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为求新知，忍痛离乡(2)
白驹过隙，傅斯年三年的预科生涯，在努力地学习和各种校内活动中画上句号。1916年夏，傅斯年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起初，他觉得“国学”（即后来的中国文学系）是学习的根本，能收获更多知识，故此而选，主攻传统国学文化。
傅斯年进入本科后，便开始着重学习各种古文经学，特别好读章太炎的作品。章太炎是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他不满于清朝的腐朽统治，反对“以孔教为国故”，并对袁世凯复辟深恶痛绝。是时，北大文科有许多老师都是他的学生，对其理论颇加推广，这也成为傅斯年选择国学门的一个原因。
傅斯年从预科时便开始追随章太炎，赞同他的“反孔教会”言论。升入本科后，他常随身带着一本章太炎的作品，随时阅读，即使在其他学科的课堂上，若觉得老师所讲之处不足以吸引他，也会拿出章太炎的书一边读，一边在空白处写下自己的理解和心得，同时以红笔批注出重点语句。
傅斯年有此“怪癖”，自然引得其他任课老师关注。有一节历史课上，老师见他一直低头看书，便不时将视线落到他身上，以作提醒，可傅斯年仍我行我素，毫不顾忌。
优秀的学生，在老师眼里常能获“特权”。对于傅斯年的我行我素，老师们并无过多干涉，毕竟他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且曾以平均94.6分的高分名列班级第一名。章太炎的学生们见傅斯年如此出类拔萃，都深感欣喜，他们努力培养傅斯年，希望他能继承章氏学统，成为推广章氏学说的传人。傅斯年也的确不负众望，很快成为章太炎的学生黄侃的得意门生。
那时，傅斯年的博学甚至超过了一些老师。据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讲述，傅斯年在北大就读期间，校内有一位教授名为朱蓬仙，负责讲授《文心雕龙》。朱教授也是章太炎的学生之一，可他对自己所教的课并不擅长，有时还会出现些许错误。学生们对此很无奈，却又没有办法为其指出。
傅斯年不比一般学生，他的鲜明个性及对待学术的认真，令其总能一语中的。当时，一位同学从朱教授那里借出讲义的全稿交给傅斯年。傅斯年一边翻阅，一边画出其中的错误并进行修改。仅用了一晚，他就看完了全部讲义，并将出现的三十几条错误一一改正了过来。
改好后，全班同学集体在讲义上签了名，然后将讲义送到了校长那里。校长一看这些修改，便知执笔之人造诣极深，他不相信这些出于学生之手，担心是其他教授指使学生所为，便对签名的学生们进行突然袭击，请他们去校长室进行问话。
同学们害怕被校长问到时露出马脚，又不想傅斯年一人承担擅改教授讲义的责任，便每人分了几条，牢牢记住，待校长提问时只说自己负责了这几条便是。此事告一段落，没有一人受到责备，这门功课也得到了调整。
傅斯年擅自修改了教授的讲义，并不是为了自显才学，而是出于对学术的责任心。其时，傅斯年已初步展现出狂放不羁、为求真理不怕得罪任何人的性格。这种性格在时间的雕刻下棱角鲜明，渐成为其独有的气质。
3.同窗挚友，和而不同
少年气盛，同窗情深。人们常说学生时代的情谊最为真切、深厚，最能在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此话不疑。傅斯年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涯中，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者，他们陪伴他走过了最有朝气的岁月，且时不时搅动着体内最澎湃的热血。
举凡志同道合者，皆不论家私、背景，只在乎品格、志趣。傅斯年在北大所交的好友中，顾颉刚是一个不得不提之人。顾颉刚是江苏人，从小热爱文学，进入北大预科后对戏剧产生兴趣，并沉迷其中。他与傅斯年在文学方面兴趣相投，对当代时局和历史问题的看法一致，两人相识不久后便成莫逆之交。
此外，两人的成长环境虽不同，但家世背景相似，且都自小经历过丧亲之痛，由祖父母抚养成人。
顾颉刚也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家族曾被康熙皇帝赐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相比傅斯年，顾颉刚的古文基础略逊一筹，可这并不妨碍二人相处，而他也对古文古史怀有更浓烈的情感。
读私塾时，顾颉刚因天资不够聪颖，吸收知识的能力略差，时常被老师和母亲责骂、体罚。顾颉刚的父亲也常年在外，可他的母亲过于苛刻，不容其犯一点错误，令顾颉刚畏惧不已。
母亲过世后，顾颉刚便与祖母相伴。祖母也是一个严厉之人，以致顾颉刚的童年充满了打骂和斥责，这多少让他对这个世界产生了一丝恐惧，思想中并存两种全然相反的极端性格。多数情况下，他为人温和、平易近人，而一旦触及自尊，或触碰了底线，他就会突然坚决起来，语气尖锐。
大学生活让顾颉刚如沐春风。在这期间，他流露出大多江南人特有的温润、矜持，傅斯年则不同，显出的是谁也不服的火爆脾气。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可二人相处甚欢。顾颉刚每每面对傅斯年时而冒出的火爆脾气和尖锐词语，往往淡然一笑，尽量忍让，但有时，也会孤独而自负，此可谓好友相处之真性情流露。
不同于今时大学校园里，学生们常成群结伴，一起吃饭、学习、游玩。当时的北大校园中，同学之间鲜有接触，即使同住一间宿舍，彼此之间少有交流，平日里吃饭、去图书馆、散步等，都是各行其是。在当时那种环境里，傅斯年与顾颉刚的关系能那般亲密，实在难得。
预科期间，傅斯年知晓章太炎的“反孔教会”论后，希望能在《劝学》上发表一篇与章太炎思想相关的、批判“孔教会”的文章。他找到顾颉刚，表其意图，顾颉刚略作沉思，便挥笔写下了《丧文论》一文，在文中指出当时担任“孔教会”会长的康有为那种“复古尊孔”思想是错误的，并对“孔教会”大力指责、批判。傅斯年读过《丧文论》后，连连叫好，称赞顾颉刚的这篇文章“可与章太炎的《驳建立孔教议》相媲美”。
顾颉刚面对傅斯年的夸奖连连自谦，说自己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傅斯年不表赞同，并与顾颉刚大谈当时文学界所具的毛病。在傅斯年看来，文言文并非没有优点，但它已是一种死去的语言，想要人进步，社会进步，必须大力推行白话文，只有白话文才能更清晰简明地传达意思。
傅斯年称，自古以来，中国文学最大的毛病是“面积唯求，深度却非常浅薄”，过于注重词句的排列形式和辞藻堆砌，而忽略了对内在层次的强化。他认为，西方的文法、词法、句法等非常值得中国人学习，顾颉刚对傅斯年的观点啧啧称赞，对其佩服之情更甚。
1917年，蔡元培回国后任北大校长，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长、刘师培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讲师，之后又聘请了胡适、李大钊、刘文典等人入校教书，同时宣布，学生们可以随意听课，无论是本校学生、外校学生还是其他人员，只要在布告栏上看到感兴趣的课，就可以在指定时间去听。如此，北大校园内立刻呈现出一派新气象，有些教室里往往门庭若市，晚去的学生只好站在走廊里侧耳。
顾颉刚与傅斯年住在一个宿舍，所学专业却不同。顾颉刚选的是哲学系，一次，他在上新来的教授胡适的课时，见其讲课方式十分新颖，却不被学生们所接受，颇有担忧。当时，蔡元培规定，若哪一位教授不受学生欢迎，学生可集体提议，罢免这位老师。顾颉刚知道，凭借傅斯年在学生中的地位，只要他“才口一开”，学生们就不会继续与胡适作对，思及此，他决定叫上傅斯年一同去听课。
一日，傅斯年走进教室，看到满屋子都是学生，可这些学生却不全是来认真听课的。一些学生专门捣蛋，只要老师一开口，便在下面起哄，欲把胡适气走。再看站在讲台上的胡适，没有丝毫尴尬或犹豫，一副不急不缓的样子，面露微笑。傅斯年第一次见胡适，他看胡适如此年轻，却能淡定从容地面对挑刺的学生们，心中不由生出一番钦佩之意。
可以说，顾颉刚无意之间成了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媒人”，而傅斯年又一不小心成了胡适的“恩人”。
听罢胡适的课，傅斯年深感其学。他觉得胡适授课思路清晰，头脑灵活，且能以新颖的方式授课，将新的见解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足见其绝对是一名非常称职的教师。还有一个细节不能马虎，胡适虽留过洋，全身上下却无一丝奢华，也未曾有留洋之人那些令人不舒服的毛病，诸般点滴，都让傅斯年对胡适产生了好感。
傅斯年曾因被爱才惜才者看中，他又怎不知怀才不遇之苦？
如此，有了傅斯年的肯定，那些在课上起哄捣乱的学生们安静了下来，他们虽不认可胡适，却都认可傅斯年，于是一改之前的恶劣态度，安心听课，竟然也从胡适的课中觅得了前所未有的兴趣和欢愉，对这位年轻教授的喜爱之心日甚。
在那之后，傅斯年又接连听了几堂胡适的课，对他的认可和崇敬之情愈浓，不过他并不是一个喜好夸耀的人，所以从未对胡适提及此事。胡适虽曾诧异过学生们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变得乖巧，却从不得知其中原因，更不知自己能留下完全是傅斯年的功劳。直到多年后，胡适终于寻得根由，遂对傅斯年心存感激，且对这名学生的“为善不欲人知”的行为表示钦佩。
顾颉刚邀请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也并无太多想法，一是觉得这课讲得确实值得听，二是想知道傅斯年对胡适授课的看法。他万万料想不到，自己一时的无意之举，竟让好友成了胡适的忠实拥护者和保护者。
听过胡适的课，也与胡适有过几次交谈后，傅斯年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胡适在国学方面不如傅斯年，但其所展现出的新思想、新觉悟，却是傅斯年不得见的，后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令其对传统文化生了一些质疑。
接触过胡适的先进思想后，傅斯年开始觉悟，传统国学并不能真正让人开阔眼界、认识世界，它们可以作为学习初期的垫脚石，却不能作为建筑文化世界的全部材料。
如果说，胡适是带领傅斯年走入新文化的领路人，那么顾颉刚就是把傅斯年送到胡适身边的赶车人。在这一方面，傅斯年对顾颉刚心存感激。然而，虽然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傅斯年与顾颉刚却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看法一致。在针对知识和政治的重要性进行讨论时，两人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顾颉刚认为，知识的力量大于政治，傅斯年则恰好相反。或许，这种对政治和知识所占地位的不同看法，决定了他们二人日后关系的破裂。
大学期间的顾颉刚与傅斯年就像两只刺猬，彼此关系亲密，却又不能靠得太近。他们对彼此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无奈根本追求不同，最后还是分道扬镳。可尽管如此，他们一起经历的那些事，都是他们人生中不可抹去的回忆，也都是他们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
傅斯年在北大还结识了许多同窗好友，如周炳琳、徐彦之、袁同礼、毛子水、沈雁冰等。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在后期与他一起参加了新文化运动，成了与他并列一个战壕的伙伴；一些人与他共同创办了《新潮》，号召文学革命；一些人在他的邀请下与他回到北京大学，教书育人；一些人在他研究史语期间给予了他莫大的支持和帮助；一些人在他任职台湾大学时毅然接受他的邀请，与他并肩从事教育事业……
4.恩师授业，得益终生
岁月变迁，世事难料。谁也未曾想到，那个一心追随章太炎的傅斯年，那个视国学为知识之根本的傅斯年，那个被所有章氏门生视为衣钵传人的傅斯年，会在不久后的某一天，转变为不再推崇章氏学说之人。
傅斯年的同学毛子水说：“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性卓荤，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与其说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这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
追根溯源，这一切都源自蔡元培就任了北京大学的校长。
蔡元培少年时博览群书，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方学说，曾先后两次出国留学。在国内，他曾担任过中国教育会的事务长、爱国女校及爱国学社的总理、光复会的会长、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他便主张废除旧式学习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后因袁世凯企图复辟，辞职离开。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这之前，全国的大学校园中仍然一派旧时的文化氛围：一些教师到这里教书，为的是有朝一日从政为官；还有一些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他们扬扬自得地在学校里招摇过市，一旦有学生向他们请教问题，则一副为难嘴脸，简单搪塞几句或提前躲开。至于学校里的学生，有不少都是官僚子弟或纨绔之徒，平日不用功读书，吃喝玩乐却一样不差，只等着毕业后当官敛财。
这样的现状与蔡元培的就认初衷显然背道而驰。他旨在将北京大学打造成为培养国家高级人才的学府，而不是供官僚子弟混文凭的场所。他在就职后第一次演说中指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故此上任之后，他首先改变的是学校中的文化氛围。他先聘请了两位大师级人物，分别是学识渊博且善于灵活授课的刘师培和主张“为学务精”和“宏通严谨”的黄侃。他认为，校内真正将心思用在教书上的老师太少了，既然请，就一定要请真正有学问、会教学、能变通的。
在聘请教师时，他提倡海纳百川，无论保皇分子或思想激进人士，独善其身之人或随波逐流之人，只要有真才实学，对学生有好处，皆能入校施展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