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文化视域中的国学内涵[1]
一
“国学”的重新提起，以至于引发了一场学术界的争论，成为当前中国文化领域的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无论这场论争的内容如何，观点怎样，我以为都是一件好事！我相信现在提出“重振国学”的学者，其目的也决非仅是“发思古之幽情”，必然有着强烈的现实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就国学问题论而辩之，信非坏事。
关于“国学”，自然有不同之义界，然我以为，一言以蔽之：中华传统学术之称，如此也许可以少一些歧义。在我看来，这并非事情的关键所在，我们要思索的是：我们现在重提“国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它的价值取向又是什么？
说实在话，从我国目前阶段青少年一代的文化心态、精神需求和价值取向来看，令人担忧的情况确乎不少。对于中华文化中的精华的无知，对于信念感的丧失，对于传统的审美资源的蒙昧，诸如此类，恐怕并非个别现象。
我们是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语境下提出问题的，绝没有让我们国家的青年人都当“老夫子”、都去“整理国故”的意思；但目前的状态是中华传统文化在青年一代中的严重缺失以及审美文化中人文精神的沉落。这种情况和我们弘扬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宗旨背道而驰。一个能够进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精神的支撑是不可想象的。况且，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世界精神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甚至可以说，在当代的世界先进文化的整体中，有机地渗透着中华文化的血脉。对于世界文明的进程而言，中华文化是绝对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了解西方的先进文化，学习、接受一些西方的观念、理论，是必然的，也是我们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在理性地认识和把握历史进程的“现代性”的同时，也深刻感受到西方近现代的文化精神对于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地，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就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言，中华民族精神以及其文化底蕴，不仅不是过时的、衰朽的，反而是推动民族发展的主要动力。不难设想，如果我们丧失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底蕴的支撑，中国人的精神生态会是什么样子！
国学中的精华部分（事实上传统文化中的没落的、糟粕的东西，是不能作为国学的代表的）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基础。民族精神不是空洞的，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只用口号喊出来就算是得到“弘扬”的。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不熄的精神火炬，是一个代代相传的民族心理的积存和延续，是必须通过文化的载体来传递的，也是从其民族的学术的、知识的大量典籍中升华出来的。中华民族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体现在国学的典籍之中的。而作为我们国家的未来的栋梁，青年一代要从骨子里秉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乃是要以国学作为其主要资源的。反之，如果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处于十分无知的蒙昧状态，对于中国的文化精品都毫无兴趣，没有一点学习和吸收的渴望，中华民族精神又何从进入人的心灵世界？如果说从别的渠道可以进入一些的话，也是相对空洞的、抽象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民族精神的文化遗存，都是在知识的、学术的体系中显现出来的，流传下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的精华，是荷载着中华民族精神的物化载体。
从审美文化的角度来看国学，其意义也许更为值得深思。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审美文化形态，对于此一时代、此一社会的人们的丰富与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审美活动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渠道。席勒在他的名著《审美教育书简》中最早提出了“审美文化”的概念，而席勒的美学正是一种人本主义美学，也就是使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中国的国学中具有审美文化性质的部分，恰恰也是着眼于人格的培养和完善的，这在儒家理论中是体现得最为集中的。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是以“艺”、“乐”为人格成熟和完美的必要途径。要使一个人从孩提时开始获得丰富的、健康的乃至于崇高的人格，审美活动是最为直接的、重要的渠道。国学在这方面有着非常充分的资源，同时也包蕴着深厚的当代启示意义。
二
渊深厚重的中国传统学术或称“国学”，从审美文化的角度，可以撷取数端在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的精神架构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乐感文化培养完美人格，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二是摆脱日常功利的壅塞，构建自由的精神世界；三是以形传神、形神统一的艺术传统；四是将人的自然情感积淀为审美情感的形式认同；五是以“天人合一”为根本观念的对自然美的发现与交融。这当然远非全部，但却可以“管中窥豹”似的体认国学的审美文化价值。本文只能略而述之。
李泽厚先生以“乐感文化”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虽然并未有完整而明晰的说明，但我以为是可以道出国学中的审美性质的。这种“乐感文化”的精神，以先秦儒家学说为最有代表性，而又赓续及中国文化的绵长血脉。以我的理解，“乐感文化”就是以浸入生命的感性愉悦来体验形而上之道的文化形态。它是直观的，又是非常令人愉悦的，如李先生所说的“悦神”、“悦志”者是也。《论语》中所讲的“风乎舞雩”的人生价值，便是此种境界。“乐感文化”使人不必硬性地以禁忌来约束人们，而是通过一种使人感到非常愉悦的感性氛围，使人的精神境界得以提升。孔子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4]。“乐之”是一种由衷的嗜爱。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与‘知之，好之，乐之’可以作为交相映对的三层次。这层次都是就心理状态而言，都在指向所谓‘乐’——既是音乐，又是快乐的最高层次、最高境界。这也就是所谓‘天地境界’，即我称之为‘悦神’的审美境界。”[5]“乐”是主体的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境界，是非常愉快的，又是指向“仁”的人格形成的。孔子讲诗学的“兴、观、群、怨”，也有相当的审美性质。所谓“兴”，指的主体被外在事物（如自然景物）所触发而引起强烈的兴致。宋人李仲蒙的解释最为恰切：“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6]“触”当然是主客体的偶然遇合，不是有意的安排。“兴”所触发的是强烈的兴致乃至于冲动。“观”是什么？“观”是一种直观，即诗所描绘的情景是一种直接的感受或观感。如朱熹所释云：“其感人又易入。”[7]
“乐感文化”在先秦儒家这里主要是礼乐。“乐者，乐也。”说明了“乐”（yuè）的审美性质。孔子以“六艺”为教育内容，礼乐是被放在首位的。孔子由衷地推崇“乐”的强烈的美感作用和感染力，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8]而他对乐的要求是“尽善尽美”。所谓“尽善”，就是要表现“仁”的内容，并起到调节人际关系、达成群体和谐之目的。这一点，荀子予以明确的表述，《荀子》云：“夫乐者，乐也，人情所不能免也，故人不能无乐。……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9]突出地强调了乐的使社会和谐的功能。
在道家哲学和佛家哲学有关审美的认识中，更多地倡导自由的心灵世界，这种心灵世界将日常的利害感排除出去，呈现出空明澄净的状态，更为主动地进入精神自由的王国，同时创造出突破客观局限的时间和空间。《庄子》中所说的“逍遥游”，就是此种境界。“心斋”、“坐忘”，就是将内心中的欲望和概念的东西排除掉，这样方能与道相通，正如庄子所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10]这种虚静恬淡之心，看似空寂，实则蕴含着生成无限的审美空间的可能。庄子又说：“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11]魏晋时期画论家宗炳，提出“澄怀味象”（《画山水序》）的命题，进一步揭示了这种虚静心态作为审美主体的对象性特征。
在中国思想史上，“形神之争”是一个影响重大的问题，而在审美文化领域，集中体现为形神关系。中国古代的艺术创作，不满足于“形似”，而以“传神写照”为其主导的美学观念。《淮南子》中以神为形之主，曾言：“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原道训》）“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宝也。”（《精神训》）魏晋时期的大画家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传神写照”[12]的命题，对中国的艺术创作有非常深刻的影响。这种艺术本体论，是超越于外在的形质，而使艺术品有更为深层的内涵。但它又不是脱离形器的抽象之物，而是含在外形中的内蕴。
国学中的有关审美文化的部分，非常重视从人的自然情感升华到审美情感，而不主张人的自然情感的赤裸裸的发泄。孔子在《论语》中多处论及“文”的观念，如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13]又云：“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14]“文”都是指形式的美感。魏晋南北朝著名文论家刘勰，非常重视将情感升华到审美形式，他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15]所谓“情文”，正是说人的情感通过艺术形式的修饰而成文章。人的自然情感，是审美情感的基础，但不能代替审美情感。人的自然情感，如果不能提升为审美情感的层次，就只能停留在自在的阶段，而不具备美的价值。美国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对于自然情感和审美情感加以明确的阐述，她认为：“一个艺术家表现的是情感，但并不是像一个大发牢骚的政治家或是像一个正在大哭或大笑的儿童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艺术家将那些在常人看来混乱不整的和隐蔽的现实变成了可见的形式，这就是将主观领域客观化的过程。但是，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的人类情感。一旦艺术家掌握了操纵符号的本领，他所掌握的知识就大大超出了他全部个人经验的总和。”[16]中国的文学艺术理论，非常重视将主体的自然情感积淀到审美情感中，并总结为形式美的规律，这样，有利于超越低俗的欲望性快感，而创造出真正的美感。
国学中的审美文化部分，包含着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人与自然的亲和态度以及人与自然的交融互摄，这些都是在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整体理念下形成的。宗白华先生有这样两句话说得甚是：“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17]魏晋时人对山水之美的发现是历史性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所说的“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18]表现出当时对自然美的审美思维高度。“澄怀味象”是说主体那种虚静空明的心灵，以直觉品味的方式，把握了山水之“象”，而山水一方面是客观的物质存在，一方面又是富有灵趣的。这个灵趣，是主体在和自然山水晤对时所产生的感受。诗学中大量的情景关系的论述，如明代诗论家谢榛所说：“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凡登高致思，则神交古人。穷乎遐迩，系乎忧乐，此相因偶然，著形于绝迹，振响于无声也。夫情景有异同，模写有难易，诗有二要，莫切于斯者。观则同于外，感则异于内，当自用其力，使内外如一，出入此心而无间也。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淋漓，其浩无涯矣。”[19]这是很有代表性的。
三
国学中有审美文化意义的内容之多，决非我这篇小文所能列举的。以之参与这次的讨论，其“吃力不讨好”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我以为这个题目对于我们的思考是有意义的。目前的文化现实尤其是大众传媒领域，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我们也大可不必悲观，在整个世界的潮流裹挟下的中国文化，又是处在一个稳定发展的盛世，人们的娱乐要求在增长着，视觉文化的特点也在于能给人以更多的省心省力的且是更为直接的刺激，这也都是客观的存在。但是，有些低俗化的东西以迎合某些人的欲望为目标，造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这又是我们不能不警惕的。青少年中很多人沉溺于一些浅薄的视觉刺激，而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尤其是理性思维能力的下沉，这就不能不使人忧虑了。在这种视觉接受为其最主要的方式的成长过程中，缺少自律、放纵自我、没有反思能力，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人格的弱化、矮化，很难说不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就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关乎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的沧桑史、奋斗史的伟大民族会成为什么样子的问题。这恐怕并非危言耸听！
我们并不是提倡走回头路，也没有必要在大众传媒领域采取极端化的措施。因为视觉文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文化模式。但是，这难道就是以低俗化的东西、低级趣味的东西来塞给人们的视听的理由吗？视觉文化当然是以视觉为其主要的审美方式，它给人以直观的影像，它易于使人的感性欲望得到刺激，而无须经过文字那样的必然经过的反思过程。所以，在视觉文化时代，如何使人们得到更多健康向上的东西，是一个值得认真来思考、来做的课题。我们的民族有数千年的苦难经历，遭受过无数的天灾人祸，记不清多少次被外敌侵略、奴役，但是我们这个民族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发展到了今天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阶段，这样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靠的是“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靠的是悠久而独特的中华文化积存。在中华历史上，有很多次侵略者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耀武扬威入主中原，但是最后却反被中华文化所征服！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挺立于东方而不败，文化的积存和弘扬，是其深层原因。
如何在视觉文化时代保持中华文化的积存，培植和光大民族精神，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理性的、知性的思想教育，是可以起到相当作用的，但是，更不可忽视的是审美文化的力量！感性的、令人精神愉悦的方式，应该向我们传导更多的善良、崇高和阳刚之气，应该使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国学中这方面的内涵是取之不尽的，我们何不时时汲取！为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本文刊于《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
[2] 杨伯峻、杨逢彬：《论语译注》，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76页。
[3] 杨伯峻、杨逢彬：《论语译注》，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93页。
[4] 杨伯峻、杨逢彬：《论语译注》，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69页。
[5] 李泽厚：《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7页。
[6] （宋）胡寅：《斐然集》卷18《与李叔易书》，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6页。
[7] （宋）朱熹：《四书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4页。
[8] 杨伯峻、杨逢彬：《论语译注》，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79页。
[9] 《荀子·乐论》，见（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9页。
[10] 《庄子·大宗师》，见（清）王先谦《庄子集解》，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47页。
[11] 《庄子·天道》，见（清）王先谦《庄子集解》，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81页。
[12] 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5，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112、118页。
[13] 杨伯峻、杨逢彬：《论语译注》，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8页。
[14] 杨伯峻、杨逢彬：《论语译注》，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40页。
[15]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37页。
[16] [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17]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18] （南朝·宋）宗炳、王微：《画山水序·叙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19] （明）谢榛：《四溟诗话》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