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乡邑洗礼

在民间建立新秩序，这是项攻坚克难的工作。商鞅为此费尽心思。《商君书注译》之“说民篇”说：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

利用善民，人民就爱自己的亲人。利用奸民，人民就爱国家的法制。

文中的“善”与“奸”，秦律的制定者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善”是指不肯揭发别人的罪恶的人。“奸”之意恰与此相反。《商君书锥指》一书指出，“任奸云者，恃告奸之法使人民相互监伺而不敢违令之谓”，“欲使亲者不相为隐恶盖非”。所以然者，是因为“利用善民来治国，国家必乱，以至于削；利用奸民来治国，国家必治，以至于强”。

基于此，商鞅倡导重刑主义：

执行刑罚，如果加重刑于轻罪，那末，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就无从出现，这叫做“在治的形势下去治”。

目的旨在遏制并试图扭转当下的乱局，使天下臻至太平的宁境，即“治”：

成就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人民将要犯罪的时候，所以大的奸邪才不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奸人方面，所以小的罪过也不致漏网。……天下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起来。

赏告奸，这三个字的字面看似相当粗糙，亦缺失充分的人情味，仿佛一言之下就把谁送去吃了牢饭。实质上，依我的观点，这三个字却是充满了人间的体恤与温情。如前所述，邻里的互助约束，其实是提醒你要注意自律，自我约束有定见，心中有秆秤，行事有边界，法家叫作“有奸必告，则民断于心”：有了奸人，必须揭发，这样，人民对于赏罚，在心里就能判断。这个“断”字用得太辉煌了，仿佛自我了断，干脆利落。用民间的话语来说就是你得摸着良心说话，良心有没有只有你自己知道。“民断于心”这样空灵的词汇，仿佛是儒家才可以有的自修，最终却成为法家的理想，着实令人震惊。在此基础上，然后有自食其力的岁月安稳，然后有鸡犬相闻的岁月静好，难道不好吗？赏告奸作为一种手段，乡邑自治遂成为一种可能。

十里断者国弱，五里断者国强。

这句话的意思是：

法令严明，一个事件发生，由五里之内的一个小的行政组织，就能判断其是非赏罚，这样，国家就强。法令不够严明，一个事件发生，由十里之内的一个较大的行政组织，才能判断其是非赏罚，这样，国家就弱。

进而，秦律的制定者提出：

国家治，是由人民在家里判断事情；国家乱才由国君判断事情。

作为这种制度性设置的落实，亭以及亭长的存在，便是个积极的例证。

“亭”的原义是施发信号的高楼、候望台、烽火台，设于边境地区以监视敌情，后来逐渐演变成维护社会治安的地方警察机构。亭长是亭的负责人，事实上在秦至汉初，亭长的正式名称叫“校长”，西汉中期以后才称亭长。亭长手下有求盗、亭父等属员。亭父掌开闭扫除，求盗掌捉捕盗贼。下文将要提到的“亭佐”，则是亭卒。《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载有相关案例两起，可借以一探亭之究竟。一是盗马案，二是群盗案。

市南街亭的求盗甲，在例行巡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一行色可疑的男子丙，便上前盘查，果不其然，丙未能说清马匹和衣物的合法来源。马系苍白杂色母马，右眼有病；衣服是丹黄色帛面夹衣，有帛里，领和袖有宽大的缘边，还有鞋子一双。求盗甲于是将丙拿获，捆送官府治罪。

群盗案是某亭校长和求盗在巡山时发现的。

那天白昼，校长甲率领求盗乙、求盗丙二人巡逻到某山，发现男子丁和戊，手上都持有兵器，并且是极具杀伤性的弩。长平大战，赵括就是被这种性质的弩射死的，弩向来属于官府管控的武器。秦代社会，士兵出征，武器由官府提供，打完仗再上交，遗失或损坏武器要照价赔偿。丁和戊手中拥有武器，这种反常的现象说明，对方不是逃兵就是盗贼，二者必居其一。戊果然武装拒捕，举起弩箭向他们射击，三人于是挺剑还击，合力将戊的头砍了下来。丁见势不妙，立即缴械。据丁供述，他此前与戊，还有己、庚、辛，结伙抢劫了公士某的家，得钱一万，便分头逃跑。己等三人在此之前已被逮捕，他和戊便四处逃窜，直到被发现。秦律规定，五人以上团伙作案按群盗处理。

由此可见，亭的存在关系地方治安。

秦汉时期，驿道、关津、街道，以及市场，都设有亭。上述街亭就是城市内所设的亭。《史记·白起列传》载：武安君白起负气不听从秦昭王的调遣，秦昭王一怒之下贬其为士伍，限期出京。“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引剑自刎。”这个“杜邮”, 《水经注》作“杜邮亭”，方位在咸阳“磁石门西”外十里的地方。十里一亭的十里指里程，所以古人送别往往要送至“十里长亭”，表示礼到意到。苏轼《送孔郎中赴陕郊》说：“十里长亭闻鼓角，一川秀色明花柳。”亭名带上一个“邮”字，反映出秦时的“亭”附带邮传的属性。

《汉书·项羽传》：项羽兵败，“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这里是交通渡口之亭，摆渡当是它的全责。陈平逃离项羽阵营的时候，渡河，船人见他长得肥肥胖胖，又腰挎宝剑，又独自一人，“疑其亡将”，当有金银财宝，遂动了杀心。情急之下，陈平把衣服脱光，拿起竹篙假装帮忙撑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屈原流落民间，与渔父对答，我疑心那样有见识的渔父当亦归属“渡亭”吧。

又有市亭，设在城市中，或比较大的市场中，兼摄起现今的工商行政或市场管理所的职能。《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提到“毛诬讲盗牛案”（具体案情见后）。案件发生在秦王政二年（前254），名叫“毛”的人牵着盗来的牛到雍县市场上去卖，亭长“庆”怀疑他的牛是偷来的，遂上前盘查，由是案发，可证市亭责在维护市场的治安和秩序。“奏谳书”还提到“里中女子遇刺”一案。说有个叫“孔”的人，家住集市旁，贫而好吃懒做，便动了旁门左道的心思。是以日日“恒游旗下”，物色抢劫对象，伺机动手作案。此“旗”便是市亭的标志，有如后来的酒旗，意使赶市者一目了然。《史记·三代世表》讲“旗亭，市楼也。立旗于上，故取名焉”。市楼顾名思义就是市中楼房，市亭之旗立于其上。

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南郡江陵县发生了一起案件，名曰“芮盗卖公列地案”，最能体现市亭之职能。这里的江陵县，即楚国故都——郢。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大将白起击楚，拔郢，更东至竟陵，秦廷在这些新占领的楚国北部地区建立了南郡。至案发时，秦廷统治江陵县已达五十多年，社会各项事业渐次走上正轨，经济也得到相应的发展。江陵县因此区划了一块地，作为集市贸易的场所，称为“列”。承租者按规划自行搭盖店铺，称为“肆”。

公卒“芮”和士伍“朵”本已承租棺材摊位（公卒，秦汉无爵身份之一，和表示无爵位的士伍地位差不多），按规定在同一集市是不能重复承租第二家的。但他们发现边上有家空摊位，地段好，方便做买卖，就想承租下来。找亭佐“驾”商量，“驾”没有答应。“芮”和“朵”就暗中唆使隶臣“更”出面承租，然后合伙。隶臣是官奴隶，隶属主管市政的“主市曹”。“更”于是向“驾”提出申请，“驾”也答应给他。这时大夫“材”闻讯也来竞标（大夫是秦二十等军功爵的第五级），他向江陵县县令“感”提出申诉，说那块空地原是他承租的摊位，十多年前官府开设主管贸易区域的“市官”，把摊位从他手中收回去，就地改作官府。官府被废弃后，“材”本想再承租，但因已有铺面的缘故而没能实现。“材”感到不满的是，“更”同样没有承租的资格，为什么能得到？县丞“暨”奉命出面干预，调查发现“更”确实没有承租的资格，当即予以撤销，并对涉嫌存在过失的主市曹的官吏“史”，提出举劾（列举罪行、过失加以弹劾称举劾）。

县令“感”交代亭长“贺”说：如果没有其他人讼标的话，把摊位给“材”吧，毕竟原是他的摊位。这时走马“喜”闻讯表示也要争讼，“贺”就没敢答应给“材”。“材”私下找“喜”商量，要他不要出面竞争，等承租成功后“喜”若想要，可以和他原来的棺材摊位进行交换。“喜”满口答应。“材”自认为此事已妥帖，没再跟亭长“贺”通气，就自作主张动手搭盖，修成铺面。看着就快完工，这时，“芮”寻上门来并威胁说，若不跟他合伙，他要争讼。此时“材”已投入不少钱，“芮”若真来这一手，摊位势必被官府收回去，材就得承担不小的损失。“材”不得已答应了“芮”，“芮”也爽快地拿出那份该他出的份钱。“喜”得知“材”已和“芮”合伙不准备和他合伙了，于是向“贺”提出申诉。“贺”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把“材”、“芮”、“喜”三人同时告到县廷，理由是他们原已有棺材摊位，竟然私自搭盖并相互争讼。

案件尚在审理的阶段，“芮”又再生枝节，他想跟别人合伙捕鱼，一时筹不到钱，就动了歪脑筋，把与材一起搭盖的铺面中属于他的那部分份额卖给了士伍“方”。“方”是“朵”的儿子，也开棺材铺。“朵”的姐姐“孙”是“芮”的嫂子，“芮”的哥哥已去世，“孙”尚健在。“芮”仗着这层关系，自忖就算事发，想来方也不至于绝情到把他送进牢房。“芮”就以一千四百钱的价格将地和地面建筑一并卖给“方”，“方”首付一千钱，已为“芮”全部拿去买了渔具。不过“芮”到底不放心，担心事发吃了牢饭可不是玩的。于是又自个反悔，想通过抬高价钱的方式逼“方”放弃，再退钱给“方”，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这事抹平。在这里“芮”很可能又耍了个心眼，他明知没钱还给“方”，却做那样的打算，合理的解释是，在吃牢饭与欠钱被人责骂之间，“芮”显然选择了风险不大的后者。“芮”于是向“方”索价两千钱。“方”果然嫌贵，不想要。“芮”表示不想要的话，可以还钱给他。可是都过去三天了，“芮”还一点动静都没有，“方”的父亲“朵”急了，直接上门讨债。“芮”的母亲“索”代还了二百。对于八百钱余款，双方达成协议：五天时间还清；如果“芮”无力偿还，“朵”可以按照原来的价钱拿走铺面。事实是“芮”根本没钱还，索性避走捕鱼去了，直到被捕。

县廷通过调查取证，确认了如下事实：属于“芮”的那部分违章搭盖值钱六百零九钱；土地面积四百三十五平方尺，估值一千钱。同时“芮”是被捕而非投案自首的，故以“盗卖公地”的罪名，判处“芮”“黥为城旦”。

本案中亭长“驾”、亭佐“暨”直接行使管理“肆”的职权，并受命于县令（长）。就是说，亭直接归县管。尽管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可靠的数据表明秦时亭的数量，但《汉书·百官公卿表》显示，西汉末，全国共有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个，这说明亭这一设置在秦汉时期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已然是骨肉相连的国家机理。事实上，亭长的职级偏低，承担的工作却有相当的风险，因此一般人并不乐意从事这项工作。东汉时，陈留郡太守鲁平任命李充为“功曹”，李充不干。太守大怒，“乃援充以捐沟中，因谪署县都亭长”。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李充贬为县都亭长，让他不得好死。别人不敢干不愿干的事，有一个人极乐意干，他就是刘邦。

大约三十来岁的时候，刘邦做了泗水亭的亭长。泗水亭位于沛县东百来步的地方。刘邦亦是沛县人，籍贯是沛县丰邑中阳里，也就是沛县丰乡中阳里。亦是沛人的夏侯婴，当时担任沛县的“厩司御”，掌管一县的车马事宜。每回送客往返，有经过泗水亭，夏侯婴都要特意拐进来，寻刘邦聊天，“未尝不移日也”，关系日渐亲密了。刘邦亦与萧何、曹参这样的县吏混得很熟。

尽管刘邦好人缘，但需要面对的刚性事实是，工资不高。亭长和他的属吏求盗、亭父等都是斗食之吏，年工资五十石。秦汉的习惯，以年计俸，按月颁给。秦以石为最大量器，故以石表示官秩的等级。但五十石并不表示亭长的年工资总额就是五十石的实数，它只是官秩等级的表示。至于亭长的具体工资是多少，目前尚无这方面的文献支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工资应当不是很高。而刘邦有一大家子要养，嫡妻吕氏——后来心狠手辣的吕后，长女即后来的鲁元公主，嫡长子刘盈即汉惠帝，又有庶长子后来被封为齐悼惠王的刘肥。捉襟见肘想来难免。刘太公就见一次骂一次刘邦，不如其兄刘仲持家有方。骂得刘邦火大死了，当了皇帝后还耿耿于怀。于是，吕氏就得带着两个年幼的子女在田间耕作，而刘邦亦要“告归之田”，请假回家干农活。一次刘邦又姗姗来迟，吕氏也是多嘴，告诉他刚有人给她娘仨相面，说均是大福大贵之人。刘邦闻说，立马撇下农活，就去追。由此来看，刘邦也如陈胜一样是个不安分的人。

话说亭长的职级虽不高，管的事却不少。查禁盗贼、盘查过往行人、调解民间纠纷、接待往来官员等，着实一大摊子事。李悝说，王道政治，最紧急的要务是惩治盗和贼（“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顾名思义，“求盗”的工作想来也是不容忽视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之“捕盗律”规定：求盗的任务是捕盗，不能让他干迎送官吏及其他杂事，否则主管官吏要受到处罚（“求盗勿令送逆为它，令送逆为它事者，赀二甲”）。前文说过，赀二甲换算成铜钱即2688钱，差不多是普通劳动人民一年的工钱，这就是刘邦让求盗跑到薛地去给他定做个性十足的竹皮冠的风险值。所幸泗水至薛，属于短途旅程，往返用不着太长时间，只要该求盗不说，也便没人知道——刘邦经常干这种擦边球的事，后来果然吃上官司。

身为亭长，刘邦理应有比治“刘氏冠”更为急切的事，那就是“持二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贼”。“二尺板”不是兵器。板，指长度为二尺的版牍，上面写有法律条文。所谓“以劾贼”，即如章告劾，也即严格依据法律规定惩办盗贼。亭长在巡视辖区时，手持“二尺板”的意思是，必须当场向“不法分子”宣明纲纪，并就其所犯的罪行向县廷提出准确无误的控告。绳索是用来捆绑“不法分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亭长可以随便抓人，随便杀伤人，却是一切均得按章办事，这就是“如章告劾”的要求。

求盗同样受到这个约束。

亭抓到嫌犯后，应将嫌犯与赃物一并解送县廷，由县廷来处置，这是因为亭这一级无权审判罪犯。只要是在辖区内发现的案情，无论是自己发现的，还是居民检举的，亭都有责任将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控告人的姓名，以及其他有关细节记录下来，报告县廷。上文提到的盗马案将母马及衣物叙述得历历在目，仿佛才是隔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即是这方面的例子。这类报告文书秦律中的习语通称为“爰书”。其格式如下：

盗马爰书：市南街亭的求盗某里人甲捆送男子丙，还有马一匹，是苍白杂色母马，右眼有病；丹黄色帛面夹衣，有帛里，领和袖有宽大的缘边，还有鞋一双。（求盗）报告说：“丙盗窃了这匹马和衣物。今天在亭旁发现的，于是将丙捕获送到。”

亭长手中的二尺板，除“如章告劾”外，还兼有普法的功用，这是相当令人意外的。秦律规定：各级官员都有向吏、民宣传法律的义务。1975年12月至1976年1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大量以秦律为主的法律史料，内容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乙种）等十种，总称“睡虎地秦简”。文物出版社出版有《睡虎地秦墓竹简》同名书籍两种，1977年9月版的是精装本，内有竹简的实物照片；1978年11月版的是普及读物，没有照片。《语书》便是地方官员向吏、民宣教法律的告示，“令吏、人皆明知，毋至于罪”。《法律答问》是官员向吏、民解释法律的记录，把这种记录编成书籍也是一种宣教。

刘邦手中的二尺板作为法律宣教的一种形式，并非一成不变用到坏为止，却得至少每年更换一次。《尉杂律》规定：“岁雠辟律于御史。”廷尉是秦代的最高司法官，廷尉每年要到御史处核对法律条文。某些法律条文，或因过时应修改，或因文字与副本有出入不得执行。御史掌管法律副本，收藏在禁室中：

封条上盖上“禁室”的印，如果有人私自揭开“禁室”的封条，以及进入“禁室”偷看“禁室”的法令，以及删改“禁室”法令一个字以上，都是死罪，决不赦免。每年一次，依照“禁室”所藏法令的条文，把法令颁给官吏。

各县接到朝廷颁布的新法令后，应分别通知设在该县的都官，抄写该官府所遵用的法律。就是说，像刘邦这样的亭长，每年都得到上级机关抄录最新的法律。《睡虎地秦墓竹简》便是墓主人“喜”，出任县里的司法官吏时所抄录的法律条文。“喜”出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始皇三年（前244）八月进用为“史（书记）”，翌年任安陆县之“□史”。六年，成为狱史。七年，调任邻近之鄢县的令史。十二年在同县从事“治狱”工作。安陆县为今湖北省云梦县，云梦睡虎地墓群位于云梦县安陆故城的西郊。鄢县则在今宜城附近，与安陆同属南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