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为求新知，忍痛离乡(1)

1.远行之途，忘年之友

傅斯年离开家乡的那天，冷风夹着雪花呼呼地吹着，天气的寒冷没能挡住他对求学的热切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是时，东昌府还没有通汽车，想要出城只能靠步行或乘坐人力车，傅斯年的祖父母已步履蹒跚，不便出行，无法亲自陪他出城，他们只得在傅斯年离家前一次又一次嘱咐他要好好学习，不舍之情，难以言表。

再多的不舍依然要别离，13岁的傅斯年带好了行李，坐上了独轮车离开了家。他的身后只有一名车夫和要带他去天津的侯延塽。一路上，傅斯年沉默不语，静静地坐在独轮车上，守着他并不多的行李，听着独轮车发出的吱吱声响，心里的感触有些复杂。对于去天津求学这件事，他本人是期望的、兴奋的，可要离开生活了13年的故土，离开最亲爱的家人，他又怎能忍住因留恋而生的不舍之情？他知道，以后再不能陪伴在祖父母和母亲身边，生活中遇到的一切杂乱无章之事，都要自己一个人慢慢消化了。

天津，原意是天子经过的渡口，由此可见其在古代的地位。天津是座沿海城市，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它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北方城市之一。唐朝年间，天津成为重要的水陆码头，南来北往的商品都要经过此处。

元朝至明朝年间，天津又曾几度成为军事重地。明清年间，天津是著名的通商口岸，经济的迅速发展吸引了许多外地人，为了保证这些人能受到教育，政府在天津开设了一些书院，推进了教育业的发展。

1901～1911年之间，天津开始施行新式教育，提倡“中学为体”和“西学为用”，从国外引进了许多科学技术和新知识，许多私塾也渐渐被新式学堂所取代。

这样一座夹带历史兴衰的城市，对傅斯年而言是陌生的。以前，他只在一些跑买卖的人口中听说过有关这个城市的琐事，他们口中的天津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大城市，有许多他在东昌府不曾见过的东西，比如电灯、电话、汽车、高楼……那里的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也与他所接受的不同，他们从小就有机会学习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新奇的学科，甚至还有由英国人教授的纯正英语，就连他们穿的衣服都不是传统的布衣，而是平整的制服。

傅斯年在东昌府的私塾中学到了许多传统的文化和文学，这些知识为他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基础和传统文化基础，却早已不能满足他日渐增长的求知欲。此次抵达天津，他这个思想如脱缰野马的“学霸”，似乎更有大展拳脚之地了。

此前，侯延塽曾告诉过他，到了天津，能学到很多新知识，多数知识都从西方引进，这让他心中充满了幻想和期待。他迫切地希望自己也能早日和城市里的那些孩子一样，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童年时代经历的不幸让傅斯年有一些早熟，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一想到自己将要踏入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接触一片完全陌生的领域，以及一群完全陌生的人，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刚踏上天津这片土地，他就看到各式各样的西洋风格的建筑及街上各种模样的洋人，这让他觉得既新鲜又好奇。

初到天津，傅斯年先受到了他祖父的一名学生的照顾，之后便一直跟随英敛之。自从6年前第一次与傅斯年相识，英敛之便一直对这个孩子疼爱有加，他知道傅斯年的天分，真心希望他能接受到进一步的教育。傅斯年来到天津后，英敛之很佩服他为了学习敢于离开家的勇气，毕竟对于出生于一座小城市的一个13岁男孩来说，离家求学很显然与年龄不相称。

英敛之也了解傅斯年家中的困难，所以傅斯年到达天津后不久，他便将傅斯年接到自己的家中照料。

英敛之的房子位于英租界，是一座三层小别墅，在当时，这样的洋房并不常见，只有外国的租界里才能看到，而能住得起这样别墅的人家境也都不一般。许多洋人和显贵都住在这里，故这住处无论室外还是室内的环境，都百里挑一。傅斯年的房间面积不足9平方米，但已经能住得温馨、安稳，英敛之夫妇待他极善，力图不让他产生寄人篱下之感。

傅斯年关注时事，喜爱古典文学，英敛之看重他这一点，时常和他谈论，并任他自由表达观点，抒发意见。虽然比傅斯年年长30多岁，但英敛之在与傅斯年谈论这些时，从没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傅斯年的每一次应对也都让英敛之越发确信自己没有看错人，这个少年确是可造之才！

英敛之的夫人淑仲也特别喜欢这个胖胖的、博学的小男孩，对他视如己出。傅斯年住校后，每次回到英敛之家拜访，淑仲都会吩咐家中佣人给傅斯年单独开小灶。

英敛之夫妇皆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人善良，待人和气，有悲天悯人之心，家中也自然有着和睦温馨的氛围。傅斯年住在他们家的日子里，深深被夫妻二人的心性所感染。每逢周日，他也会跟着淑仲一起去天主教会，在此过程中，他接触到一些信仰天主教的人，对这一宗教及部分教众也有了解。

侯延塽在此期间，也负担了傅斯年大部分生活费用，为傅斯年购置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吴树堂是傅斯年父亲生前的好友，他听说傅斯年来到天津求学，主动为其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叔伯们的厚爱令傅斯年心生感动，到达天津之后，他每天更加勤勉地准备入学考试。最终，他不负众望，于1909年春天考入天津府立第一中学。

当年，天津刚刚开始兴建新式学堂，整个城市中只有三所，天津府立第一中学便是其中一所。该校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只有通过入学考试者才能入校学习。

天津府立第一中学是一所住宿式学校，傅斯年考入后，便从英敛之的家中搬了出来，与同学们一起住进了学校的宿舍。天津府立第一中学是一所新式学堂，傅斯年走入学堂，穿上新式制服，戴上了学生帽，开始了一段崭新的生活。对于傅斯年来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历和体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独立地生活。

天津府立第一中学环境优美，校园里大树参天，梧桐、槐树，都寓意着学生们能在这里成人成才。洁白的莲花盛开在清澈的水池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淡雅而高洁。校园中通往各处的甬道曲曲折折，甬道旁种着各种树木和鲜花。傅斯年一进校园，不由得心旷神怡。

最令傅斯年兴奋的，是这里有一所图书馆。图书馆里有看不完的报纸、杂志和各种书籍，还有一张很大的桌子和许多椅子，学生们可尽情挑选自己喜欢的书，而后围坐桌边细细阅读，品味书中的精髓。傅斯年宛若贪婪的饕餮，常常一头扎进图书馆不肯离开。

对于从小只接触四书五经的傅斯年来说，这个图书馆是一片神奇的天地，他在这里领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其他国家的历史、经济，以及发展过程，这都让他意识到自己幼时生活之处是多么狭小，也让他觉察到自己原有的知识面是多么狭窄。

看着那些记录着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学问的文字，傅斯年开始深思，他认为正是因为国家的地大物博和清政府的腐败懦弱，才会有那么多外国侵略者入侵。他也开始利用课余时间与同学讨论，如何才能让国家强大？如何让中国人不再受洋人欺负？

光阴似箭，一年后，傅斯年适应了新环境。14岁的他时刻牢记叔伯们对他的恩情，一有空闲便去探望英敛之一家。

在傅斯年的成长道路上，英敛之和侯延塽对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尤以侯延塽为甚。他比傅斯年大25岁，于傅斯年而言，他亦兄亦父，也是其少年时期崇拜的偶像。

侯延塽早在初识傅斯年时就发现了他惊人的天分，认为这个有着惊人记忆力，且酷爱国学的少年，长大之后一定前途无量，故此他将傅斯年介绍给英敛之等人。傅斯年上中学后，侯延塽每逢去天津出差，都会请傅斯年去他所住的宾馆房间里和他叙旧，感觉到傅斯年每一次与他谈论国家大事、分析世界形势和时局变化时都有所进步，对其更是刮目相看。

傅斯年在侯延塽的影响下，努力学习新知，参加先进运动，并写出了许多与侯延塽思想风格类似的作品。

2.踏入北大，渐显锐气

秋风飒飒，波光粼粼，柳叶飘飘。如此自然美景之中，两个身影由远至近，渐渐变得清晰。一个穿着银色长袍，黑色马褂，头戴黑色礼帽；一个穿着学生制服，头戴学生帽，他们便是侯延塽和傅斯年。两人沿着海河大堤边走边聊，一路上，傅斯年不停地发问，侯延塽则耐心地为他一一解答。

聊着聊着，河岸附近一处洋人的别墅区刺痛了侯延塽的眼睛，他不由愤愤地说：“悲剧的中国呀！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华夏后裔怎么落到这种地步……我是光绪进士，狗屁！除学会三叩九拜吾皇万岁万万岁！有什么治国策略？怎么振兴中华？没有真本事、真能耐！我们教育落后、军事落后、经济落后，我们社会体制落后，中国人缺的不是智慧，缺的是人格、国格；中国不缺人，缺的是人才！中国要进步，必须废除旧式的教育，要振兴，必须学习西方，以夷为师，要民主，要自由，要解放！”

“废除旧式的教育”、“要自由”、“要解放”、这几个词深深地印在了傅斯年的心里。他曾读过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觉得这文章写得极好，只可惜梁启超是保皇党，思想还未先进到提出废除封建制度、提倡自由解放的程度。如今侯延塽的一席话让他受启发，他更加意识到自己这样的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务必要创造一个真正的“少年之中国”。

清朝入关后，多尔衮颁布了“剃发令”，不从者一律杀头，从此剃发留辫便成了中国人的传统，也成了清朝人的象征。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开展剪辫运动。一些人积极响应，一些人则努力抗拒。在传统教育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头发是身体的一部分，若是剪了，便是不孝不敬。何况对于满人来说，头发是一种荣誉，所以他们说什么都不肯剪。

1911年，清朝正式完结，“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见不少地方的人拒不肯剪辫，便下令：“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这一号令颁布后，剪辫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地蓬勃地开展起来。在民间流传起“不剪发不算革命，并且也不算时髦，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的话。一些汉人争先恐后地剪掉了辫子，也有一些迷信的人一定要选定吉时，拜过祖先后才肯剪。

此时的傅斯年，已在同学中极具号召力，一众学弟都亲切地称他为“傅大哥”。傅斯年听说了剪辫的消息后非常兴奋，他率先剪掉辫子，并带着其他同学们一起剪。为响应“傅大哥”的号召，同学也纷纷剪辫子，甚至担心剪得晚了会被人耻笑。如此，几天的光景，整个学校再也看不到一名留辫子的学生。

傅斯年带着同学们打着彩旗，喊着“革命了”“革命万岁”的口号，一起上街游行庆祝。街上异常热闹，有人放鞭炮，有人欢呼，也有一些人哭丧着脸，捧着辫子难过。据说，那些哭丧着脸的人本不想剪辫子，却被军政府骗进了集市上的菜饭点，然后被强行剪掉了辫子。傅斯年看到这些人，感到又好笑，又好气。

两年后，傅斯年结束了四年的中学课程，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学期3年。当时的北京大学预科相当于北大附属高中，从这里毕业的学生无须再参加考试，可直升入北京大学本科。

现今高中分文理科，当时的预科亦有文理之分，只是叫法各异：学期内侧重数理化等自然科学教育的叫甲部，毕业后升入理工科本科；学期内侧重文史等社会科学的叫乙部，毕业后进入文科和法科的本科。自小接受文史教育的傅斯年选择了乙部。

北京大学预科的前身是“同文馆”和“译文馆”，是由清政府创办的以教授西方语言为主的机构，1902年被并入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预科延续了对学生外语能力的严格要求，学生们必须看得懂外文原著，听得懂外语授课，这一要求令傅斯年颇感吃力。他刚进入预科时，虽有一些英语基础，可距学校的要求相差甚远，幸而他惯于发奋，也算慢慢融入了环境。

傅斯年在英语学习上稍有吃力，在其他学科方面则优势明显，特别是在古文和史学方面。儿时打下的古文基础和史学基础，让他在开学后迅速成为同学中的焦点，他的每一次发言亦能在同学中掀起浪潮，产生反响。即便如此，他也丝毫没在这些学科上掉以轻心，班里一些官僚子弟漫不经心混日子时，他仍伏案疾书，弥补自己在英语上的不足，并在史学方面锦上添花。

学业不能弃，课外活动亦不可少。傅斯年清楚，若要变强，学习只是一个方面，必须要多参加各种活动，以锻炼自己其他方面的能力。预科第二年，傅斯年和同学沈沅等人成立了一个“文学会”，并创办了一本属于他们自己的杂志，名为《劝学》。与《荀子》中的《劝学》不同，这本杂志旨在对修辞属文进行研究，提高同学们的文学素养。

后来，傅斯年又在“文学会”的基础上成立了“雄辩会”，锻炼同学们的思辨能力和口才。雄辩会分为国文部和英文部，在同学们的一致推举下，傅斯年担任起国文部副部长兼编辑长的职务。“雄辩会”不定期举办一些辩论会，他自己也参与其中，但还是将大部分机会留给其他同学，因为凭其学识、口才，难以有人辩得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