著作都是为这类读者而作的；我认为很不幸在以往大约160年的时期里，哲学已被视为几乎与数学同样的东西。”笛卡尔本人在《形而上学的沉思》所附录的信中，曾打算将它作为大学教科书。
笛卡尔哲学受到左右两方面的继承：左的如拉美特里（La mettrie，1709—1751）、狄德罗（Diderot，1713—1784）、爱尔维修（Helvetius，1715—1771）等，右的如马勒布朗士（Malebranche，1638—1715）等；它也受到左右两面的批判，左的如同代人如伽桑狄（Pieere Gassendi，1592—1655）[42]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等，右的如经院哲学家和教会权威等。除影响了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之外，笛卡尔还深刻影响了洛克、康德、胡塞尔等大哲，但也受到康德等以及后代人如罗素、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福柯等的强烈抨击。对笛卡尔的批判内容包括其体系与方法之间的矛盾，如折中论、先验论、天赋观念、形而上学、循环推论、谬误推论、二元虚构、主体不证自明等。不过，笛卡尔本人对各种批评相当开明。例如在《形而上学的沉思》完稿后，他将抄本分送给卡特罗斯（Caterus）、霍布斯、伽桑狄、阿诺尔德（Arnauld）、莫森尼（Mersenne）等征求意见，并对收到的六组驳难逐一答辩，而后作为附录收入书中。罗素曾批评说：“灵魂与肉体的区别最初是形而上学的深奥精妙之处，后来逐渐成了公认常识的一部分，直到当今仅有极少几个玄学家仍敢于质疑这种区别。笛卡尔派的学者拒斥心与物之间的任何相互作用，从而增大了心物区别的绝对性。”[43]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针对“我思故我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笛卡尔将之作为哲学基石不证自明的命题从根本上是不清楚的，因为它未对“我”这个思维体的存在方式或“我在”的存在意义加以检验，而未能深入思考人之思如何思以及人之在如何在，“笛卡尔发现了‘Cogito sum’（我思故我在），就认为已为哲学找到了一个新的可靠的基地。但是他在这个‘激进’的开端处没有规定清楚的就是这个能思之物的存在方式，说得更确切些，就是‘我在’的存在的意义”[44]。而另一个存在主义大师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驳斥了笛卡尔心物二元论主次关系，则将“我思故我在（cogito ero sum）”换位成了“我在故我思（sum ergo cogito）”，对他来说，这是事物本身的自然秩序。
当代语言或分析哲学家几乎都反对将心、思和内在尊为第一位的笛卡尔式心理主义倾向。在《心的概念》一书中，语言哲学大师赖尔（G.Ryle，1900—1976）批评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是一种“类的错误”，心只能存在于具体行为之中；否则心是什么就无法加以观察和测量。分析哲学一代宗师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抨击了笛卡尔的一个误导，这就是相信那种并不存在着的内在客体和心理历程。维特根斯坦企图通过语言方式来解决不甚注意语言功用的那种笛卡尔式“心—身”或“思—在”二元论。按照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语法命题与事实命题的二分法，“我思故我在”是一个语法命题，而非一个事实命题；“我思”是一种纯心灵的活动，“我在”则是一种思维状态，因此“我思维故我在思维”是有意义的命题；然而笛卡尔将“我在”视之为一个“实体存在”或“思维之外的客观存在”，这样一来，“我思故我在”就变为“我思维故我是实体存在”。本来，人们无法从语法命题推导出事实命题，也就是无法从“我思”推导出实体的“我在”；笛卡尔的“我思”与“我在”无法构成推导性的逻辑关联。从维特根斯坦“私人语言”与“公共语言”的二分法以及前者可能引起的谬误和困境，如私人感觉的不可接近性，私人语言规则的不可遵守性以及私人语言在游戏中的不可表达性，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拒斥笛卡尔式二元论以及反直指和反对象—指称模式。
当前在西方学术界比较普遍地认为，对于笛卡尔的心灵论来说，他的二元论方式所引起的困惑远多于他所能解决的，尤其他有关人类心灵特性及其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所产生的难题始终无法得到解决。长期以来，人们甚至为笛卡尔是否是一个怀疑论者而争论不休，本书著者同意孙卫民教授的观点：笛卡尔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确定的知识体系，因此怀疑论的结论是他无法接受的。最终笛卡尔要确认我的心灵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以及数学知识和正常情况下感性知识的可靠，因此怀疑论在他的哲学里没有位置。笛卡尔只是用怀疑的方法来颠覆旧的知识大厦，而且用怀疑来作新的知识的检验标准。“事实上，在其一生之中，笛卡尔可能从来没有陷入到怀疑论的深渊里去。”[45]
当代大多数文化和社会的研究是基于实证主义（positivistic）的传统。通过这个途径，人们可寻找模型，理论以及具有相当程度外部有效性的法律式原则。因此，跨文化研究的典型方法是作为技术的探索，其特征表现为概念化、操作化、设计研究、构思假设，建造工具，收集数据以及建构理论。[46]哲学研究形式与内容上应不断地革新，所谓研究的形式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我们也可以从元方法论（Meta-methodology）的角度来加以衡定。“元方法论”可称为方法论的方法论，即以方法论作为审思对象，“简言之，理论是关于世界的，方法论是关于理论的，而元方法论是关于方法论的”[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