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为求新知，忍痛离乡(3)

文学院和法学院坐落之处的前身，是清朝的一所公主府，远远望去，仿佛还能闻到清朝遗留下来的陈腐气息。学生们整日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难以从旧思想、旧文化中脱离出来。为了从环境上“破冰”，蔡元培在校园里建起了一座红楼，作为文科教室和图书馆。楼上还安了一座大钟，每天上课和下课时，洪亮的钟声都会响起，久久回荡在校园师生的耳畔。

蔡元培新思新举，让校园大改模样。此时傅斯年已在北京大学，他这个后世名震寰宇的“傅大炮”，最后与蔡元培师生情厚，这倒叫人惊诧了。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有一位官僚模样的同学时常做些令人厌恶之事，日子久了，许多同学都对他心有不满。终于有一天，另一位同学因忍无可忍，在宿舍的墙上贴了一张“讨伐”告示，随后，其他同学纷纷跟帖效仿，不出两天，各种“讨伐”帖便将整整一面墙都占据了。

傅斯年也发了一封匿名帖，字里行间透着对该同学的讽刺，这帖子一出便引起轰动，所有人对此帖子的内容、水平交口称赞，傅斯年心中甚喜。

蔡元培得知此事后，特意在大会上指出，同学之间，若发现某人有错，可悉心规劝，规劝不成，还可告与学校，不应做出发匿名帖这种失品德之事。虽然反对这样做，可他并未追究参与匿名帖的学生的责任，只希望他们日后不要再做。傅斯年在堂下听了，不由得心生羞愧，想起自小接受儒家教育，被教导要“正心”、“诚意”、“不欺暗室”，如今却做出这样的混事，实在是小人之举，其后终不再犯。这也是蔡元培与傅斯年第一次精神层面的交流，只是两人皆不知。但很快，他们就有了实质性接触。

蔡元培学识渊博、见闻开阔，更重视对学生的培养。入校不久后，他便从其他同学和老师口中听说，有一个名叫傅斯年的学生很特别，学习成绩优异，思想先进，反对旧式教育和制度，在学生中颇有威信。

起初，蔡元培的心思在学校建设上，没有与傅斯年有太多接触。朱教授讲义一事，因学生们将责任分担下来，他仍没机会亲自与傅斯年打交道。然而，注定相逢便绝不会错过。

蔡元培真正与傅斯年建立联系，是在傅斯年写了《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之后。这是一篇与大学分科有关的文章，傅斯年在文中提出“自然科学联系更为密切”，并建议将哲学划入理科。蔡元培读过之后，认为这位学生的见解独特、学识丰富，特别是傅斯年引用了西方的一些例子为论证，让他感到这位学生不是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若加以打造，必然成才。

蔡元培将傅斯年这篇文章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上，并为此文加了一条按语，按语中表明了他赞同哲学不应属于文科的观点，但也不认为哲学应属于理科。在他看来，应该破除文理分科的限制，将所有科目都归为大学学科，这样方才恰当。

从此，蔡元培开始了与傅斯年的师生缘。他总是能发现傅斯年身上的闪光之处，对他进行正面引导和鼓励，傅斯年也非常尊重这位老师，在其影响下有了献身学术的想法、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兴趣，以及发现政治中的黑暗面并予以批判的习惯。

大学期间，另一位对傅斯年影响至深的老师便是胡适。

胡适是一个博学之人，一生对哲学、史学、教育学、红学等学科都有研究。1910年，他去美国留学，由此接触到了杜威式的实验主义哲学，之后，他便将这一哲学理念视为一生的坚持。

回国后，胡适受蔡元培邀请进入北京大学教书，在授课的过程中，他也将他所崇尚的哲学理念传递给了他的学生们，许多学生受到他的影响，思想变得越来越活跃，开始喜欢从实验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整个学校也呈现出了一派新气象。

胡适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他声音浑厚，吐字温和却字字都带有力量，让听的人不由自主地被他所吸引，并对他所说的事情产生一定的认同感。在北京大学授课时，他用清晰有条理的语言，将想要传递给学生们的东西一一表述出来，学生听罢总有一种如沐春风之感。此足见其授课方式的特别。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没想到这篇文章一经刊登，就在国内掀起巨浪。之后，他又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提出只有白话文才能带活中国的文学。

在胡适的带动下，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开始从“之乎者也”转向用白话文写文章；他们不再“死读书，读死书”，而是开始对社会时事产生关注，校园中涌起一股谈论国内外时事的热潮，这让本就对时事政治感兴趣的傅斯年更加钦佩这位老师。

当时的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已有百花齐放的局面，老师之间常因学术意见等不同发生辩论，争得不可开交。北京大学的老师中包括一些坚持传统的“守旧派”和提倡革新的“革新派”，也同样会因各自所坚持的文化产生冲突，其中冲突最大的两人即是胡适与黄侃。傅斯年也偶尔会凑热闹，加入辩论，他每次都会细心聆听老师们的言论，再用自己的认识表达支持或反对的观点。

黄侃是章太炎的学生，对章太炎恭敬之心可想而知。傅斯年在认识胡适之前，一直是黄侃的得意门生，他一心向学，黄侃也对傅斯年格外精心栽培。

对于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黄侃是极其反对的，他始终认为文言文才是正统学问，故而每次上课前都会大骂胡适一番，希望同学们不要被胡适所影响，专心学好文言文。即使如此，听他课的学生人数仍在一天天减少，连他曾最为器重的学生傅斯年都被胡适的言论所征服，毅然站到自己的对立阵营，这让黄侃大为恼火。

胡适虽然学历高，又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可身上没有一点架子。胡适年长傅斯年仅5岁，深感傅斯年国学基础之扎实，有时还会向傅斯年请教，令其受宠若惊。傅斯年与胡适的关系日益交好，以至熟悉傅斯年的人都知道，在傅斯年面前，可对他本人或思想进行指责或批判，却千万不能指责批判胡适，否则必遭怒斥。

自从在顾颉刚的推荐下认识了胡适，并在课堂上对胡适“试探”后，傅斯年便认定胡适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开始接受他的哲学思想，两人的关系也因此一天比一天密切。

蔡元培对校园的“打开”和对文化的“包容”，为傅斯年提供了一个解放思想的有利环境，胡适则将傅斯年从传统国学阵营带进新文化阵营，让其进一步体会到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从此，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便在傅斯年的头脑中扎了根。

5.文学革命，自由青年

花开花落间，季节交替；日升日落间，除旧迎新。当傅斯年那批民国大师级的人物越发成熟时，他们便让身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学年更迭，北京大学的校园里新人增补，整个校园氛围也与从前大相径庭，再难听到清一色陈腐守旧的授课，也难见一出校园就直奔“八大胡同”的老师，更无成天聚集在一起、只知闲侃日后谁登仕途、谁敛巨富的学生。因为蔡元培的功劳，北京大学的校园干净了、积极了、健康了、民主了，学术氛围更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