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自由路:曼德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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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约翰内斯堡(1)

9…

当我们到达克朗金矿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黎明了。克朗金矿位于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寂静、昏暗的大山丘平原上。约翰内斯堡是由于威特沃特斯兰德发现金矿于1886年建立起来的一座黄金城市,而克朗金矿则是这座黄金城市中最大的金矿。我本想能在这里看见像乌姆塔塔市内的政府大厦那样的大楼,但克朗金矿的办公室却原来是建在金矿前面的锈迹斑斑的铁皮房子。

金矿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光秃秃、坑坑洼洼,到处是污泥垢土,但就是没有树,四周围着篱笆墙。金矿就像是经过战争破坏过的战场,到处是刺耳的噪音:有轴式卷扬机的摩擦声,有电钻的冲击声,有发电机的轰鸣声,有下达命令的吼叫声。所见之处,到处是身穿工作服、看上去疲惫不堪、压弯了腰的黑人。他们住的是凄凉阴冷、单一性别的简陋房,房子里有几百个水泥床,彼此相隔只有几英寸。

在威特沃特斯兰德,采金的成本很高,这是因为矿石的含金量低、矿井深。只有成千上万工作时间长、收入低、无人权可言的廉价黑人劳力的存在,才能使白人拥有的、建筑于黑人脊背之上的矿业公司有利可图,掘取比克罗伊斯(Croesus,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最后一代国王,以财富闻名)还要富有的财富。以前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企业、这样大的机器、这样得法的组织、这样辛苦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南非的资本主义。我知道,我即将接受一种全新的教育。

我们直接去找工头。皮利索是一个粗暴的老工头,依靠他的冷酷无情谋生。他知道佳士提斯,因为摄政王几个月前曾写过一封信,要求为他安排一个管理工作。这种工作在金矿上是最令人羡慕、最受人尊重的工作。但他不了解我。佳士提斯解释说,我是他的弟弟。

“我只接受佳士提斯,”皮利索回答说,“你父亲的信没有提你弟弟的事。”他十分怀疑地看着我。但佳士提斯请求说,那仅仅是个疏忽,摄政王对我的事也发过信。皮利索那无情的外表之下也隐藏着有同情心的一面,于是,他让我担任金矿上的保安,并说,如果干得好,三个月后将给我安排一份管理工作。

摄政王的话在克朗金矿很有分量。在南非,所有的酋长都是如此。采矿官员都想从农村招募劳工,各个酋长对他们所需要的人都有控制权。他们需要酋长们鼓励自己的老百姓来矿脉做苦工。酋长的待遇与普通人大不相同。当他们来金矿参观时,矿主总是提供特别优厚的吃住条件。酋长的一封信足以使一个人得到一份好工作。由于我们的关系,佳士提斯和我受到特别照顾。我们工作没有定额,我们被安排了较好的睡觉的地方,并且有少量的工资。第一天晚上,我们没有住简陋的铁皮房。出于对摄政王的尊重,皮利索邀请佳士提斯和我与他住在一起。许多矿工,特别是那些来自泰姆布兰的矿工,拿佳士提斯像酋长一样对待,他们用现金作为礼物欢迎他。当酋长来参观时,这通常是一种惯例。这些人多数都住在同一个住所,矿工们通常是按部落隔离安排住处。矿主这样安排是为了防止不同部落为了共同的不满情绪而团结在一起,因此有利于管理。但隔离安排住处也常常会导致不同部落、不同氏族之间发生派系争斗。对于这种争斗,矿主没有刻意地加以防止。

佳士提斯把他得到的礼物也分给我一些,并且作为奖金另给我一点额外的英镑。开始那几天,我们的口袋里总是叮当响着新的有钱人通常有的那种硬币碰击声。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成了一个百万富翁。我开始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幸运之光就在我身上闪耀,如果我们不是在大学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说不定我们真的已经成了百万富翁!我又一次看到,命运把我抛弃了。

很快,我作为一名值夜班的金矿保安开始工作。矿上给我发了一身保安服、一双皮靴、一顶钢盔、一个手电筒、一个哨子和一根圆头木棒。这是一种一端有大圆球的木棒。工作很简单:站在写着“注意,土著人从这里穿行”的警示牌的矿井入口,检查每个从这里出入的人是否有通行证。开始几天,我在矿上巡查并未发现任何事故隐患。然而,有一天深夜,我确实逮住了一位喝醉了酒的矿工。但是,他温顺地出示了通行证,然后就回了他的住所。

由于让成功冲昏了头脑,佳士提斯和我向我们在家就认识的一位朋友吹嘘起了我们的聪明,这个人也在这个金矿上工作。我们对他说,我们如何逃出王宫,如何欺骗摄政王等。尽管我们让那人为我们保密,但是,他却直接去找那位工头告了密。一天以后,皮利索召见了我们。他问佳士提斯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摄政王批准你弟弟出来工作的证明在哪里?”佳士提斯说他对此事已经作了说明,摄政王已经寄了证明信。皮利索并没有由于他的回答而态度有所缓和。我们感觉似乎出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了一封电报。“我与摄政王已经取得了联系。”他用严肃的口气说,并把电报递给了我们。电报上说:“立即把两个孩子送回家。”

然后,皮利索对我们大为恼火,骂我们向他撒谎,说我们滥用他的热情和摄政王的好名声。他告诉我们,他准备在矿工中集资,买火车票把我们送回特兰斯凯。佳士提斯反对回家,并说,我们仅仅是要在矿上工作,我们能自己做主。但是,皮利索根本不予理睬。我们感觉很丢面子,也感到受了侮辱。于是,我们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但下定决心不回特兰斯凯。

我们很快想出了另一个主意,去找A.B.埃克苏玛医生。他是摄政王的一个老朋友,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埃克苏玛医生来自特兰斯凯,是一位非常受尊敬的医生。

埃克苏玛医生见到我们很高兴,并非常热情地向我们打听穆克孜韦尼家乡的情况。我们告诉他许多有关我们来约翰内斯堡的半真半假的情况,并说很想在金矿上找个工作。埃克苏玛医生说他愿意帮助我们,并马上给金矿协会的维尔比拉伍德先生打了电话。金矿协会是代表矿主的很有权威的组织,专门管理矿工雇用事务。埃克苏玛医生告诉维尔比拉伍德先生,我们是如何如何优秀,他应该给我们找个地方。我们谢别了埃克苏玛医生,马上去找维尔比拉伍德先生。

维尔比拉伍德先生是一个白人,他的办公室比我见过的任何办公室都气派。他的写字台似乎有足球场那么大。我们在一位名叫费斯特尔的金矿老板的陪同下见到了他。我们把说给埃克苏玛医生的原话又向他复述了一遍,维尔比拉伍德先生对我说的来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继续深造但并非完全是事实的理由印象很深。“好吧,小伙子们,”他说,“我将介绍你们去与克朗金矿的经理皮利索联系,我告诉他给你们安排个管理工作。”他说他与皮利索在一起工作了3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皮利索从来没有对他不忠过。佳士提斯和我听后感觉局促不安,但是并没有说什么。尽管有些担心,但我们幼稚地认为,我们现在比皮利索占优势,因为我们有他的上司维尔比拉伍德为我们撑腰。

我们又回到了克朗金矿办公室。由于我们递交了维尔比拉伍德的信,那里的一位白人经理对我们很客气。就在这时,皮利索从办公室门前经过,他一眼看见了我们,于是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你们这两个青年人!你们又回来了!”他生气地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佳士提斯很镇定。“我们是维尔比拉伍德先生派来的。”他回答说,语气中带有一点挑衅的味道。皮利索先生考虑了一会儿。“你告诉他你们是背着父亲偷着跑出来的了吗?”皮利索反问道。佳士提斯没有吭声。

“你们不用指望在我管理的金矿上找到工作!”他吼叫着说,“现在,你们给我走远点!”佳士提斯挥舞了一下维尔比拉伍德先生的信。“我不在乎这封信!”皮利索说。我观察那位白人经理,希望他能管管皮利索。但是,他却像雕塑一样在那里不吭声,似乎像我们一样胆怯。我们拿皮利索毫无办法,只好乖乖地离开那个办公室,感觉比第一次还要沮丧。

我们的时运开始逆转:没有工作,没有希望,也没有地方住。佳士提斯在约翰内斯堡认识各种各样的人,他进城为我们寻找居住的地方。与此同时,我提着我们的行李箱,打算随后在约翰内斯堡南面的小城镇乔治高诗与他碰头。

我请求在老家就认识的一位名叫比基沙的人帮我把箱子提到前门,有一位保安把我们挡在门口,说是要搜查一下箱子。比基沙不同意,说箱子里没有犯法的东西。保安说搜查是例行公事。他草率地搜查了一下箱子,连里面的衣服都没有翻动。比基沙是个高傲的人,当保安正准备盖上箱子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找这个麻烦?我告诉你,里面没有什么犯法的东西。”这句话激怒了保安,他决定仔细检查箱子里的东西。当他搜查箱子里的每个角落并搜查每个衣服口袋的时候,我越来越紧张。他一直翻到了箱子底,找到了我不希望他找到的那件东西:裹在我的衣服里面的那把左轮连发手枪。

他转身对比基沙说:“你被捕了。”然后,他吹响了哨子,哨音唤来了一群保安。当他们把他带往当地警察局的时候,比基沙用担心而困惑的神情看着我。我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跟在他们后面考虑对策。老式左轮连发手枪是我父亲的遗物,是他临死前留给我的,我从来没有用过。但是,为了防身,我把它带在身上来到了这座城市。

我不能让朋友承担罪名,在他们进了警察局不久,我就进去要找负责此事的警察官。我被带到了一个警察官面前,尽量直截了当地坦承:“先生,在我朋友的箱子里发现的那支枪是我的。它是在特兰斯凯从我父亲那里传给我的。我把它带到这里,是怕遇上强盗。”我向他们解释说,我是福特黑尔大学的学生,我仅仅是暂时住在约翰内斯堡。警察官随着我的解释也和气了一点,他说,他将马上释放我的朋友。并说,尽管他不逮捕我,但是因为我拥有枪支,必须把我送上法庭。需要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礼拜一上午去法庭应诉。我很感激他,告诉他我礼拜一上午一定去法庭。那天上午我真的去了,在法庭上我只收到了一张象征性的罚单。

与此同时,我也作出了安排,准备去乔治高诗镇,住在我的堂哥戈利克·穆贝基尼家。

他是一个卖衣服的小商贩,只有一间盒子大小的小房子。他友好而热情,到了那里不久,我就把我准备当一名律师的真实愿望告诉了他。他称赞我有志气,并说他将对我说的话认真加以考虑。

几天后,戈利克告诉我,他准备带我去见“约翰内斯堡一个最好的人”。我们乘坐去市场大街的汽车来到了一个财产代理公司。市场大街是一个人口密度大、玩耍娱乐地方多的去处。

这里的每条街道都有满载旅客的有轨电车和布满摊贩的人行道,让人感觉财富就在每一个角落。

那时的约翰内斯堡既是一个新开发的城市,又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屠夫就在办公大楼临近的大街上卖肉,拥挤的商店附近到处都是帐篷,高耸入云的大楼旁边晾晒着女士们洗好的衣物。工业由于战争而得到振兴。1939年,南非作为一个英联邦的成员国曾向纳粹德国宣战,农村为战争输送人力和物力。劳工们的需求量很大,约翰内斯堡成了吸引非洲人从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的“磁铁”。我在约翰内斯堡的1941年到1946年之间,这座城市里的非洲人成倍地增加。每天早晨,人们会感觉这座城市又比昨天扩大了一圈。男士们在非欧洲化城镇上寻找工作和住处。这些城镇包括纽克莱尔、乔治高诗、亚历山大、索菲亚顿和西部土著人乡镇。数千个火柴盒式的房子像监狱般建造在光秃秃的土地上。

戈利克和我坐在财产代理公司的会客厅里,一位可爱的黑人招待员向办公室里面的老板报告了我们的到来。报告完此事之后,她那灵巧的手指开始随着打印信函在键盘上来回舞动。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非洲人打字员,见到女性黑人打字员的机会就更少。在我参观过的乌姆塔塔和福特黑尔为数不多的政府部门和贸易公司里,打字员总是白人和男士。我之所以对这位年轻女士印象特别深,是因为那些白人男打字员只能用两个慢慢移动的手指打字。

她很快让我们进了办公室,在那里我被介绍给一位男士。此人看上去有30多岁,长着一张聪明、善良、表情丰富的脸。他身穿一件双排扣的上衣,尽管年龄不大,但在我看来却很老练。他也是特兰斯凯人,但他却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通过人来人往的会客厅和写字台上堆着厚厚的材料判断,他是一个忙忙碌碌、事业有成的男士。不过,他并没有草率地应付我,似乎对我的到来由衷地感兴趣。他名叫瓦尔特·西苏陆。

西苏陆的办公室专门配备了非洲办公用具,在20世纪40年代,仍然有一些地区允许非洲人购买不动产。非洲人购买的小农场大多坐落在像亚历山大和索菲亚顿这样的地方。非洲人连续几代都在其中一些地方拥有自己的家。其余的非洲人则居住在城市,城市里有许多火柴盒式房子,住户需要向约翰内斯堡市政厅缴纳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