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景与障碍因素

纵观历史，经过60多年的发展，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社会有了长足发展。就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既有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趋势，但也存在许多困难和制约因素。

一 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具有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景

西北民族地区的物质技术基础经过60多年的建设，建立了一系列各类产业的支撑体系，为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广泛应用农业生产技术，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农业在西北民族地区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逐年增大，工农业总产值的差距逐步缩小。2008年，西北民族地区的第一产业总产值达1430.97亿元，其增长速度仍高于全国的态势。究其原因，一是政府及农民家庭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逐年改善，基础设施得到加强；二是适用技术的推广普遍化，农用化肥、农药施用量、地膜使用量不断增加，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逐步扩大；三是通过微观组织创新推动农业发展的方法日益发挥着较大作用。尤其是在近几年的实践中，各地区认真研究和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特色农业不断兴起，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如青海的畜牧业、新疆的棉花产业、宁夏的枸杞产业等在农业经济中发挥着其他产业不可替代的作用；四是依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产品优质品率进一步提高。青海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之比达到58.4∶35.5∶6.1，整体经济效益回升。宁夏经济作物和畜牧业占整个农业的比重分别达到20.7%和33.9%。新疆特色经济作物已占总播种面积的50%，已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商品棉基地。凡此种种，对农业产值的贡献率逐年增大。

（二）工业投资热点增多，经济效益逐年提高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西部民族地区优惠政策的实施，各项措施的扶持和基础设施的大力建设，改善了西北民族地区的投资环境，自然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工业投资热点增多。皮革、毛纺、民族特需用品、建筑材料、采矿、冶炼、水电、医药等方面全面投资，形成了西北民族地区工业发展的一次高潮，培育了一批能拉动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的骨干企业，为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重点的西移，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对外开放、招商引资步伐的进一步加快，采矿、冶炼、水电、建材等重工业仍将是民族地区吸引内外资的重点；同时，随着农牧生产的发展和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高科技含量的农畜产品深加工工业、民族医药工业等轻工业领域也吸引着大量投资资金。2008年西北民族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工业企业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8135.83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6144.50亿元，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13.09%，而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86.91%。随着国内经济的活跃和经营管理的加强，这一发展趋势和成长结构在不断改善。

（三）旅游业已成为热门行业，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西北民族地区在旅游资源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自然景观方面，西北民族地区拥有大量壮美、奇特的风景，如高原湖泊、大漠戈壁、辽阔草原、江河源头，等等，这些资源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和复制的。在人文景观方面，西北民族地区多民族的社会文化结构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各少数民族在历史、宗教、服饰、居住、饮食、习俗等方面各有不同，从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相得益彰，具有强烈的感召力。通过对这些旅游资源的深入开发，可以形成历史文化观光、登山探险、民俗风情、原始生态观赏等独具魅力的特色旅游产业。目前在西北民族地区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1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9处，国家自然保护区33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5处。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加快，旅游基础设施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外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西北民族地区的旅游业显得异常的火爆，成为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又一增长极。

（四）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但仍需做更大努力

西北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也随着经济发展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78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结构是25.63%、54.18%和20.19%，到1990年调整为31.71%、36.58%和31.71%，到2008年这个结构调整为14.61%、49.46%和35.93%。从中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先提高后降低，第二产业先降低后提高，第三产业稳步增加。说明西北民族地区的工业获得了稳定发展，而第三产业得到高速发展，从整体上基本改变了工农业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缺乏活力的局面，这是西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成果。但是，现阶段的产业结构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类似，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还相差很大，仍需要做大量调整。

（五）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投资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基础产业得到改善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实施，西北民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乡镇集体和个体投资）完成5437.45亿元，比上年增长27.3%，投资的快速增长，对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拉动作用。与此同时，加快了投资结构调整的步伐，青海省积极改善投资结构，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和公用事业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投资力度，瓶颈制约明显缓解，城镇面貌焕然一新，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宁夏工业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城镇工业投资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06年，全区城镇工业完成投资209.7亿元，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的40.7%;2007年完成投资294.92亿元，占47.4%;2008年完成投资428.31亿元，占49.9%。不断增长的工业投资，为宁夏区工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上述投资趋势与力度，为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六）产业经济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发展方向因地而异

西北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自然地理环境各异，形成了富饶多样的物产资源；气候差异有别，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物种资源；各民族文化特点鲜明，形成了绚丽多姿的旅游资源。这种具有明显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的经济类型，使各地在生产力布局、经济战略部署时，选择了因地制宜，分类开发，建立具有民族和区域特色的经济发展方向。以独有资源构成了西北民族地区特色经济的元素，由于受特殊的地理、气候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西北民族地区形成了一大批其他地区所无法替代、仿造与迁移的独有资源。如青海湖等旅游景点构成了西北民族地区独有的旅游资源；南疆长绒棉、吐鲁番葡萄等轻工原料构成了西北地区独有的农林牧副资源；青海钾盐矿、宁夏石膏等构成了西北民族地区独有的矿产资源；新疆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构成了西北民族地区独有的能源资源；青海麝香、虫草等名贵药材构成了西北民族地区独有的医药业资源。应当说，尽管有些独有资源由于种种情况还难以形成比较大的经济优势，但从长远来看，西北民族地区独有资源对特色经济的支撑作用将是越来越显著的。在西北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中作为重点产业开发，呈现出较大的产业优势。

二 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起点低、效益差、后劲不足的障碍因素

尽管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来看，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有了较快发展。但是，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低，发展程度不一，自然条件严酷，经济文化观念落后。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一）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脆弱

复杂的自然条件是西北民族地区的一大特点，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脆弱的生态环境严重阻碍了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西北民族地区处在我国青藏高原和西北干旱区，海拔3000米以上。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达4000米左右，境内高山林立，冰川覆盖面达5.7万平方公里，湖泊众多，气候严寒，空气稀薄。因此，境内农田主要分布在山谷、河谷地带，多种植耐寒的青稞、冬小麦、豆类及油料作物，且耕地面积较少，产量低，平均亩产240斤。受干旱影响而形成的三大沙漠盆地，即塔里木盆地、准格尔盆地和柴达木盆地都在西北民族地区，面积约350多万平方公里，占西北民族地区总面积的56.7%。西北民族地区适宜作物生长的土地也较少。绝大部分民族地区至今仍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与种植业相比，草地资源还占有一定优势。西北民族地区的新疆、青海和甘肃三个省区的民族地区是我国的六大牧区之中的三个牧区，其天然草地居多。但是，草原牧区又多为高山草甸草原和亚高山草甸草原，雪灾、寒流和强降温等灾害性天气是影响草原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特别是草原牧业生产实行承包责任制后，使牧业生产组织改革成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畜牧业生产设施连同草场、牲畜一起能分的分配到家，不能分的如药浴池等弃置不用。牧业科技推广、畜产品加工等由于面对的是相隔千里，经营相当分散、稀疏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牧业生产方式而难以有效开展工作，而牧户家庭经营又由于受到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因素的制约，牧业现代化问题举步艰难，甚至与改革前相比确有倒退现象。其结果，草地严重沙化、牲畜品种退化、生态严重破坏、牧民生活质量难以有效提高。传统的“靠天养畜”局面还未得到根本改变。

丰富的矿产资源受自然地理和人的素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和生产技术的影响，始终成为资源开发的梗阻。因此，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再造河山仍是民族地区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此外，随着西北民族地区资源的不断开发，自然条件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也是制约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如植被破坏、荒漠化、水土流失等。这些环境恶化问题给工业、农牧业带来很大障碍，加剧了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落后，同时，也制约了西北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生产的发展。

（二）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制约着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发展

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是支撑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运行的基础部门，也是整个生产过程的“共同生产条件”。它决定着工业、农业、商业等部门直接进行生产活动的发展水平。因此，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越发达，该国或该地区的国民经济运行越顺畅有效，人民生活越便利，生活质量相对也较高。然而，基础设施建设大都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慢。所以，尽管西北民族地区依靠自身能力进行了大量的建设，但仅靠西北民族地区自身能力，很难建立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基础设施。因此，国家根据全国经济一体化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北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大力建设，使其面貌大有改善。但与全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很不相适。到2008年，西北民族地区铁路营业里程为7430.8公里，与全国的79687.3公里相比，仅占全国的9.32%。铁路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分别为4016万人和720.4亿人公里，而与全国的146193万人和7778.6亿人公里相差甚远。西北民族地区公路营业里程为329940公里，与全国相比，仅占17.64%。西北民族地区邮电业务总量达到924.67亿元，但仅占全国的9.25%。数字电视、移动通信、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西北民族地区起步较晚，发展滞后于全国及其他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使西北民族地区虽然有很高的开放热情，但难以引凤筑巢。

（三）民族教育落后，劳动者素质不高

民族教育是振兴民族经济的先导和基础，正因为如此，民族教育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是，民族教育在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表现出其落后的一面。首先，由于特定的民族传统文化前景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民族教育形成了重文轻理现象、导致人才结构和劳动者智力结构的不合理性，反映在实践上，则表现出青壮年劳动者技术形态的知识技能严重欠缺；其次，教育内容一刀切，“全国一面，万人一书”，违背了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对教育提出的不同要求，学生所学非用，用非所学；再次，教育体系为清一色的普通教育结构，缺乏各类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无法学到实践中实用的劳动技术。同时，西北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低，对于众多的少数民族学生，特别是双语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而言，内地的好多大中专院校进不了，而西北民族地区大中专院校的专业结构不仅单调，而且老化，不完全适应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和生活需要。这种教育模式，使西北民族地区急需的畜牧业、农业、工程技术、经济管理等方面的技术人才极度匮乏；就教育对农牧民群众的吸引力而言，虽然奉命追求的入学率很高，但辍学率也很高，缺乏教育对农牧民的吸引力，从而造成民族教育难以普及，劳动者素质低下的现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减弱。此外，尽管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人才，但这些人才绝大部分存留在行政事业单位，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有一部分人才流向发达地区。最终导致西北民族地区技术人才和技术力量不足或得不到有效利用，影响劳动生产的效率和经济发展。

（四）工商企业起步晚，基础薄，势力弱，效益低

少数民族地方的工商企业基本上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前，有的民族还处在浓厚的原始公社制阶段、有的民族处在奴隶制阶段、有的民族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有的民族处在封建地主制并有一定资本主义成分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改变落后的经济面貌，1953—1957年期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和工业产业移向民族地区的中心城市，使西北民族地区的工商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西北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静态不平衡差”[即某一时点上，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其计算方法为：（1-最小值/最大值）×100]出现了全面缩小的趋势。至1965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生铁产量比1952年增长61倍，原煤生产增长10倍，原油生产增长了19倍，发电量增长了40倍，木材生产量增长了2.7倍，纱和布分别增长了60倍和4.2倍，铁路、公路通车里程比1949年分别增长了1倍和10倍。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即“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时期，国家制定了大三线建设战略（包括云、贵、川、陕、甘、宁、青等省和地区的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建成了一批专门化程度高，外辐射能力强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行业，构成了我国民族地区的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现代工业基本框架，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西北民族地区的工商企业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发展，与东部地区的经济“静态不平衡差”进一步缩小。

但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在生产力布局的目标取向上发生了急剧变化，基本建设投资迅速向东倾斜，1981—1989年，全国基本建设累计投资9000多亿元，而用于西部的投资仅占16.3%，从而使东部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东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对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联动效用，反而使东部地区和西北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全面拉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实施和完善，当初依据计划经济和应付战争需要而建立的三线建设项目，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与当地经济发展互不关联，在当地形成了典型的工业领域内的“二元结构”。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国有经济成分过高，产业结构不合理；在资源、资金等方面出现了国有经济和地方经济相互争夺的负面效应；在管理和利润分配方面，也出现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结果管理体制呆板，资金活跃程度差，大量资金受到行政壁垒和特定使用价值的束缚，没有完全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预期的支撑作用。

近年来，国家虽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基本完成了对西北民族地区中央直属企业与机关脱钩的各项工作。国有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实物资产使用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调整。但是，受经济条件、技术条件和人力条件的限制，或无法转产，或无法调整经营结构，导致绝大部分仍处于亏损状态。

西北民族地区的私营企业、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由于原有基础十分薄弱，种类繁杂，数量众多，规模较小，设备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要求，加之流动资金、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严重缺乏，自然资源的开发力度低，尚未形成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大型企业，多数企业小打小闹，没有拳头产品，形不成气候，效益增长缓慢；且工商企业各自为政，没有联合集团作战势头，业主及职工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赶不上产品质量和企业发展的要求，思想观念陈旧，短期行为严重，信息等公共资源不能共享，缺乏创新能力和动力，发展步履艰难。

（五）地方财政困难，自我发展后劲不足

西北民族地区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牧业税和工商税。然而，农牧业由于自然条件严酷，产业化、市场化程度低，导致农业生产率和商品率都很低，从而所征纳的税收较少，2006年起又取消了农业税，使其财政收入来源又减少了一个渠道。工商企业由于规模小，缺少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效益低下，也难以形成较大的税源，再加上基础设施的制约，工、农、商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工、农、商业的落后，使西北民族地区的财政收不抵支。2008年，西北民族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由2000年的289.58亿元，增加到1373.61亿元，但财政支出由508.28亿元，增加到2715.99亿元，财政赤字由218.70亿元增加到1342.39亿元，赤字规模越来越大，这种财政状况很难实现扭亏增盈。因而，西北民族地区的建设投资需求虽然旺盛，但资金筹集十分困难。投资性支出主要靠国家财政补贴和外来投资，自我发展能力差。

（六）传统的民族文化观念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冲突

西北民族地区居民拥有传统深厚的文化积淀。由于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复杂性导致这种民族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制约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对经济发展有很多阻碍因素。其表现为多方面：首先，西北少数民族除伊斯兰教信众外，其他大多民族存在重农抑商、重义轻利思想，这种思想与传统的生产方式是相互联系的。传统文化思想对经商与贸易较为淡薄，更多注重自给自足与防患灾害。这种思想导致人们不愿意走出去做生意，更不愿意参与本地区商品市场贸易，这种观念束缚了西北民族地区较大贸易市场的发展。其次，西北民族地区存在小农经济意识。受农耕文化影响，西北民族地区还有一部分人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对生活期望不是很高，缺乏现代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一些民族地区在文化心理上比较保守，只讲求耕作不追求生产方式的转变。对子女教育只是农耕劳作培养，不注重教育和知识的培养。第三，西北民族地区存在依赖心理，缺乏自我发展意识。国家为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制定了诸多的照顾政策。照顾政策的长期实施，使其对这种政策扶持及政策优惠形成了惯性，一味依赖照顾政策，形成了难以摆脱的“等、靠、要”的依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