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他说：“没什么，我只是累了。”他看了看面前还没有完工的赤裸、肮脏的厨房地板，想吹两句牛。“我住旅馆已经住腻了。我想把这间厨房修好。过去我学过电工。我受过教育。”他说，“‘睡谷’。在你累了的时候这倒是个好名字。但是他们把‘谷’字写错了。”
“放我走吧，”安说，“你可以相信我。我什么都不说。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他凄惨地笑了笑：“相信你。我倒愿意这样做。等你进了城，你就会在报上看到我的名字，我的相貌特征，我穿着什么衣服，我多大年岁。我从来没偷过钞票，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告诉别人我要寻找的是谁。姓名：查尔—姆恩—德里；职业：骗子。一个胖子，戴着个绿宝石戒指……”
“啊，”她说，“我就是跟这样一个人同车来的。我不相信他有这个胆子……”
“哦，他只不过是个代理人，”莱文说，“但是如果我能找到他，我就能逼着他告诉我……”
“为什么你不自己到警察局去投案，把事情和他们说清楚呢？”
“你真会出主意。告诉他们是查姆里的朋友们把那个捷克老头儿干掉的。你太聪明了。”
“捷克老头儿？”她叫起来。这时雾气从这一带住房和受到创伤的田野上升起来，厨房的光线比刚才亮了一些。她说：“你说的是报纸上到处登着的那件事吗？”
“就是这件事。”他阴郁又骄傲地说。
“你知道是谁把他谋杀的？”
“像知道我自己那么清楚。”
“这件事跟查姆里也有关系……那是不是说，现在人们想的都错了？”
“这些报纸对这件事什么都不知道。应该相信的事他们却不相信。”
“这件事你知道，查姆里也知道。这么一说，如果你能找到查姆里，就根本打不起仗来了。”
“打仗不打仗才不关我的事呢。我要弄清楚的是谁把我暗算了。我要报仇。”莱文解释说。他一边用手捂着嘴唇，一边抬起头来看着地板另一边的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又年轻又娇艳，非常可爱，可是他却像囚在铁笼里满身疮疖的癞狗看着栏杆外面一只养得干净、喂得肥壮的母狗一样，丝毫也没有什么兴趣。“打一场大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战争会叫人们睁开眼睛，会给他们尝尝自己种的苦果。这我知道。对我来说，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他摸了摸他的手枪。“我现在伤脑筋的是拿你怎么办，怎样才能叫你安安静静地待二十四小时。”
她低声说：“你不会把我打死吧？”
“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他说，“让我再想一想。”
“可是我是要站在你这边的。”她一边哀求他，一边四处搜寻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他扔去。她在想办法逃命。
“谁也不会站在我这边，”莱文说，“这我早就懂得了。甚至连一个专门给人打胎的医生……你知道，我长得太丑了。我不想装成你们那些漂漂亮亮的人。但是我受过教育。我什么事都看得很透。”他又很快地说，“我不该浪费时间了，我应该立刻办自己的事。”
“你准备怎样做？”她一边说，一边从地上站起来。
“哦，”他用失望的语调说，“你又害怕了。你不害怕的时候倒是挺不错的。”他站在厨房的另一头，用手枪比着她的胸脯，像哀求似的对她说，“用不着害怕。我的嘴唇……”
“你的嘴唇是什么样子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她气急败坏地说，“你的样子并不丑。你应该有个女朋友。有了女朋友，你就不会老惦记着你的嘴唇了。”
他摇了摇头。“你这样说是因为你害怕了。你这样是不能从我手里逃开的。你碰上了我，算是倒霉了。你不该这么怕死。要是打起仗来，反正我们也得死。死来得很突然，快极了，不会叫你受罪的。”他说。他又想起了那个老人的被打碎的头颅——死就像这样，不比打碎一个鸡蛋更困难。
她低声说：“你要开枪打死我吗？”
“啊，不，不，”他竭力安慰她说，“转过身，到门那边去。咱们去找一间屋子，我可以把你锁在里面，过几个钟头。”他的眼睛盯住她的脊背，他想干净利落地一枪把她打死，不想叫她受罪。
她说：“你这人并不坏。如果咱们不是这样碰在一起，说不定会交上朋友的。如果这是舞台门的话。你在舞台门口找过女孩子吗？”
“我？”他说，“没有。她们连看都不会看我的。”
“你长得并不丑。”她说，“我宁愿你有这样的嘴唇也不愿意你的耳朵像花椰菜似的。那些人还以为自己多么威武呢！那些人穿着裤衩打拳的时候，女孩子简直都发狂了，可是一穿上宴会礼服，样子就可笑极了。”莱文想：如果我在这儿把她打死，随便哪个人从窗户外边走过都看得见她的尸体。不，我要在楼上一间浴室里把她打死。他又对女孩子说：“走，再往前走。”
她说：“今天下午你就把我放了吧，我求求你。要是我不到剧场去，我的工作就丢了。”
他们走到外面那间明亮的小客厅里，客厅还发散着油漆味。她说：“我可以给你弄一张戏票。”
“走，”他说，“上楼去。”
“这出戏值得一看。阿尔弗雷德·布利克扮演团琪寡妇[2]。”楼梯口通向三扇门，一扇门是框格毛玻璃的。“打开这扇门，”他说，“进去。”他决定，她一迈进门槛，马上从背上打一枪。这样，他只要把门一关，就不会有人看到她了。在他的记忆中又出现了一个苍老、低微的声音，那声音隔着一扇关闭的门无限痛苦地哼叫着。但是莱文从不为记忆所苦。死人的事他已经司空见惯了。在这个寂寥寒冷的世界里，居然那么害怕死，真是太愚蠢了。他嘶哑着嗓子说：“你高兴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啊，我不喜欢这份工作。”她说，“但是它不会继续很久的。你想会不会有人愿意同我结婚？我希望的是这件事。”
他压低了喉咙说：“进去。往窗外看一看。”他的手指摸着枪的扳机。她顺从地向前走去。他把枪举起来，手一点儿也不颤抖。他对自己说：她什么也不会感到的。死并不是她该害怕的事。她已经把手提包从胳膊下面拿了出来，他注意到这只提包的式样非常新奇：一边是一个拧成螺旋形的玻璃圈，中间镶着两个电镀字母A.C.，她正准备化一下妆。
就在这个时候，楼下房门发出了合上的响声，一个声音说：“请原谅我，这么早就麻烦您到这里来。我要去上班，下班非常晚……”
“没关系，没关系，格雷夫斯先生。您看，这幢小房子是不是非常舒服？”
在安回过头来的时候，莱文把枪放了下来。安呼吸急促地低声对他说：“快进来。”他照她的话做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安喊叫起来，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向她开枪的。她看见他手中的枪，对他说：“快把它收起来。你拿着枪只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莱文说：“你的行李还在厨房里呢。”
“我知道。他们是从正门进来的。”
“煤气和电都接通了。”一个声音说，“只要交十镑钱，把名字往表上一填，您就可以把家具运来了。”
另一个声音说：“当然了，我还要考虑一下。”这人的声音规规矩矩，想象得出：说话的人一定戴着夹鼻眼镜，系着硬领，生着一头亚麻色的稀疏头发。
听得到两个说话的人穿过客厅，往楼上走来。房产公司的代理人一边走一边不住口地讲话。莱文说：“我打死你，你要是敢……”
“别出声。”安说，“别说话。听我说，那些钞票在你身上吗？给我两张。”莱文有一点儿犹豫，她着急地在他耳边说：“咱们得冒一个险。”房产公司代理人和格雷夫斯先生这时已经走进最好的一间卧室去了。“你看看吧，格雷夫斯先生，”房产公司的人正在说，“用的是带花纹的棉布。”
“墙壁隔音吗？”
“特制的隔音板。关上门。”门关上了，代理人的声音小了一些，但是仍然听得清清楚楚，“屋子里讲话，外面过道上一点儿也听不见。这些房子是专门为携家带口的人设计建造的。”
“现在我想去看看浴室。”格雷夫斯先生说。
“别动。”莱文威胁她说。
“好了，把枪收起来，”安说，“别乱来。”她把身后的浴室门关上，走到卧室前边。卧室的门打开了，代理人满脸殷勤地对安说：“哎呀，哎呀，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这种对女人讲话的油腔滑调在诺维治的所有酒吧都可以听得到。
“我路过这里，”安说，“看到门没有上锁就进来了。我本来预备去找你的，没想到你这么早就来了。”
“随时乐于为您服务。”房产公司代理人说。
“我想买这幢房子。”
“请您等一等。”格雷夫斯先生说。格雷夫斯先生穿着一身黑色西服，满色苍白，脾气暴躁；看到他就会联想到睡眠不足、酸臭的小屋子和一大群小崽子。“您这样可不成。这幢房子我现在正在看呢。”
“我丈夫叫我来把房子买下。”
“我先来的。”
“您买下了吗？”
“我得先看一下，是不是？”
“给你，”安把手里的两张钞票亮出来，“我现在只要在……”
“在这张表格上的虚线上签上名字。”代理人说。
“再给我一点儿时间，”格雷夫斯先生说，“我挺喜欢这所房子。”他走到窗户前边，“我喜欢窗外的景物。”他的一张苍白的脸凝视着外面坑坑洼洼的地面；在逐渐消失的雾气下，这片地一直延伸到远处一座座炉碴堆成的小山前边。“这地方真安静，”格雷夫斯先生说，“这对我的孩子和妻子健康大有好处。”
“真是对不起，”安说，“可是我已经准备付款、签字了。”
“您的证明文件呢？”代理人说。
“我下午拿来。”
“我带您去看另外一幢房子吧，格雷夫斯先生。”代理人打了一个嗝，连忙道歉说，“我不习惯在吃早饭以前做生意。”
“我不看。”格雷夫斯先生说，“如果我买不到这一幢我就不买了。”他面色苍白、怒气冲冲地站在这所“睡谷”最好的一间卧室里，他在向命运挑战，他多年的痛苦经验告诉他，不管他提出什么挑战，命运总是接受的。
“那可没法子，”代理人说，“您买不了这幢房子。总有个先来后到呀。”
格雷夫斯先生说了声“再见”，便带着他那叫人感到可怜的、心胸狭隘的骄傲走下楼去。他至少可以为一件事感到骄傲：即使他对真正想要的东西总是晚了一步，他也是绝对不肯将就凑合的。
“我同你一起到公司去，”安说，“马上就去。”她挎着代理人的胳膊，回头看了一眼浴室——那里面还站着那个手里拿着一把手枪的阴沉的倒霉鬼，便走下楼去。室外非常寒冷、雾气迷蒙，但是她却觉得像夏日一样晴朗、舒适，因为她已经得救了。
四
“阿拉丁到了北京，
他说什么呀？”
于是一长排人都拖着脚摇摆着身体一起唱起来：“请、请。”她们都弯着腰，一边唱一边拍打着膝盖，虽然累得要命，却个个装得神采奕奕的样子，她们已经排练了五个钟头了。
“不成，不成。一点儿精神也没有。重新来。”
“阿拉丁到了北京……”
“到现在为止，你们有多少人已经给累垮了？”安一边小声问，一边唱着“请、请”。
“哦，有半打了。”
“我真高兴，我是最后到的。这玩意儿连着排两个星期可真受不了。饶了我吧。”
“你们能不能演得有点儿艺术性？”舞台监督央求演员们说，“表现出一点儿自豪感。这不仅仅是个圣诞节童话剧呀。”
“阿拉丁到了北京……”
“你的样子已经精疲力竭了。”安说。
“你也不比我好多少。”
“这地方办什么事都挺快。”
“再来一次，姑娘们，下面咱们就转到梅迪欧小姐那场去了。”
“阿拉丁到了北京……
他说什么呀？”
“你在这儿住上一个礼拜就不会这么说了。”
梅迪欧小姐侧身坐在前排椅子上，两条腿搭在旁边的座位上。她穿着花呢衣服，带着一股高尔夫球、松鸡和荒野夹杂的味儿。她的真名叫宾斯，父亲是弗尔德海文勋爵。她用听着极不自然的文雅语调对阿尔弗雷德·布利克说：“我说了，我不想演。”
“坐在后排的那个人是谁？”安小声问道。这人在后边模模糊糊的，她看不清楚。
“我不知道，从没来过。我想大概是个捐款支持演出的人，想饱饱眼福。”她开始模仿起这个假想中的人物来：“考里尔先生，您介绍我认识认识这些小姐们好不好？我要好好感谢感谢她们这么卖劲儿，使得这次演出获得成功。您肯不肯赏光同我去吃一顿饭，小姐？”
“别说话，鲁比，精神集中点儿。”考里尔先生说。
“阿拉丁到了北京，
他说什么呀？”
“好了，这次成了。”
“对不起，考里尔先生，”鲁比说，“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好了，梅迪欧小姐，现在该轮到您和布利克先生的一场了。好了，你要问我什么？”
“我要问，阿拉丁说的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