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逝世后的舆论对峙与国共两党的应对

齐廉允

提要 孙中山的逝世引发了舆论的尖锐对峙，为此，国共两党积极应对，展现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与灵活、务实的政治素养，所用策略虽不尽相同，但都颇堪称道。国民党更多地强调对孙中山形象的建构以及对其政治遗产的独占，共产党则重点驳斥针对孙中山的不利言论，同时号召加强团结，继续革命。两党的应对策略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不仅成功化解了舆论危机，树立了孙中山的正面形象，还强化了团结，延缓了分裂，将革命推向纵深。

关键词 孙中山逝世 舆论对峙 国民党 共产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国基飘摇，国命倾危”之际在北京辞世。作为民国象征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逝世引起了政治生态的强烈反响。对于媒体与社会的反应，学界多有关注，但对这些反应特别是舆论反应呈何特点，国共两党有何应对之策，效果如何等问题却关注甚少。笔者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详细爬梳，探寻孙中山逝世后舆论反应的特点，并考察国共两党针对此特点采取的应对策略，同时针对应对策略的特点与实践效果加以剖析与评述。如此，不仅可窥测当时两大政党应对舆论冲突的能力与水平，亦可通过对两党应对策略的梳理与考量研探国共关系的发展走势，还可深化对中国革命演进趋势的认识与把握。

一

孙中山逝世后，国内外众多报刊都于第一时间在显要位置发布了消息，并刊发了大量唁电、唁函、挽联，跟踪报道丧事进展，还围绕孙中山展开大讨论。梳理此时的舆论反应，不难发现，他们呈旗帜鲜明的分裂对峙态势，不仅对孙中山的评价有“伟人”与“罪人”之说，就连对其逝世影响亦有不利与有利之论。如此对立、多元的舆论反应，一方面足以证明民国时期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与混乱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此时民众言论的相对自由性。

（一）“伟人”与“罪人”：孙中山的形象

舆论场中孙中山的伟人形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孙中山是民国功臣与国民党伟大领袖。“我们……纪念孙中山先生，只因为他是手创三民主义的学者，只因为他是为中国争自由平等的英雄，只因为他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只因为他是向军阀和帝国主义进攻的引导者！”第二，孙中山具有高贵品德。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不贪财，无私心。上海《申报》称赞孙中山虽“久膺大政”，却不敛私财，以致“身后萧条，不名一文”。其二，不怕死，敢牺牲。“中山先生……倡革命于独夫专制之朝，随时有灭门赤族之祸……而终不少悔，奔走革命如故，盖为争民族自由之故，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矣。”其三，有理想，贵坚持。“先生于首创同盟会时，即楬櫫‘三民主义’以相号召，悬此为鹄，奔而赴之，盖数十年如一日……绝不因何种外力之压迫，而遂牺牲其固定之主张。”

孙中山的负面形象被认为集中在三方面：第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梁启超于孙中山逝后次日直言：“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第二，宣传革命只知用极简单的刺激言论，不知如何启发民众的理性思维，革命难以成功，目的也难以达成。第三，优柔寡断，志大鲜谋。尽管国民党“于国会占绝对的多数”，但“日与敌党相责难”，以致多次失败，“未获握政权”。此外，亦有媒体称孙中山精神已先形骸而死，更有甚者，斥其为“罪人”。广东全省商业联合会、广东自治会就公开声称：“孙文招引党徒，焚戮广州，实为国之罪人，粤之公敌。”

（二）“有害”与“有利”：孙中山的影响

当时舆论多认为孙中山逝世于国民党不利。“中山之逝，其影响于国犹小，影响于党绝大……破裂之实现，为期似亦匪远也。”《大公报》也发出“今先生一旦长瞑无视，环顾民党，继起者谁”的感慨。孙中山的逝世带给国民党的影响，国外媒体也多有关注，日本《朝日新闻》就认为：“孙氏忽然长逝，今后中国政局上波涛之涌起，不难想象也……因党中丧失中心人物，团体当不能如从前之坚。”不过，亦有媒体认为，孙中山逝世能使国民党更加团结，“党中同志当此哀伤过度、悲痛之余，不独使团体益为团结融洽决不至于分裂，且将因此哀痛肃穆之中使党员信守孙先生主义及遗训之念益加倍坚决，其牺牲为国、墨绖奋斗之精神，当益倍加”。由此而论，孙中山的逝世于国民党明显又有利了。

对北京的段祺瑞执政府而言，有论者称孙中山逝世对其有利，因孙中山早前与其政见不合，此时辞世，则“执政府诸事皆可为所欲为”。日本舆论界就多有此论，“吾人试由段氏所处之地位而言，或以为孙氏所怀抱之理想过于高远，不适于中国之现状，故孙氏殁后，向来段氏之政策受其所拘束者，今后可更得自由也”。亦有论者认为孙中山逝世对执政府不利，称其北上“唯一之要义即期为北京当局者一诤友，矫其已往之过失……得此诤友……实大有造于北方当局”。所以，孙中山之死实际上使执政府“失一良好之诤友，而多一与佞人接近之机会”，此“实执政府之大不幸”。

孙中山逝世引发的舆论对峙，除与认识论上的差异有关外，更与民国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关系密切。一般来说，政治立场与政治派别相同或相似，则多溢美之词；立场与派别相异，则多批判之言。梁启超与广东商人对孙中山的批评与指责就深受他们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的影响。当然，舆论对峙局面的出现还与民国年间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有关。据统计，1921年全国共有报纸1134种，其中日报550种，到1926年，总数已有2000种左右，其中日报628种。《申报》《大公报》等私营报纸的发行量也都有很大增长。如此等等，都是更多民众得以参与孙中山逝世评说的基础，也更使相关的舆论传播成为可能。

二

孙中山逝世引发的强烈舆论对峙至少证明了两个问题，其一，孙中山极端重要；其二，舆论中的孙中山形象还有重大争议。对国民党而言，这两个问题都必须重视，这既关系到其自身形象与合法性问题，也与其前途与命运休戚相关。国民党迅速行动，采取多种应对策略，重塑孙中山形象，独占孙中山政治遗产。尽管“孙中山”作为一种政治资源被建构是长期的、逐渐深入的，但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之初的应对策略无疑更积极，也更卓有成效。

（一）重塑孙中山政治形象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立即发布了大量有关其功业与品行的报道，以褒扬其丰功伟绩，全面提升其地位。1925年3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尊孙中山为革命导师，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遽失导师”。23日，在京国民党公祭孙中山，表示将“奉总理之遗教以为则……以此救国，以此救世”。众多国民党要员也对孙中山赞誉有加，吴铁城称“总理虽死，主义不死，其百折不挠之精神当如炳炳日星，永在人寰”。李烈钧誉孙中山为“世界之列宁”，赞其“为国驰驱，垂数十年……造福民国，事已不朽”。

除褒扬孙中山的伟业与品行外，国民党还回应了舆论对孙中山的质疑。1925年6月，宋庆龄回应了梁启超对孙中山的批评，并正式阐述了孙中山的“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吾国武力、外交，皆不可恃，所可恃者，惟公道与民意耳。故今日最当恐惧预防者，为国人之自相分裂与中道气馁，尤忌违反公理之调和。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盖是非之间，万无调和中立之余地也。吾人今日万不可只顾目前之小利小害，而失远大之目的与彻底之主张”。

（二）国民党垄断孙中山的政治遗产

孙中山逝世后，国内各政治派别、政治势力都表达了哀悼与尊重之情。自由党尊孙中山为“民国国父，我党导师”，表示愿继承孙中山“未竟之志，为国努力”。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也称孙中山为“先觉”，高度评价三民主义。面对社会各界对孙中山逝世反应的日渐强烈，以及已经出现的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争夺，国民党快速行动力图独霸孙中山的政治遗产。

首先，独占孙中山葬礼。国民党非常重视孙中山的葬礼安排，多次会商，最终暂时搁置国葬、党葬之争，由国民党与北洋政府分别举行追悼仪式。国民党对孙中山葬礼的争夺最终是为了获得这一政治象征的独占权，据此而论，党葬无疑更加有利。其次，强调国民党是孙中山唯一合法继承者。“从前国人只认识国民党有一个孙中山，但如今却认识有一个国民党了。从前国民党始终为主义奋斗的只有一个孙先生，但如今为主义奋斗的，却有全数的国民党员了。”在国民党构建的逻辑体系中，孙中山与国民党合二为一，等同起来。最后，尊孙中山为永远的“总理”。1925年5月，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宣言声称国民党除由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执行之责外，不能更有总理”。从此，“总理”一词成为孙中山独有称号。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党章中仍保留“总理”一章不做改动，既表达了对孙中山的怀念与尊重，也顺理成章地将孙中山的政治遗产独占。

（三）建构孙中山象征符号

任何政权要获得并彰显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必然会构建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创造与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成为政府或政党宣传其合法性而经常运用的权力技术，“孙中山”就是国民党努力建构的最重要也最成功的政治象征。不过，孙中山作为政治象征符号被构建，早在国民党谋求夺取政权合法性时就已开始，但孙中山逝世之初国民党对其政治象征的构建更主动迅捷，效果也更佳。

第一，确立孙中山“国父”称号。1925年3月21日，胡汉民等联署发表宣言，称：“今孙大元帅不幸薨逝，汉民等痛丧国父，此后之责任益重。”国民党核心人物开始有意识地将孙中山定位为“国父”，但直到1940年3月的国民党中常委第143次会议，其“国父”尊号在国民党内才正式确立。第二，高规格定位“总理遗嘱”。1925年3月31日，留居北京的国民党中执委通过接受“总理遗嘱”议案，并训令各级党部，“每逢开会时，应先由主席恭诵总理遗嘱，恭诵时应全场起立肃听”。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决定“择观音山”最高处“建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以垂永久”。第三，制度化“总理纪念周”。1925年4月，建国粤军总部制定《总理纪念周条例》七条，并明确了具体的纪念周仪式。后来，“纪念周”逐渐成为国民党整体统一执行的制度时间。第四，建造物化的公共符号。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在全国建立了众多纪念馆、纪念堂、公园等名目繁多、无处不在的空间崇拜符号，增进了民众对孙中山与国民党的认同。

三

对于孙中山的象征意义和孙中山逝世对革命可能造成的影响，中共有清醒的认识。面对孙中山逝世引发的舆论对峙，共产党也积极行动起来，不仅深度参与其中，利用报刊等舆论武器颂扬孙中山，还驳斥了加于其身的种种不利言论。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共还努力引导舆论，呼吁团结，号召继续革命，表现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意识和革命精神，展现了早期共产党直面并解决突发重大问题的素养与水平。

（一）驳斥不利言论，维护孙中山形象

孙中山逝世后，中共立即肯定他的革命精神和历史贡献。1925年3月15日，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向国民党中执委发出唁电，对孙中山“临终之政治的遗嘱及其毕生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之革命事业表示极深之敬意”，并将孙中山思想概括为“中山主义”，称“中山主义——即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主义”。同日，中共中央执委会还发文将孙中山明确定位为民族运动领袖，称“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在这方兴的民族运动中，失了一个有力的领袖，自然是很大的损失”。

除颂扬孙中山功绩之外，中共明显更重视驳斥加诸孙中山的不利言论。针对上海《大陆报》所谓孙中山“理想过高”的论调，共产党一针见血地指出，该报此论“‘便是……唯恐中国民众随着中山的理想而奋起斗争……想得中国民众因此说而停止其斗争的实效’”。针对《字林西报》对孙中山“只能破坏难以建设”的批评，中共首先指出该报为英国人的机关报，提醒中国民众多加警惕，同时直言平民革命的第一步就是破坏，只有破坏了帝国主义束缚中国的锁链，才有建设中国平民共和国的可能。上海《时事新报》宣称孙中山精神先形骸而死，共产党强调任何妄图污蔑、毁谤孙中山人格的行为都是徒劳，“‘孙中山’是永不死的”。

针对梁启超对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批评，共产党人的回应比宋庆龄更直截了当，“我们试问择手段以什么为标准？孙先生是最会择手段的，他是以效果为择手段的标准。他知道完成中国的革命要根本打倒军阀、打倒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在可以结合民众的时候就用和平，在和平无效的时候，就用代表民众的武力。他不一面借口妇人之仁来反对武力，一面又依附有武力的军阀”。

不难发现，针对舆论场中孙中山的分裂形象，国共两党的应对策略明显不同，国民党更注重通过梳理其一生的光辉事业和颂扬其高尚的人品来塑造孙中山伟大的正面形象，对一些加诸其身的不利言论鲜有回应，即便反驳，也相对平和。而共产党则更注重对孙中山不利言论的正面驳斥，且态度鲜明，直抒胸臆，笔锋锐利，酣畅淋漓，这对当时的公共舆论无疑更有冲击力与感染力。

（二）呼吁加强团结，拥护国民党

虽然当时国共两党都不承认孙中山的逝世会造成国民党的分裂与社会的动荡，但从孙中山逝世后中共持续不断地呼吁团结来看，当时社会政治生态的演变明显不利于团结局面。换言之，当时呈现出的国民党分裂、社会动荡的趋势与信号定然十分明显，也非常严重，否则，何须一再强调团结、呼吁团结呢？很显然，国共两党一再否认孙中山逝世会引起分裂与动荡更多的不过是一种提振社会信心、稳定社会形势的宣传策略而已。当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种策略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虽然否认存在分裂的危险，但中共并不真的盲目乐观，他们对当时革命面临的危机重重的形势了然于胸。正是对这种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的深刻体察才促使共产党不断高呼要团结，因为唯有团结一致，才有前途，才能推动革命继续发展。“在今天，我们要团结坚固呀……民族革命的导师去了，我们怎能再如散沙般过去呢？”中共之所以呼吁加强团结，力主维护团结的局面，是基于三方面的考量。第一，孙中山逝世会令国民党更加团结。“中国共产党更相信今后的国民党必然仍为中山的革命主义所统一，一切革命份子必然因中山之死更加团结一致。”“军阀官僚辈所预料的‘中山死国民党必分裂’，真是妄想。”第二，某些人的退出并非国民党的分裂。“投机而不革命的分子从国民党分裂出去，使国民党成为真正革命的党……不惟不能影响国民党，反转足以坚实国民党。”第三，对国民党充满信心。“中山先生所创造的国民党仍旧存在，这个党，尤其是其中革命分子，必然遵守大会宣言，必然遵守中山先生的遗嘱，依照中山先生的主张与战略……领导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和中山先生生时无异。”

如何才能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呢？在中共看来，拥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团结在该委员会之下就能使团结得以保持，“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员必须要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们知道国民党内最高是总理，次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现在总理逝世了，当然要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员要团结起来，团结于第一次大会宣言之下，团结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有血性毅力的青年国民党员！若能这样团结起来，中山先生之死，绝不至损及国民党的前途”。

（三）号召加紧奋斗，继续革命

孙中山逝世时，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孙中山突然去世，中国革命往哪里去？中国还要不要继续革命，还能不能继续革命？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当时的中国社会，不安与困惑从当时社会舆论的对峙反应中一览无遗地被呈现出来。

为化解民众对孙中山逝世可能使革命走向消沉的担忧，共产党号召加紧奋斗、继续革命，并率先表示将继续追随中山主义，领导民众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而战斗。“中国共产党……今后对于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民族运动，仍旧协同全国工农群众予以赞助，决不因中山先生之存殁而有所变更。”除主动释放善意、积极推进革命之外，中共还敦促国民党继续革命，“希望贵党于中山先生死后更增加勇气，忠实的承继中山先生的遗产，积极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伟大事业”。

中共之所以呼吁继续推进革命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他们认为孙中山逝世是革命的重大损失，为弥补损失，必须加紧奋斗。“我们没有了中山先生了，我们失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是我们极大的损失，惟正因我们有了这极大的损失，我们更应该加紧奋斗。”“我们的革命的领袖死了，我们的责任格外重大了。我们以后要一致努力：强固革命的中国国民党！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另一方面，敌人的疯狂进攻也要求必须继续推进革命。“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必然跟着中山先生之死向民众加紧进攻。”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继续推进革命是应对敌人进攻的重要有效手段。

共产党人不仅在舆论上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斗、继续推进革命，还指明了斗争方向与革命对象，“一方面猛烈的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些运动之进攻；一方面，保卫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广东，肃清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等及其所勾结之买办地主的反动势力”。明确斗争方向与革命对象是开展革命运动的基础与前提，对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无疑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

民国年间，特别是1925年前后，随着传媒业的发展，媒介舆论已逐渐成为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在社会参与、社会沟通、社会整合、社会疏导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孙中山逝世一事中，各路媒体都给予了充分的报道与评论，形成了分裂对峙的舆论场。对针锋相对的舆论反应，国共两党并不听之任之，而是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通过发表谈话、接受访谈、信函、通电、撰文等多种方式表达主张、阐释立场、影响引导舆论，营造有利于实现自身政治主张与政治诉求的舆论环境，以期在政治生态的转变中获得有利地位，展现了敏锐的政治视野与灵活、务实的问题解决方式和手段。

梳理国共两党的应对策略，不难发现，两党的应对策略虽各有侧重，但并不乏相同之处，两党都重视对孙中山正面形象的维护与塑造，这也是两党应对策略的基础。不过，两党的应对策略还是存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性的，国民党更重视对孙中山形象的建构及其政治遗产的独占，共产党则更重视从孙中山逝世的影响方面入手，呼吁团结与革命。两党的应对策略明显与政治诉求、政党实力、历史背景以及面临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在孙中山逝世之前，处于合作之中的国共两党之间已经冲突不断，势如水火，分裂的危险迫在眉睫。但孙中山突然逝世之后，革命环境的变化、敌人压力的增强等催生两党加强联系，搁置分歧，这也是两党互补应对策略出台的基础。反过来，这种应对策略又适度弥合、延缓了分裂的风险。分裂局面的延缓曾令鲍罗廷颇有微词，他在1925年4月6日呈送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中写道：“现在令我不安的不是可能出现彻底分裂的局面，而是可能暂时延缓这种分裂。”因此，国共两党这种互补并极具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不仅化解了一场舆论危机，成功树立了孙中山的正面形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两党分歧，使国民革命在遽失领袖孙中山之后得以保持稳定过渡，将革命推向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