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约翰内斯堡(2)

西苏陆由于既是商人又是当地的领导人而出名，他已经是社团的代表人物。在我叙述我在福特黑尔遇到的困难、准备当律师的决心和想在南非大学注册以便通过函授教育取得学位的过程中，他一直认认真真地倾听。由于疏忽，我没有告诉他我到约翰内斯堡的情况。当我说完后，他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椅子上沉思我所讲的事情。然后，他看了看我说，他的同事中有一个白人律师，名叫拉泽·希代尔斯基，并称赞他是一位高雅而进步的人。他说，希代尔斯基对非洲教育很热心，他将与他谈谈，让我当他的合同雇员。

在那些日子里，我相信英语娴熟和生意成功都是获得高学历的直接结果。我推断，西苏陆事业有成，他当然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在我们离开西苏陆的办公室后，我堂兄告诉我，西苏陆从来没有通过标准六级教育考试。在约翰内斯堡，我必须忘却从福特黑尔大学得到的这个教训。我一直接受这样的教育：取得文科学士学位就意味着当官，要想当官就必须有文科学士学位。但是，在约翰内斯堡，我发现许多杰出的官员根本就没上过大学。即便是我学完文科学士学位所要求的全部英语课程，我的英语流利水平和口才也比不上我在约翰内斯堡遇见的许多从来没有获得学历毕业证的人。

与堂兄一起住了短短的一段时间后，我准备搬到圣公会教堂的J.马布托牧师家里去住。

他家位于亚历山大镇第八大街。马布托牧师是泰姆布人，也是我家的朋友。他是一个慷慨、信奉上帝的人。他的夫人（我通常称她高诰），是一位热情好客而乐意帮助别人的人，她也是一位高级厨师。作为一个对我家庭很熟悉的泰姆布人，马布托牧师认为有责任帮助我。他经常对我说：“我们的祖先教导我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但我还是没有从克朗金矿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因为我没有把我离开特兰斯凯的情况告诉马布托牧师。搬到马布托牧师家中不久，有一位客人来拜访马布托牧师，我陪着他们喝茶。

不凑巧的是，来客正是金矿协会的费斯特尔先生。当佳士提斯和我去找维尔比拉伍德先生的时候，费斯特尔一直在场。费斯特尔先生和我以彼此相识的方式相互打了招呼。尽管我们没提上次见面的事，但第二天，马布托牧师就把我叫到一边，明确告诉我，我不能再在他家住下去了。

我埋怨自己没有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他。我变得如此习惯于说谎，甚至不需要说谎的时候也说谎。我相信，如果我事先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他，他肯定不会介意。但是，他从费斯特尔那里知道了我的情况后，他感觉上当受骗了。在约翰内斯堡短暂的逗留期间，我说了一路的谎话，而每次说谎最终都会给我带来苦果。当时，我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胆小且没有经验。我知道，我还没有在新的生活中迈出正确的一步。在这种情况下，马布托牧师可怜我，于是又给我找了一个居住的地方，让我与他的邻居库玛住在一起。

库玛先生是亚历山大很少的拥有土地的黑人精英之一。他的家在第七大街46号。房子很小，特别是他有6个孩子，房子就更显得狭小。房子虽小但很温馨，不但有一个圆形房子，而且房子前还有一个微型菜园。为了勉强度日，库玛先生像许多亚历山大居民一样，只好向外租赁住房。他在房子后面建了一个薄顶房，比棚子好不了多少，地面又脏又乱，没有取暖设施、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但是它却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天地。有这样一个小房子住，我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同时，在瓦尔特先生的推荐下，拉泽·希代尔斯基同意我取得文科学士学位时聘用我。“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三人公司是约翰内斯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受理黑人和白人的诉讼案子。除了学习法律和通过一定水平的考试之外，为了在南非成为一个合格的律师，还必须经过几年的学徒生涯，这种学徒叫供职约定。但是，为了能获得供职约定，我必须首先取得文科学士学位。为达到这一目的，我在南非大学读函授。这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教育形式，人们可以通过函授获得学历证书和学位。

除了受理常规诉讼案子之外，该律师事务所还向非洲诉讼委托人提供财产交易方面的法律服务。瓦尔特给这个律师事务所介绍了许多需要财产抵押的诉讼委托人，律师事务所将受理他们的贷款申请，然后收取代理费。这种代理费需要分给非洲财产代理公司。事实上，律师事务所拿大头，剩下的一小部分留给非洲财产代理公司。黑人只能拿到一点零头作报酬，并且别无选择。

就是这样，该律师事务所也比其他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自由得多。这是一家犹太人开办的事务所。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犹太人在种族和政治问题上比白人心胸宽阔得多。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历史上偏见的牺牲品。作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拉泽·希代尔斯基能接受一个非洲青年作为约定雇员，这在当时是没有听说过的新鲜事儿。这个事实也是该律师事务所更崇尚自由的一个证明。

希代尔斯基先生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毕业生。我非常尊敬他，他对我也特别好。我到该事务所工作的时候，他只有35岁左右。他热心于非洲教育，为非洲学校捐钱，有时免费服务。他身材修长，有尊严、有礼貌，留着整齐的八字胡。对我的事，他是真心实意地关心。他告诉我，教育对我个人和全体非洲人都非常重要，只有大规模地开展教育，我们的人民才能获得自由。他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会遭受压迫，因为他能够自我思考。他一遍一遍地告诉我，成为一个成功的律师也就为非洲人树立了成功的榜样。这就是我应该走的最有价值的道路。

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办公室里与该事务所的多数职员见了面，其中包括一位名叫高尔·瑞德贝的非洲雇员。我与高尔就在一个办公室。高尔比我大十岁，他既是一个职员，又是翻译和通信员。他个子不高，但肌肉发达，很结实。他能流利地讲英语、索托语和祖鲁语，并能用这些语言准确地表达自己。他很幽默，很有信心，也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和辩论能力。在约翰内斯堡的黑人社会里，他是一个著名的人物。

在律师事务所上班的第一天上午，一位年轻的白人秘书丽波曼女士把我拉到一边说：“纳尔逊，在这个律师事务所里没有肤色隔阂。”一位服务生托着茶盘和杯子来到了前会客厅。她说：“为了你的到来，我们为你和高尔买了两个新杯子，秘书负责给几位主管端茶倒水，而你和高尔需要自己端，我们也都是自己端。当茶水来了的时候我会叫你们，然后你们可以拿你们的新茶杯。”她还让我把这些话告诉高尔。对她的殷勤我很感激。但是我知道，她那么认真地提及“两个新杯子”只不过就是她声称不存在肤色隔阂的一种证明。秘书们可以与两个非洲人共同喝茶，但喝茶的杯子不能混用。

当我把秘书丽波曼的话转告给高尔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的表情变化，他说：“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一种有害的思想进入了一个小孩的头脑中。纳尔逊，在喝茶的时候不要担心，看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11点钟，丽波曼女士告诉我们茶水来了。秘书和其他职员面前都有了茶水，高尔走到茶盘前假装没有看见那两个新杯子，而是从旧杯子中选了一个，紧接着大方地放入糖、牛奶，然后倒上茶水。他慢慢地搅动着杯子里的茶水，然后站在那里非常自我满足地喝起来。丽波曼瞪大眼睛看了看高尔。此时高尔向我点了点头，好像是说：“轮到你了，纳尔逊。”

我困惑了一会儿，我既不想冒犯丽波曼，也不想疏远我这位新同事。因此，我决定采取对我来说似乎是最谨慎的应对方式：我一点都不想喝茶，我不渴。当时我23岁，作为一个男子汉，作为一个约翰内斯堡的居民，作为一个有上百人律师事务所的雇员，我才刚刚独立，我把中间道路看作最好、最理智的道路。从此之后，一到喝茶的时间，我总是独自一人到事务所内的小厨房里去喝茶。

秘书也并非总想得那么周到。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在所里也更有经验了。有一天，我正在向一位白人秘书口授情况，这时，这位秘书认识的一位白人诉讼委托人走进了办公室，使她感到很不好意思。为显示她并不是在听一个非洲人口授，她从钱包里掏出6个便士，傲慢地说：“纳尔逊，出去到化妆品商店给我买些香波。”于是，我离开办公室去给她买香波。

开始，我在律师事务所里干的都是些很基础性的工作，既是一个法律职员，又是一个通信员。找资料、整理资料、资料归档，这都是我要干的活。后来，我又为非洲诉讼委托人起草合同。但是，不管活多么小，希代尔斯基先生总是向我说明为什么干和为什么让我干。他是一个有耐心、宽厚待人的师长，不但努力向我传授法律知识，而且还告诉我背后的道理。

他的法律知识面很宽，因为他认为法律是可以用来改变社会的工具。

在希代尔斯基先生传授他的法律观点的时候，他警告我要抵制政治方面的影响。他说，政治会在人们中间产生坏的影响，政治是麻烦和腐败的根源，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政治的影响。他认为，如果沾染上政治，我将有可能陷入可怕的境地。他忠告我，不要与他认为是制造麻烦和煽动是非的人在一起，特别是高尔·瑞德贝、瓦尔特·西苏陆。希代尔斯基在尊重他们的才能的同时，也厌恶他们的政治倾向。

高尔的确是一个“制造麻烦的人”，这种表述恰如其分。他是一个在非洲社团内有影响的人，但对于其影响方式，希代尔斯基先生并不知道，或者说只是有点怀疑。他是西部土著人镇上的咨询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是选举产生的，由4位为了镇上的问题出面与当局交涉的人组成。尽管权力不大，该委员会在土著人中却有很高的威望。我很快知道，高尔也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既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又是南非共产党党员。

高尔是个很有主心骨的人。他对我们的雇主并不客气，常常因为几位雇主对非洲人不公而谴责他们。他会说：“你们的人窃取了我们的土地，并奴役我们，现在你们又无情地剥削我们。”一天，我外出办完事回来走进了希代尔斯基的办公室，高尔转身对他说：“看！你坐在这里和老爷一样，而我们四处奔忙为你们办事。这种局面应该倒过来，有一天是会倒过来的，我们将把你们赶进大海里去。”然后高尔离开了办公室，希代尔斯基在那里沮丧地直摇头。高尔虽然没有文科学士学位，但他却是比带着闪光的学位离开福特黑尔大学的那些人水平还高的一个榜样。这不仅表现在他接受知识快，也因为他勇敢而自信。尽管我有意为完成学业、获取学位去法学院学习，但是，我从高尔那里得知，学位本身并不是晋升的保证，只有走出大学、融入社会中证明自己，学位才有价值。

在“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律师事务所，我并不是唯一的约定职员。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人名叫耐特·布瑞格曼，他在我被录用前不久才开始在该事务所工作。耐特聪明、友好、思路开阔，似乎完全“色盲”，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白人朋友。他模仿能力很强，可以逼真地模仿扬·史末资、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的声音。我经常见他对法律事务和办公程序发表意见，并不知疲倦地帮助别人。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正坐在办公室里，耐特掏出了一包三明治。他拿了一个三明治对我说：“纳尔逊，拿着三明治的那一头。”我不知他为什么让我这样做，但是，我饿了，因此决定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好，掰一块。”他说。于是我就掰了一块，三明治变成了两块。“好吧，让我们一起吃。”他对我说。在我嚼着三明治的时候，耐特说：“纳尔逊，我们现在做的就象征着共产党的理论——分享我的一切。”他告诉我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并向我介绍了共产党的基本知识。我知道高尔是共产党党员，但是他从来没有向我介绍过共产党的基本知识。那天我听了耐特的话，后来，他在宣传共产主义优越性的时候试图劝我加入共产党。我听出他的意思，也提问了问题，但是并没有参加。我不想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希代尔斯基的忠告还在我的耳边萦绕。我对宗教相当执著，共产党对宗教的立场使我对它敬而远之。不过，我很感激那半块三明治。

我喜欢与耐特在一起，我们经常到外面走走，其中包括去听演讲和参加共产党的会议。我出去参加这些活动，主要是出于知识分子的好奇心。我越来越了解我们国家种族压迫的历史，并且把南非的斗争看成是纯粹的种族斗争。但是，共产党则是通过阶级斗争的透镜观察南非问题，他们认为是有没有压迫的问题。这个理论激发了我的兴趣和好奇心，但我又觉得这种理论与今天的南非似乎没有特别的关系。它可能适用于德国、英国或俄国，但对我所了解的这个国家似乎不适用。即便如此，我仍然去听、去学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