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广西地区的太平天国纪念活动
魏星
提要 民国时期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被追认为狭义的民族革命，官方叙事对其历史形象基本持宣扬与肯定的态度。广西地区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源地，通过新桂系促成的相关纪念活动和在民间的传播建构，加之抗战宣传的需要与民众抵御外侮的心理需求，太平天国被塑造成中华民族反抗外侮的革命形象，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与追捧。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广西地区 太平天国纪念活动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太平天国运动肇始之初便被冠以各类蔑称。随着清末民初革命党人的有意正面宣传，太平天国形象被重新塑造，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基于民族主义教育的目的将其追认为狭义的民族革命。纪念活动是保留历史记忆的重要途径，通过特定的仪式，用事物或行动，对历史人物或者事件表示怀念，“这种现象体现于纪念馆、祠堂、墓碑和纪念碑、周年纪念上”。广西地区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源地，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太平天国的纪念活动被赋予了更多的民族主义色彩。尤其是抗战时期关于救亡的宣传与动员，更将太平天国塑造成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革命形象之一。通过地方的相关纪念和宣传建构，太平天国的形象被重新塑造且得到进一步传播。对之进行深入和细致的研究，无论是在“太史”领域，还是在抗战史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 构筑太平天国纪念堂
1930年起国民党政府将太平天国定义为狭义的民族革命，表示“尊重……通咨各省市转饬不得轻蔑”后，对其加以广泛宣传与传播，广西地区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回顾与纪念也日益高涨起来。广西桂平县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策源地，该县官绅士商和民众为“景仰前贤史迹，发扬革命精神”，开会商决，拟募款百万元，在该县中山公园内建造“太平天国纪念堂”。早在1942年冬，历史学家简又文与时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罗尔纲同游金田，就曾向该县建议建筑太平天国纪念堂一事，“并望省府方面拨款补助”。按照建筑规划，该堂预计可容二三千人，平时可以作为社会教育和文化事业的中心地点，如演剧、电影、讲演、展览、平民识字班、阅书报地、市民大会堂等事业。
1944年3月29日，位于桂平中山公园的太平天国纪念堂落成。该堂“规范雄伟”，建筑费1800万元，全部两层，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左右。楼上建有图书馆，收藏有关太平天国墨迹书籍数百册，展出太平天国相关文物等。当日桂平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落成典礼，社会各界名流及桂林文化中心的各路记者云集，参加大会的有1000多人。纪念典礼仪式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县长朱蕴章报告太平天国纪念堂筹备经过和纪念意义；民厅和第三区署代表等致辞；太平天国史料研究者罗尔纲、梁岵庐做报告；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后人做报告等。以纪念革命先烈之名，众人纷纷慷慨陈词抗战必胜，充满热烈活跃的气象。正如简又文所说，在“十九世纪民族大革命的起义处”构筑太平天国纪念堂，足慰先烈英灵，又可为“广西历史上所产生之伟大的民族革命运动”做不朽的纪念，“八桂河山当为生色”。
桂平太平天国纪念堂建立于抗战最艰苦之日，以追溯革命先烈之精神，而激励了民心士气，声名远播。然而落成后不久，当年秋，日军侵犯广西。桂平本非防守之地，乃因日军愤恨当地抗日宣传之故，竟将纪念堂炸毁。昔时之车马繁荣，今日顿成灰烬。市区遭敌焚毁，到处颓垣残栋，“残破之状，尤以……太平天国纪念堂与迎宾馆为最”，令人为之痛惜。抗战胜利后，桂平太平天国纪念堂还曾作为革命文物被列入赔款项。
值得一提的是，纪念堂落成典礼特意定于3月29日黄花节这一日开幕。黄花节作为国民政府公布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革命先烈纪念日”日趋制度化，其每年的宣传要点与宣传大纲亦会根据时局诉求需要而具体规定，该纪念日由此被赋予了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据纪念仪式规定，黄花节当日“全国休假，一律下半旗志哀，正午全国静默五分钟，各地高级党部召集民众大会”，纪念仪式盛大而隆重。在大后方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广西桂平太平天国纪念堂的兴建和与黄花节同日开展的纪念仪式，无疑突出了太平天国运动“反异族”的民族革命色彩，代表了国民政府抗日总动员的精神目标，契合了抗战时期社会民众的心理需求。
二 建立纪念碑与纪念亭
1930年7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下发第1706号公函，特地通知各地修编志书不得轻蔑。“嗣后如有记述太平事实者，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等之名称。……查洪杨事件，为狭义之民族革命，自应加以承认”。据此各地新修志书中关于太平天国事件的描述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多元化的叙事形态，其中大多带有历史正名意义的积极诠释。1934年广西地方重修《贵县志》，就将太平天国运动定义为“太平诸杰，奋迹金田，为汉族吐气，千古同钦”。地方政府有意建构和广泛传播太平天国作为“民族革命的先驱”的光荣形象，搜罗太平天国遗迹，整理太平天国史料，寻访太平天国后人，出版太平天国专著等，尤以广西为最。
广西藤县是太平天国四王故里，“时国难方殷，壮丽山河，惨遭日寇蹂躏。为缅怀先烈，赞育后进，以发扬蹈厉，驱彼凶顽，保我中国”，故建有四王台，以纪念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耒王陆顺德、侍王李世贤等，后名“四王亭”。贵县则于1934年拟在县城东湖之滨、中央公园内，建筑先烈石达开纪念碑并翼王亭、翼王祖墓碑等。该县主要大道亦改名“达开路”，借以“发扬民族革命之精神”。翼王亭和先烈石达开纪念碑均在县东中山公园处建立，旨在“用崇先烈，阐发民族革命之伟绩，垂诸不朽”。纪念碑高二丈余，与翼王亭遥遥相峙，卓尔不群。时人形容：“翼然独峙东湖畔，游人啧啧讶璀璨。”该纪念亭和纪念碑由广西省府拨给专款5000元及县款2000元，由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贵县人沈锡琳设计。翼王亭古朴典雅，为仿古八角亭，双层平顶敷轻瓦，有八鸱吻井飞檐，上层有斗拱，下撑八柱。1935年7月，翼王亭举行落成典礼。李宗仁为之题匾额“还我河山”，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题写亭名，于右任题“田畴历史卢龙塞，锦里馨香丞相祠”，白崇禧应邀出席落成典礼，作《翼王亭记》，并题“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并作有《翼王亭记》一文，称太平天国“民族思想之磅礴，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对其历史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地方政府为纪念先烈而建造的翼王亭与纪念碑，在战争阴云笼罩的20世纪30年代，越发承载了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大义，民众对太平天国英烈寄予了无限崇拜与遐想。而桂系地方势力对于太平天国历史的反思与重视，则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革命伟人的伟大，感人之深，一至如此。”在普通民众的认知中，包括翼王石达开在内的太平天国革命者，“是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好汉，是太平天国时代相率中原不愿做亡国奴、反抗异族侵凌的集体好汉之一的好汉”。而之所以建亭凭吊“不愿做亡国奴，而又能够有集体反抗行动的好汉”，最终是为了“当申无限的敬意而勉为好汉”。时人有诗云：“山河虽复汉威仪，压境强邻正蔓滋。若使太平良将在，不教傀儡事东夷。”关于翼王亭等此类地标建筑的怀古诗作屡见诸报端，反映了纪念活动对于整合民众记忆、激发社会凝聚力所起的重要作用。
三 成立太平天国纪念学校
1929年国民政府新颁布的教育宗旨明确提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三民主义思想成为官方主体意识形态，自辛亥革命之后的民族主义旗帜亦得以彰显，并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太平天国运动作为民族革命的发端，在青年学生接受历史教育、形成历史认知的国民教育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金田乡为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划出的行政区域，辖有太平天国策源地金田附近的村庄，寓有纪念太平天国金田革命之意。1937年，金田乡民众特将该地区中心学校设立为太平天国纪念学校，通过教育纪念和展览形式对太平天国历史进行宣传与普及。开办经费由桂平县府发给，本邑绅商亦有捐献。该纪念学校设立于金田乡公所，坐落于小岗岭上，为一座“粉白洋式的长形楼房”，醒目别致，另“有大房舍数座，排列整齐”，壁上书有“继续金田革命精神”之标语。在纪念学校附近的太平天国营盘遗址处还立有纪念碑，系桂平县干部训练所学员148人于1941年自发所建，意在“提示民众对洪杨之正确认识”。该碑高约二丈，正面砌有石块，上刻“太平天国纪念碑”七个大字，其他三面各镌碑序和题词，有“革命先驱”“民族雄风”等语。此外当地还将新建七条街道均以太平天国人物为名，是处“官绅商人市民上下合作，努力建设，不愧革命本色”，其纪念太平天国的情感可谓热烈。
30年代初新桂系重新统一广西后，恢复教育，采取一系列措施办理初等教育，并开展国民基础教育普及运动。乡镇中心学校作为推进全乡镇国民教育之行政中心，本就“负着推进全乡（镇）国民教育的行政责任”，注重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国民道德之培养。正值全面抗战爆发时期，“兹国步艰难，外侮日亟”，太平天国纪念学校的成立，表达了地方对于太平天国先烈的褒扬与追捧，实为阐发民族革命之伟绩，“使后之来者，怀想典型于卫国图存之道，知所奋勉”。更重要的是太平天国纪念学校成为当地以三民主义为教育实施的中心，一方面加强历史教育，一方面注重时事教学，以凸显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革命传统，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学校教育适应战时需要，为动员民众抗日服务，成为新桂系在广西推行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
四 相关的文艺纪念活动
文字媒介与文艺活动传播面广，形式亦灵活，是纪念活动中较为常见也卓有成效的形式之一。抗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内忧外患，艰难复杂的社会背景反而大大激发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尤其是桂林地区，“从三十年到三十二年的桂林城是被称为自由中国的‘文化城’的”。由报纸、杂志和图书出版等媒介所开创的文艺公共领域空间，有力地促进了广西地区乃至全国抗战文艺的发展和繁荣。而创作历史剧成为很多艺术家的选择，以挞伐之笔排遣心中的彷徨与苦闷，表达对理想社会的美好追求。1942年桂林七星岩召开了历史剧问题座谈会，包括柳亚子、茅盾、田汉、欧阳予倩在内的多位戏剧作家参加了此次会议，大家普遍认为“历史剧在今日实在有其特别的战斗性”。1944年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也在桂林召开，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抗日戏剧的发展。在全面抗战、动员民众的社会氛围浸润下，以太平天国为主题的宣扬革命、缅怀先烈的历史剧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1941年欧阳予倩创作完成五幕剧作《忠王李秀成》，并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该剧力图用“过去的奋斗的事迹作现代斗争的参考”，用“古人的斗争情绪鼓励现代人的向上”，一经在桂林上演便引起轰动，高昂的战斗热情极大激发了当地民众。1944年春桂平太平天国纪念堂落成典礼时，其中有一项重要纪念活动，就是上演这部《忠王李秀成》。在剧中，太平天国被作为推进历史的失败者，“实为国民革命奠了最初的基础”。在作者看来，创作历史剧绝不是因为要“盲目的崇拜英雄”，而是由于李秀成“那样忠勇坚强的人物，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有表彰的必要。我们可以拿他来鼓励气节作青年斗士的模范”。该剧也以其对历史人物的生动刻画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成为抗战时期著名的太平天国历史剧之一。
20世纪30年代太平天国历史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热门，研究著述层出不穷，太平天国研究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不完全统计，专门论述太平天国的专著多达数百种，涉及太平天国的制度、宗教、文物、妇女问题、艺术、重要人物研究等方面。广西地区关于太平天国人物事迹的论述亦多见于报端。在抗战前夕，仅南宁《民国日报》就发表了数十篇有关太平天国史事的文章。抗战时期，桂林各报刊也屡见针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争论，以针砭现实的文章，尤以评论洪秀全、石达开与李秀成等人居多。广西地方政府对于太平天国史研究也十分关注，先后支持出版了简又文、罗尔纲等太平天国史专家的相关研究著作。在《广西民族英雄事略》一书中，还综合论述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的广西籍民族英雄，为诸人表彰立传。通过文字的叙述与传播，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及其影响在民国时期得到了重新塑造，作为广西地区革命先烈的太平天国首义诸王形象渐入人心。
五 余论
除了太平天国的发源地广西地区，在太平天国早期活动的广东，尚有设立太平天国革命纪念委员会之动议，以“记录其言论，保存其遗物，作为纪念，以志不忘”。拟在花县及广州等地开展建造纪念建筑物，收集太平天国相关书籍、史迹、文件，陈列太平天国品物，刊行各种资料等，“使后之人备悉太平一代之事迹，永永不忘。遇有异族侵凌我国土，必群起而抵拒之”。1942年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等为纪念石达开大渡河蒙难亦建有翼王亭。该亭建于乐西公路四川石棉境内，为六柱六角单檐尖顶式，刻有对联和20多块石碑，于右任、白崇禧、韩孟钧等军政要员均有题刻，以诗文赞颂翼王功绩并怀其败亡。而在太平天国定都的江苏地区，无论是官方宣传还是民众意识，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均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褒扬的再塑造过程。据报载，1925年尚有“国人对于太平天国向所不齿”之说，而30年代之后民众思想有了很大转变，认定其为“革命”之辞屡见报端，甚至认为太平天国“打富济贫”，是饱含“社会主义的思潮”了！究其缘由，一方面因国民政府自上而下推行为太平天国正名的各项举措，另一方面由于“九一八”以后时局的变化，晚清时期太平天国抵御外侮的行为很自然地迎合了民众抗日救国的需要，进而影响和推动了社会群体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积极评价。
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广西地区的太平天国纪念活动形式多样，较为系统，且地方政府参与程度较高，通过分析可见明显的地方特色。究其缘由，乃因广西地区是太平天国的发端之地，洪杨革命失败深深鞭策着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集团。“洪秀全、杨秀清等率领3000多广西子弟兵出去，由湖南一直打到南京，建立太平天国，眼见要推翻清朝，光复汉族的旧业，后来一方面因为曾国藩、李鸿章等汉奸帮助满人，一方面因为太平天国内部韦昌辉、杨秀清等人自相残杀，才被湘军乘机击败，所以太平天国终归幻灭。”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在白崇禧看来，“从过去革命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今后我们固然要提倡武装自卫，同时还要提倡互助，求内部的精诚团结。然后才能够一致努力向我们的共同敌人斗争”。桂系首脑对于太平天国的特别关注及有意宣传，促进了地方政府对太平天国纪念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相对于30年代对太平天国的宣传与纪念在南京、上海等地的如火如荼，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文化环境的改变，上述地区各类纪念艺术活动均退出市场。广西地区则由于相对偏安，进而成为抗战精神的宣传前线。地方民众受此影响，亦对太平天国运动和“洪军”产生民族革命的自豪感。地方纪念活动通过从不同角度与层面对太平天国历史与经验教训的回顾总结，并将解析者的观点融入不同主题的叙事之中，从而达到对历史事件形象的纪念与重塑，既反映了广西地方政府的政治诉求，也有效整合了社会记忆与认同，起到激励与鼓舞民众积极抗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