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符号与社会动员：“二七”纪念与近代中国革命

刘莉

提要 经过国共两党的不断阐释和塑造，“二七”纪念成为蕴含着“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等多重意义的政治象征符号。“二七”纪念不仅是国共关系的晴雨表，也是近代中国革命中一个有力的社会动员工具。纵观整个民国时期，国共两党对“二七”纪念的占有和阐释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从国共两党共同拥有，到两党互相争夺，再到中共独自掌握了“二七”纪念的话语权。中共对“二七”符号的拥有过程，一方面反映了中共的政治动员技术和话语操控能力渐趋成熟，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共这支革命力量的渐趋壮大。

关键词 “二七”大罢工 “二七”纪念 政治符号 社会动员 国共合作

政府或政党如何借助信息来组织集体记忆，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康纳顿所说：“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因此，社会记忆作为政治权力的一个方面，常受到政府或政党的青睐。通过设定纪念日来塑造社群记忆是政府或政党常常采用的一种重要形式。“二七”大罢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直至今日，每年2月7日仍是“二七”纪念日。“二七”纪念日不仅是国共关系的晴雨表，且与近代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然而，学界对“二七”纪念的研究却关注不多，主要研究成果有二：一是李良明、黄飞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与大革命失败前的“二七”纪念》，该文介绍并探讨了大革命前中共早期领导人有关“二七”纪念的著述及其意义、价值等；二是唐利平在《从报刊看民国时期“二七”纪念活动》一文中主要介绍了“二七”惨案的情况及民国时期“二七”纪念活动的概况。本文拟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考察民国时期国共两党的“二七”纪念，进而揭示这一政治符号与近代中国革命的关系。

一 “二七”纪念与国共第一次合作

“二七”惨案后，“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在这种革命形势下，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政治基础的国共合作得以实现，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这一时期，国共双方皆依托现存政治环境重新阐释和塑造“二七”事件，将“二七”纪念建构成一个政治符号，并利用这一政治资源进行社会动员。

“二七”惨案后，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均举行了多种形式的追悼和纪念活动，但并未形成固定的纪念日制度。直到1925年2月7日，京汉路长辛店工会始明确规定“二七”为平汉路永久纪念日及例假日。在第一次合作时期，国共两党每年都会组织或参与各种“二七”纪念活动，并通过大众传媒登载关于“二七”纪念的通讯报道、社论及宣传大纲等。

明确的历史所指往往是人们的行动指南。政府或政党在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日常通过回溯那一历史事实来暗示或宣传自身对过去历史的延续，从而获得社会认同。在“二七”纪念日仪式中，再现或回顾“二七”事件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阐释“二七”史事本身是为了从历史渊源上将自身目前的政治活动与“二七”事件联系起来，从而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寻找历史依据。因此，追溯事件的失败原因及经验教训则是进一步的逻辑推演。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皆对“二七”事件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中共方面以彭述之的总结较有代表性，在1925年的“二七”纪念日，他从三个层面总结了大罢工失败的根本原因。国民党方面对此也进行了分析总结，以1927年的“二七”纪念为例，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将“二七”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而且，国共两党对“二七”失败原因的阐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如两党均将各自政权与“二七”事件联系起来；两党皆认识到工人组织的薄弱性、孤立性；均提到革命对象问题。这种诠释既是出于自身政权建设的需要，也是出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

在纪念活动中，回顾和阐释纪念对象的目的在于凸显其意义。这一时期，国共双方皆很注重借助“二七”纪念日这一固定时间，通过不断地赋予其意义来建构“二七”符号，进而服务于国民大革命。中共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赋予“二七”事件以重大意义：第一，高度肯定了“二七”事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第二，中共对“二七”的革命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第三，从革命继承的角度对“二七”之意义进行了阐释；第四，中共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对“二七”的意义进行了诠释。中共对“二七”意义的上述几种诠释，旨在突出“二七”运动是中国革命进程中重要而正统的一部分，为国民大革命的合理合法性提供历史依据，也是服务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需要。

国民党根据现实政治需要也对“二七”意义做出了多种阐释，且与中共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例如：1927年2月7日，国民党在广州《民国日报》发文指出：“二七”烈士与黄花岗烈士之死，“同一伟大，同一样的有价值”，“‘二七’革命是继续‘三月廿九’的，也就是为着本党的民权主义、民族主义所振起，自‘双十’‘五四’一点一滴归结到‘二七’的工人反抗封建军阀的运动”。尽管国民党方面对“二七”意义的阐释与中共有着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但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上述国民党方面的阐释更多地将“二七”运动与国民党领导的“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相联结，突出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民族主义，这种阐释意在宣示国民党是“二七”运动的合法继承者与自身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

阐释纪念对象的最终目的总是服务于纪念活动组织者的现实需要的。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皆利用“二七”纪念为国民大革命进行社会动员。如在1924年的“二七”纪念日，早期中共党员陈为人在《为“二七”纪念告国人》一文中发出革命号召：“请更看那为国民革命而奋斗的孙中山与国民党，现在还是在那反革命重围之中，孤军苦斗，我们应当快去直接或间接的援助他们肃清东江，移师北伐！”这种号召不仅表达了中共对国共合作政策的支持，而且表达了对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领导地位的认可。在继承“二七”革命精神、打倒军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国民党的认识与中共基本一致。如1926年2月4日，国民党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二七”纪念大巡行通告》一文，呼吁民众“继续‘二七’死难烈士的革命精神”，“打倒帝国主义走狗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

在国共两党的宣传组织下，“二七”纪念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动员效果。如1926年，长辛店工会举行了“二七”纪念日仪式。会后，“全体出场游行，队伍整齐，精神严肃”，游行队伍沿途大呼“二七死难诸烈士万岁”“打倒吴佩孚”“打倒张作霖”等口号，“声震天地”，并分散传单，如《工人自白》《劳工日刊》及国民党工人部所刊行的《二七三周纪念刊》等万余份，使得长辛店全镇几乎布满传单。游行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在各界来宾乘专车返京时，“工人沿途欢呼致送，历久始散”。同年，广东各界民众500余团体、10多万人也举行了“二七”纪念大游行，“一路拥挤非常，各团体均派人沿途散发传单，并高呼口号”。“二七”纪念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动员效果，使民众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化，对“二七”符号形式了共同的社会记忆。

然而，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从未停息，双方之间的政争也映射到“二七”纪念中。早在1924年国共合作刚刚建立之际，国共两党在上海就对“二七”纪念的领导权展开了争夺。当时，为维持大局，中共最终派人参与了国民党人组织的“二七”一周年纪念大会。一些反共的国民党右派甚至利用“二七”纪念进行反共宣传。同时，国民党方面还不忘利用“二七”纪念来凸显自身在国民大革命中的功绩。如1927年的“二七”纪念日，国民党在《中央工人运动宣传委员会为二七纪念告全国工人》一文中指出：“现在国民党的党军迅速地将欺骗工人的军阀打倒了”，“中国国民党把二七的仇人打倒了”。国民党将大革命中取得的胜利完全归功于自身，对自己的革命伙伴——中共，却只字未提。

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反对部分国民党人破坏革命联合战线的行为及推进北伐的顺利进行，中共利用“二七”纪念多次明确提出要维护革命统一战线。1927年2月7日，邓中夏明确提出：“继续‘二七’精神前进！拥护国民党的农工政策到底！达到国民革命之迅速成功！”同时，中共也强调了自身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如在武汉的“二七”纪念中，中共提出：“‘二七’是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纪念日，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国内民众开始一切革命斗争的政党，‘二七’运动共产党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中共再次强调要拥护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并突出自身在“二七”运动中的功绩，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团结，反对国民党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行为；另一方面意在表明自身也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合法继承者。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经过国共两党的不断阐释和塑造，“二七”纪念成为蕴含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象征符号。在北伐中，这一政治符号成为国共两党进行社会动员的有力工具。在“二七”纪念问题上，两党既有共识与合作，也有分歧和冲突。其中，分歧和冲突反映了两党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预示着国共合作终将破裂的危机。

二 “二七”纪念与国共第一次内战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两党对“二七”符号这一政治资源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一时期的国共两党都很注意利用“二七”纪念，宣扬各自继承“二七”革命事业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动员民众，讨伐对方。

（一）国民党的“二七”纪念

国共第一次内战初期，国民党统治下的区域仍在每年2月7日前后举行“二七”纪念活动。为垄断“二七”这一政治资源，部分国民党人积极奔走，拟将“二七”纪念日规定为国家法定劳动节。1928年1月31日，国民党在上海召开了“二七”五周年纪念筹备会，推派代表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请国民政府将“二七”规定为中国劳工纪念节。在各界的呼吁下，1929年2月中旬，国民政府中央训练部将每年的2月7日正式规定为“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纪念日”，与总理逝世纪念、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等共同规定为各省党务训练所革命纪念节日，并规定纪念日当天“各省党务训练所，亟应举行庄严之仪式，于锻炼青年革命意志与激发青年革命情绪”。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二七”纪念成为国民党反共、反苏的工具。如1929年2月7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举行了盛大的“二七”纪念，国民党指责中共：“二七纪念为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惨杀工人，共产党利用时机向苏俄买好感之纪念日，今吴佩孚虽已败逃，而帝国主义与共产党仍为吾国训政治障碍，吾人于二七纪念中应纷起作反帝与反共之工作，用慰二七死难之烈士。”上文可见，国民党对“二七”史事的阐释主要侧重于攻击中共与苏俄的关系。此外，国民党还利用“二七”纪念为自身的反共行为进行辩护。国民党在《纪念“二七”和工人应有的认识》一文中说：“自从前年本党举发了共匪的阴谋篡窃，危害党国，欺骗民众……中枢负责的同志，抱了绝大的决心，才有清党运动。”国民党的上述诠释显然是为当时国共关系、国苏关系的破裂寻找借口，借以将破坏国共合作和革命统一战线的责任转嫁给中共，以赢得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

1930年，国共关系进入“围剿”与“反围剿”的胶着状态。为防止中共利用“二七”纪念进行反对国民党的宣传，除京汉铁路外，国民政府不再通令各地机关及社会团体举行“二七”纪念活动。1931年后，除平汉铁路外，国民政府开始严格限制各地举行“二七”纪念活动。据1931年1月27日的《申报》报道，上海军政警各机关严密防范各界举行“二七”纪念活动。在国民党的严厉查禁下，国统区的“二七”纪念活动遂骤然冷寂。在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二七”纪念活动主要是由国民党控制下的平汉铁路举行的，且一般都有国民党各级党政机关代表参加，纪念主题也大多是服务于国民党的现实政治需要的。其中，反共、剿共是其宣传的主题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二七”纪念成为国民党进行“剿共”战争动员的工具。在1933年的“二七”纪念中，《平汉路特别党部为二七纪念告全路工友书》一文指出：“求生存问题之解决，在赤匪猖獗的时候，我们认定赤匪妨碍我们的生存，纪念‘二七’就提倡努力剿灭赤匪。”东北地区沦陷后，日本不断在我国华北地区制造一系列侵略事件。然而，国民党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将中共视为心腹之患。在1935年的“二七”纪念日，平汉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在《“二七”惨案宣传大纲》中指出：“努力肃清赤匪，赤匪为国家心腹之患。”可见在国共第一次内战时期，国民党的“二七”纪念是为其“剿共”政策服务的，“二七”符号成为国民党反共及加强战备的政治、军事动员工具。

（二）中共的“二七”纪念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共认识到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革命领导权。这一时期，中共在革命根据地更加重视开展“二七”纪念活动，利用这一时机进行革命动员。“二七”符号开始从城市向中共苏区所在的广大农村地区传播。

作为“二七”大罢工的领导者，中共一向重视“二七”纪念。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共遂独立举行“二七”纪念活动。1928年1月，中共在《中央通告第三十号——关于“二七”纪念》中指出：“在这一周中，对于为职工运动死难诸先烈，无论党外党内的，通通要追悼，作一广大的宣传。”1930年，中共领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明确宣布：“从本年二月一日至二月七日为全国工人‘争自由运动周’。”这一时期，中共对“二七”意义的阐释主要是从“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角度进行的。如在1930年的“二七”纪念中，中共发表了一系列纪念性文章，指出：“从辛亥革命直到二七运动之前，中国的革命总是在混沌的状态之下，谁也没有认识中国的革命对象是谁。中国共产党认识了中国革命的二大敌人，即提出‘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口号。”

反对国民党政权、宣传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为之进行军事动员成为中共在革命根据地开展“二七”纪念活动的主要内容。如1930年1月28日，中共闽西特委在“二七”纪念工作大纲中指出：“今年纪念‘二七’更足以发动工人群众起来，使群众更加认识国民党军阀勾结帝国主义，不断的战争给以群众的痛苦，而执行反军阀混战。”1931年1月2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二七”纪念工作通告中指出：“在今年纪念中，要提出反对军阀混战，发展革命战争，争取苏维埃政权的胜利的政治口号，去发动工人起来斗争。”随着国民党对中共的“围剿”战争日益加紧，扩大红军、进行战争动员成为中共最为紧迫的中心任务。如193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局在部署“二七”纪念工作时明确提出：“此次纪念‘二七’工作应以庆祝红军胜利加紧战争动员为中心问题。”随后，中共又在《中央局关于“二七”纪念宣传大纲》中提出：“加紧一切战争动员工作”，“动员广大群众为了战争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来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与大举进攻”，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提出“加紧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全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与对中区大举进攻，来实际的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

各个革命根据地纷纷响应中共中央局的号召，举行了隆重的“二七”纪念大会，并以此为契机进行革命动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1933年的“二七”纪念日，江西石城举行了阅兵、誓师及检阅地方武装等仪式，并成立了赤卫军军部及模范赤卫师部，有5000余人参加了此次检阅仪式，群众“表现出非常热烈的革命精神，尤其是誓师时会场的革命空气更加紧张，表现出个个有杀敌的决心”。为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共领导下的苏区加紧进行战争动员。如中共四川省委“决定举行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要求各县在“二七”纪念运动中要大力发动群众，“为完成省委的决议而斗争”。综合上述资料可知，这一时期中共举行的“二七”纪念主题主要是围绕反“围剿”而进行的军事动员及政治宣传。

三 “二七”纪念与抗战

“七七”事变后，民族危亡空前严重，国共两党暂时搁置政治分歧，再次携起手来，共同抗日。这一时期，具有民族主义政治象征意义的“二七”符号自然受到中共的高度重视。国民党方面则除平汉铁路尚有象征性的纪念活动外，国民党党政机关及国统区内的各社会团体基本不再举行“二七”纪念活动。

抗战时期，中共更加注重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阐释“二七”事件，并强调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及自身在民族解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1938年的“二七”纪念日，中共在《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二七”要争取抗战胜利》一文，强调了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正因有工人群众涌入国民革命队伍，形成国共两党之合作，才有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北伐之胜利，同时亦正因为一九二七年两度民族统一战线之破裂，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乘虚而入，才有‘九一八’以来的空前国难，这是现在我们纪念‘二七’应有的认识。”在对“二七”进行诠释时，中共强调了自身在工人阶级和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如在1940年的“二七”纪念中，早期中共工运领导人张浩提出：“‘二七’意义的伟大，就在于它指明了我们的革命的工人阶级，只有在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表现出它的伟大的力量与作用，这就等于一个强大的铁的军队，不能没有一个健全的指挥部、参谋部一样。”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共对“二七”的阐释主要着眼于民族解放事业，强调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及中共在工人阶级和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这些阐释是为了服务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的爱国热忱。同时，中共还汲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坚持中共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社会动员是政治符号的一项重要功能。在抗战高于一切的政治形式下，中共的“二七”纪念主题基本上是围绕着抗日救国这一历史使命而进行的。1937年9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1938年2月7日，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为“二七”十五周年纪念宣言》中高度赞扬了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抗日民族自卫战争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日精神，并号召边区及全国工人：“一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拥护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到底，并帮助军队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这一宣言表明了中共对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与拥护，是服从国民政府领导的一种表示。同时，中共在《新华日报》还发表了社论《纪念“二七”要争取抗战胜利》，指出：“神圣抗战不仅需要继续并发扬‘二七’的斗争与牺牲精神，而且需要能够在新形势下采用新的方式参加救亡工作，首先要求工人大众立刻组织起来并保持行动的统一，因为这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也是强化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可见，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二七”纪念活动成为中共进行抗战动员的重要载体。

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受这一政策影响，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团结、争取抗战胜利，1939年2月7日，在延安“二七”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强调“中国工人阶级今天的伟大任务——抗日救国”。在1940年的“二七”纪念中，针对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实行独裁统治的情况，中共工运工作领导人张浩指出：“目前抗战三十个月以来，我们中国军事有进步，政治无进步！人民还没有绝对必需的民主自由。现在宪政运动的中心问题，是民主自由；开国民大会的中心问题，也是民主自由”，“中国无产阶级要获得斗争的胜利，就必要善于争取同盟军”。透过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际，中共利用“二七”纪念一面极力维护国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面或委婉或直接地表达了对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的不满，暴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所潜藏的分裂危机。

四 “二七”纪念与解放战争

抗战胜利结束后，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消失了，两党积累的历史矛盾及政治分歧开始凸显。但在国内人民普遍厌战、渴望和平的形势下，为顺应民心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国共两党都做出谋求和平的姿态。两党在为和平做出努力的同时，对实际利益的争夺从未停止，最终演变成全面内战。“二七”纪念遂成为中共争取国内和平和进行解放战争的政治军事动员武器。

针对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积极进行内战准备、实行一党独裁的腐朽统治，中共利用“二七”纪念向全国工人发出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1946年2月7日，中共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二七”廿三周年》，指出：“‘二七’是中国工人阶级为自由民主奋斗的光荣纪念日”，“现时中国工人的任务，就是用和平的方法巩固这个胜利，争取已经通过的国家民主化方案的完全实现，同时争取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变成一个工业发达的富强国家”。中共在上述“二七”纪念宣言中对和平、民主、自由的强调，实际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是表明中共要求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二是间接警告国民政府不要实行一党专政，破坏和平、自由和民主。同时，中共还借助“二七”纪念指责了国民政府的无能和腐败行为。中共指出：“中国工业界正遭遇着抗战以来最大的危机，工人正遭遇着严重的失业”，对于国民党在接受日伪财产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及混乱的经济政策，中共予以了强烈谴责。中共提出：“二七”纪念“应该庆祝自己争取国家民主化的已得胜利，应该准备自己争取国家工业化的远大前途，同时应该积极争取当前的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可见，抗战胜利后初期的“二七”纪念，中共更侧重于从“自由”“民主”“人权”的角度对“二七”进行阐释，争取政治民主化与和平建国是中共的主要政治诉求。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二七”纪念成为中共进行理论建设和号召民众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动员武器。1947年2月7日，中共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工人阶级今天的任务——纪念“二七”二十四周年》，对自身20多年来的革命经验进行了总结：“学会了在与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的斗争中如何掌握政策，如何结成同盟军，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还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毛泽东的旗帜”，并再次提出中共是“二七”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如此一来，中共从革命理论上明确了自身与“二七”革命事业的关联和继承关系。针对国民党首先发起的内战，中共以“二七”革命事业继承者的身份，号召全国人民“应该迅速建立反美帝、反独裁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应该更有计划地加紧生产，为保证人民解放军的足食足衣，加强解放区各方面的力量而立功”。中共在开展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战争动员中，还很注意讲究工作方法，指出目前“正处于爱国自卫战争走向反攻及全国民主运动高潮的前夜”，号召职工开展一个全面改造、全面提高的大生产运动，要求“贯彻劳资合作、公私两利的方针”，“贯彻群众路线”，“关心职工生活”等。从上述资料可知，中共在利用“二七”符号进行政治动员时，不论是从自身理论建构还是从工作方法上，中共的政治动员技术皆表现出明显的成熟性。

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共在战场上的优势地位日渐凸显。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以“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8年2月7日，中共发表新华社社论《坚持职工运动正确路线 反对“左”倾冒险路线》，该文再次重申了中共对“二七”革命事业的继承。同时，中共提出了中国职工运动的总目标：“争取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民众解放，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并使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因生产力的大大提高而逐步地有依据地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去”。综上可见，中共在利用“二七”纪念进行战争动员的同时，还指明了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战略进攻阶段，随着战争中的节节胜利，中共取得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因此，1949年中共的“二七”纪念主题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2月1日，中共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纪念“二七”二十六周年的通知》中指出，目前的形势是人民解放战争获得空前胜利，国民党政府很快就要垮台，全国胜利在望，中共强调纪念“二七”要与目前反对国民党假和平、争取永久和平密切联系起来，要号召工人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主张；拥护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反对国民党迁移和破坏工厂，保护机器、保护工厂等。中共向全国民众发出号召：“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一切武装力量，为完全解放中国人民与中国工人阶级而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经过中共的宣传组织，“二七”纪念活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动员效果，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如东北铁路工人大力支持中共的解放战争，提出“解放军打到哪里，路就修到哪里”，“把火车开到南京去”的口号。再如济南工人，经过“二七”纪念座谈会、游行、演剧等各种活动的宣传教育后，思想觉悟显著提高，劳动热情高涨，“最近为完成重大迫切的支前任务，工作时间由八九小时增至10小时，掀起生产竞赛”，女工在“二七”纪念活动后，也掀起了迅速增产的热潮。

综上所述，“二七”惨案后，经过国共两党的不断塑造和赋予，“二七”纪念成为蕴含着“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等多重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随着政治形势和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两党对“二七”事件及其意义的阐释也不断与时俱新，且与现实政治需要密切相关。“二七”纪念不仅是国共关系的晴雨表，而且是近代中国革命中一个有力的社会动员工具。纵观整个民国时期，国共两党对“二七”符号的占有和阐释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从国共两党共同拥有，到两党互相争夺，再到中共独自掌握了“二七”符号的话语权。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中共的政治动员技术和话语操控能力渐趋成熟，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共作为一支革命力量渐趋壮大的过程。

专家荐语：

“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中国近代工人运动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按传统的说法，它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阶段，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威信，也促进了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的形成。此次罢工以后，几乎每年都有程度和范围不等的纪念这次罢工的活动，留下大量珍贵的纪念“二七”的历史文献，这些活动本身就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也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因此，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方法审视和探讨此次工人罢工仍有必要。该文以符号学的视角重新挖掘纪念“二七”的历史文献的价值，将“二七”纪念作为一种符号资源，揭示“二七”作为符号的原初多重内涵，阐明“二七”纪念作为符号资源在近代中国革命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发挥的社会动员的作用，是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该文分析了在中国革命不同的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对原初多重内涵的理解和阐释存在着话语权、侧重点和具体所指的不同，因此，“二七”纪念作为符号资源所发挥的社会动员作用亦有所不同，该文从总体上属于运用新视角、新方法的实证研究。该文是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因此，作者对一些问题所做的思考和分析是有学术基础的。该文的史料丰富，引证规范，论证有力，得出的结论可以成立。

推荐专家：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朱从兵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