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伦理规范的发展简史

学术研究伦理受到重视，一方面来自人权与妇女等运动对于人性价值的反思，另一方面是为防止违反伦理、恶名昭彰的研究案例再度出现。最常听到的研究伦理历史的版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纳粹医学实验的惊吓，是故于1947年订定了《纽伦堡公约》（Nuremberg Code）。随后1964年通过了世界医学学会（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的《赫尔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成为生物学术伦理的基石，再逐步影响其他的学术领域（Israel & Hay, 2006）。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生物医学实验，建立在信任（trust）上，而非知情同意书。《纽伦堡公约》的出台，一方面是基于对纳粹实验（如低氧、低温、化学战剂等实验）的质疑与反思，另一方面是怕公众失去对于医学等科学学术的公共信任。此准则强调有下决定能力的人之自愿参与以及知情同意、进行有利的风险利益分析，以及参与者有随时退出实验而不受惩罚的权利。此公约共有十条，包括自愿参与、对社会有益、预期的结果能正当化此实验、避免不必要伤害、风险不能高过要解决的问题、参与者可中止等。《赫尔辛基宣言》大致沿袭自《纽伦堡公约》，但删除必须当事人知情同意，改成可以由监护人代理；删除只有受试者中止实验，增加由实验者在必要情形下中止实验。此外，也强调对于受试者利益的关怀应该要高于一般社会利益，而每位受试者应该要获得目前已知的最好的治疗。

违反研究伦理的学术研究迭有所闻，不只是生物医学如此，社会科学领域也有。其中的塔斯克吉梅毒研究（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就让美国医界蒙羞，也促成《贝蒙报告》（Belmont Report）的发表。1932年美国的公共卫生服务部门（Public Health Service）与Tuskegee Institute以体检、免费食物和丧葬保险利诱贫穷的黑人佃农参与梅毒病程的研究，谎称要治疗他们的“坏血”疾病，其实没有给予任何治疗，以便观察梅毒（在不受治疗的情形下）在人体内的发展演化过程。1972年因《纽约时报》记者揭发此丑闻，实验才于来年中止，总计实验期前后长达四十年（1940年代医界已经可以使用抗生素有效控制梅毒病情）。399名梅毒患者中，有28名直接因梅毒死亡，至少100名死于梅毒并发症，另有40名病患配偶感染梅毒，19名新生儿在出生时感染梅毒。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八名幸存者与其家属致歉时说：“美国政府对你们的处置是可耻的，我感到抱歉。”（陈恒安，2002: 69）

1979年由美国卫生教育福利部所发表的《贝蒙报告》（http://www.hhs.gov/ohrp/humansubjects/guidance/belmont.htm），认为《纽伦堡公约》不足以应付复杂的研究情境，条文有时相互冲突，有时难以解读与应用。此新准则设立了三项原则：尊重研究参与者（respect for persons）、善行（beneficence）、正义（justice）。此三原则形成西方学术界后来订定准则的基础。尊重意指将个人当成具有决定能力的主体，对于失能的人，则要加以保护；强调在充分信息下，参与者的自愿。善行则超出传统慈善（charity or kindness）的概念，而是强调行善的责任，让伤害降到最低，让获益最大，以增加人类的福祉（例如，可能对参与研究的儿童无益，但是对以后的儿童有益）。正义则强调利益和付出的分配要达到公平。

国际医学组织委员会（CIOMS）与世界卫生组织所制定的《人体生物医学研究之国际伦理准则建议》将《赫尔辛基宣言》应用到发展中国家，特别考虑不同国家的社经、文化、宗教、法令、官僚等特殊性与差异。在承认考虑不同文化价值下，要给依赖者与弱势者（dependent and vulnerable）更多的自主性与保护。而在执行跨国研究时要将资源较少的国家视为合伙。这些准则仍然建基在尊重、善行与正义三个原则上，但是特别关注发展较低国家及其居民的公平正义。强调研究不要加深不正义，不能因为参与者没有能力而占其便宜，更不能钻其他国家（不同）法令之漏洞。

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领域也在这样的政治与社会氛围下，订定该学科的伦理守则（包括针对研究、教学与实务）。兹以美国心理学界为例，说明此项伦理守则的发展过程。心理学专业对于伦理规定的关心可以追溯到1938年，当时认为应该成立伦理委员会处理违反伦理的心理学研究个案，但是订定正式的规定则还不够成熟。受到纽伦堡大审判以及违反伦理研究的投诉案件的影响，1947年学界开始撰写书面的伦理守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学家也参与到战争事务中，例如征兵的心理测验以及战争情境压力的实验。战后这些测验持续进行，心理学家呼吁订定伦理守则来处理研究所涉及的隐私、保密以及研究结果的误用。美国心理学会于是对会员展开调查，根据对上千案例的分析，终于在1953年完成伦理守则（Ethical Standards of Psychologists）的审查与修订工作。此守则主要处理四个伦理议题：伤害、欺骗、保密和对参与者负责。不过这些条文过于一般性，没有强制力，当时的心理学界也并未严肃看待。

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人权运动强调对于个人权利的保障，加上几个颇受争议的心理学研究（如1955年的Wichita Jury Study与后来的Milgram的服从研究）造成的冲击，美国心理学界终于在1973年公布一份较为完整的针对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伦理规范。此守则有一个特点，即是将研究对象的称呼从过去使用的受试者（subjects）改成参与者（participants），强调其作为人的个人与社会特质，关心研究过程中的尊重与尊严，并希望借此强化科学的公共性，进而促成更有质量的学术研究。1992年再度修订，原则大抵不变，但是条文撰写对于使用者较为友善（user friendly），原有含糊之处，也有较为清楚的说明。例如本来只说风险最小的研究（minimal risk research）可以不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新版则注明适用于匿名问卷、自然观察、档案研究等方法（Kimmel, 2007）。

本文以下就对于一般学术研究伦理准则最常涉及的几个议题，加以讨论，并指出其对于研究产生的冲击，以及学界不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