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正本清源

尽管在民间建立新秩序很难，但相较于在金字塔的塔尖舞刀弄枪，前者的困难顿时逊色许多。跻身塔尖者，能是一般人物么！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人有人，并且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与这些非同一般的人物谈分一杯羹，倒不如与狼共舞。秦孝公的亲儿子、未来的国君、太子嬴驷，连他都起而发难，表明这工作基本不是人干的。而商鞅能以闪电般的速度，果敢地处置了公子虔和公孙贾，说明压制特权阶级、规范权力运作这一认识，得到了秦孝公的强力支持。我们在前面说过，商鞅曾向秦孝公建言，正本清源的关键必得在本源，先把规矩立起来，没有规矩哪能成方圆，然后上行下效，如臂之使指，工作就比较好开展了。商鞅把秦孝公教育得非常明白事理，政策再得力，措施再到位，落不到实处也是白搭。因此，毫无商量余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是攸关商鞅变法成败的生死劫：

诸侯和郡县一接到朝廷送来的法令，就学习法令的条文。官吏和人民想要知道法令，都来问法官，所以国中的官吏和人民没有不懂得法令的人。官吏明明知道人民都懂得法令，所以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对待人民；人民也不敢犯法来干扰法官。假设官吏对待人民不遵守法令，人民就可以去问法官；法官就要把法令所规定的罪名，告诉他们；他们就会拿法官的话，严正地警告官吏。官吏知道是这样，所以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对待人民。人民也不敢犯法。

“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正义呢！公道自在人心也包括手握重权之官员的自律与敬畏，这样的日子便是乾坤朗朗。秦人口齿清晰地拒绝了权对法的指手画脚，着实让人感动。日本学者堀毅在《秦汉贼律考》一文中指出：“秦律事实上并不象《史记》或《汉书》等史书所说的那样严酷，而且在罪行法定方面的完备程度堪与唐律相媲美。”《周易·噬嗑卦·象辞》说：雷电交合是噬嗑的卦象，先王观此卦象，取法于威风凛凛的雷、照彻幽隐的电，思以严明治政，从而明察其刑罚，修正其法律。儒家也是要这样的理想。秦人的真实之处在于并不满足于口头政治，却是接了地气地去做。南宋朱熹就很服膺这样的实干精神：

问：“关中形胜，周用以兴，到得后来，秦又用以兴。”

曰：“此亦在人做。当春秋时，秦亦为齐晋所轧，不得伸。到战国时，六国又皆以夷狄摈之，使不得与中国会盟。及孝公因此发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强大。后来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会做底，故相继做起来。若其间有一二君昏庸，则依旧做坏了，以此见得形胜也须是要人相副。”

成为皇帝以前，刘邦做过秦帝国的亭长，耳濡目染秦人的“会做”，接受的也是这方面的熏陶或者培养，自然不愿去亲近好讲大话的儒生，乃至见一次嘲弄一次，进而把儒冠拿来当尿盆。这是因为不从事具体工作，妄图凭借巧妙的言谈和空虚的理论来博取官爵，这样的人在法家看来就叫作“劳民（奸巧的人）”。“劳民者其国必无力”，这个结论谁都怕，不只是秦孝公。《商君书》继续提到：

从事农战的人有一千个，读《诗》、《书》、讲智慧、能辩论的人有一个，这一千个人就都懒于农战了。从事农战的人有一百个，搞手工业的人有一个，这一百个人就都懒于农战了。

国家废去空言，人民就会朴实。人民朴实就不浮荡。人民看见君上的利禄是从农战这一个孔儿出来，就都专心从事农战。

从一个孔儿出来的“一”指的就是前文提到的耕战政策，也叫农战。富贵利禄皆从那出，别无他途，不管是宽衣博带的龙子龙孙，还是面目黧黑的平头百姓。这一定是砸了谁的金饭碗换来的新花样。这么说，不只是商鞅，秦孝公也是冒了大风险的。

商鞅之法，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就是说，秦君的本族如果没有建立军功，就取消宗室资格，不得在宗室名册上登记，不得以血缘关系取得爵禄。这本没有什么稀奇，李悝、吴起都试点过，然而到头来唯独秦国一竿子插到底，做得那样漂亮又决绝，这就稀奇了。公子虔真倒霉，先后挨过二次罚，最后一次被割掉鼻子——劓刑，基本也就毁掉了前程。因为秦律规定，刑余之人是不可以做官的。贵族祝欢乃至丢掉了性命。又有几百人被押至渭河边处死，浩淼河水为之赤。这之后，“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便成为诸侯间的共识。赵国老臣触龙，之所以能说动赵太后，关键的一句话是：“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现在您把长安君的地位提得如此之高，又封给他肥沃的土地，给他很多珍宝，却不趁现在这个时机让他为国立功，一旦您百年之后，长安君凭什么在赵国长久立脚呢？赵太后意识到真理在触龙那边，遂同意长安君去齐国做人质，以换取齐、赵联盟共同对抗秦国。

潮流如此，孙中山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商鞅的耕战政策终于显山露水端了出来，它将所有成年男子变成耕战之士，这是一种以县为单位进行战争的体制。你可以这样认为，它基本是全民皆兵，也是全民皆农。“壹赏”就是耕战，凡赏皆从它出。“壹刑”就是无论谁人，犯法必究。所谓“壹教”就是统一认识，把全民的思想统一到“壹赏”“壹刑”这个认识上来。

全国一盘棋的工作当然有难度。想当年秦国建立南郡的时候是公元前278年，至南郡的郡守“腾”给本郡各县、道发布《语书》的时候是公元前227年，秦廷统治南郡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可是郡守“腾”还是不得不承认，现在法律已经具备了，仍有一些官吏、百姓不加遵守，习俗淫侈放恣的人未能收敛，这是不执行君上的大法，助长邪恶淫侈的人，很有害于国家，不利于百姓。腾并以颇刺耳的口气斥责乡俗为“恶俗”，这说明秦的统治措施在占领区的贯彻相当艰难。商鞅于是亦以不那么愉快的口气提到：

国君在上面制出法令，人民在下议论法令，这就是法令不定，由人民代替国君来议定法令了，也就是所谓名分不确定了。名分不确定，尧、舜还要曲曲折折地违犯名分，而况一般人！这样就促使奸恶大起，国君失掉权威，乃是国家灭亡、社稷消毁的道路。

禁止有碍国富兵强的议论，不分任何人、任何等级，是为“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基于此，李斯的焚书建议，并非李斯的首倡或者罪大恶极，却是秦法的一贯，到后来不过是水到渠成之事罢了。

动了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又拿全新的律法来规划他们，却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叛乱，这又是值得一奇的地方。不可能让曾经养尊处优的那些人饿死，但又必须让他们接受“不得为属籍”的残酷现实，我认为，这个连呼吸都不免疼痛的艰难时刻，秦孝公和商鞅一定动用了某种智慧，化险为夷，遇难呈祥。

日本学者加藤繁，以拓荒之力详细论证了《汉代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以及帝室财政的一斑》，令人敬佩。所谓国家财政是指统治天下的财政，所谓帝室财政即为天子个人的生活、地位而运筹的财政。根据加藤繁的研究，帝室财政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如下九个方面：1．山泽税；2．江海陂湖税；3．园圃税；4．市井税；5．口赋；6．苑囿池籞的收入；7．公田的收入；8．献物及酎金；9．铸钱等。支出包括：1．膳食费；2．被服费；3．器物费；4．舆马费；5．医药费；6．乐府及戏乐的费用；7．后宫费；8．少府、水衡的杂费；9．赏赐费；10．皇太后、太子各宫的费用的一部分。汉文帝宠幸邓通，有相者说邓通将来会饿死。汉文帝说：“邓通富有不富有，在我一句话，怎能说他会饿死呢？”于是把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邓通（“道”相当于现今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并给他自行铸钱的特权，“邓氏钱”自是流布全国。这是汉室应用私家财政赏赐臣下的例子。铜山收入归帝室财政，汉文帝有权支配，因而是合理合法的，并不违规。

通常情况下，帝室财政归少府和水衡都尉掌理，大司农掌理国家财政。在秦代，大司农称为治粟内史，秦代又有少府这个官名。因此，加藤繁推测，汉代财政组织区别为两大系统的制度，当是承继于秦代。但又说“没有明确的证据”。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指出：“大司农管的是政府经济，少府管的是皇室经济。”大司农的收入支销国家公费，少府收入充当皇室私用。皇室不得随便动用大司农的钱，这是有明确规定的。

同样是日本学者的大庭修在《秦汉法制史研究》一书中就加藤繁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根据加藤繁的研究，可以知道少府和水衡的收入主要依靠山泽园池税，市井税，口赋和苑囿的收放，公田收入，以及献物和酎金等。这样的山林川泽的收入，过去是在某种共同体的规定下公共使用的，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山林川泽逐渐被君主明确地作为个人的家产而加以掌握。其产物成为商业交易的对象，是专制君主权力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如上所述，少府和水衡都尉是涉及到多方面的庞大机构，可以理解为汉代的皇帝仍然处于战国以来那种经济体制的延长线上。

秦代就有“禁苑”这一设置，规格相当于县一级的管理机构。禁苑畜养珍禽异兽，种植名贵花木，遍布离宫别馆。四周保护有堑壕、墙垣、藩篱，然后麋鹿漫步于原野，虎豹呼啸于丛林，猿猴嬉戏于树梢。瓦蓝的天空下，展眼又是绿茵如席，繁花作墙，草木扶疏，是为舒适的皇室游猎之所。这样的皇家园林，秦昭王时代即有五苑之说，“秦大饥，应侯请发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以活民。（《韩非子·外储说右篇》）”秦统一全国后，苑囿园池又有所扩大和发展。汉代的园池苑囿有一整套机构管理，单是上林苑就有令一人、丞八人、尉三十人。而上林苑是秦代就有的，位置在都城咸阳西南，纵横在渭水以南，面积开阔。像上林苑这样的国家一级苑囿，还有杜南的宜春苑。秦始皇又“尝议欲大苑囿”，东到函谷关，西到雍县和陈仓。其身边的伶人优旃说：好，多养些禽兽在里面，敌人从东面来侵犯，让麋鹿用角去抵触他们就足以应付了。虽然秦始皇听出了优旃的话中话，停止了扩建计划，然亦足见苑囿之大。始皇又“引渭水为长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土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这些苑囿园池，都圈占了大量耕地。刘邦还定三秦时，“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

把开放秦之苑囿园池，作为一项恩惠措施来推行，足以说明其所占面积是相当可观的。这其中的产出既然可以活民，给基数并不是很大的失势之贵族，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想来是不成问题的。这样的妙手突破，适合围棋上的一句术语——手筋。

公私分明是秦人制度性建设的一大成就。你要说它妥协也可以。请记住，人的缺点是优点的过度使用，节制中的优点才是优点。商鞅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就算踩着地雷阵了也依然在前进，这就叫“极身无二虑”，千百年来也就他一人了。秦孝公放开手脚让他去干，并不对他的所作所为横加干涉，我想千百年来亦难有其偶。阳虎是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却反过来攻打在鲁国执政的孟孙、叔孙、季孙三家贵族（史称三桓），失败后逃去齐国。《韩非子·难四》总结说：“群臣皆有阳虎之心”。称孤道寡者能不战战兢兢么。田常对齐平公说：布施恩德是人们所希望的，由您来施行；惩罚是人们所厌恶的，让臣去做。这样由田常做了五年，齐国的事最后只有田常点头才作数。于是田常想方设法、找出各种理由消灭了颇具实力的公族，这就把“田代齐姜”的基础打好了。商鞅手握生杀大权，机会是有的，反倒是秦孝公隐在台后不见声息，大权旁落一般，很让人纳闷。不过从最后的结果看，商鞅与秦孝公，这对配合默契的老搭档倒像是双簧，事情总是朝着他们预想的方向发展，总能风平浪静，化险为夷。比如秦孝公就闷不出声地解除了公族的武装，然后将鼻孔朝天的庶长一职和平地递给了商鞅。处理这样棘手的事情竟然跟壁立千仞一般悄无声息，没点斤两断难办到。我总是觉得，秦孝公是历史上最能不动声色的狠角。

商鞅也知道那些人的心理，梦想着有朝一日要打断他的鼻梁骨。于是每次出门，身强力壮的人做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护卫，后边又跟着数以十计的武装车辆，车上林立顶盔贯甲的卫士。只要这些安保措施缺少一项，他就不出门。问题是他成功了，至于后来的死有诸多因素在里面，且等后文再分析。无论如何，作为无畏的改革家，商鞅注定是伟大的。东汉的王充只一句话评论他，也就够了：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