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染病流行史与新发传染病

一、传染病流行史

全球传染病流行史悠久而复杂，各种传染病以不同形式影响着人类健康。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是黑死病，发生在14世纪中期并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此后，天花、霍乱等多种传染病在欧洲、亚洲、非洲等地流行。20世纪以来，流行性感冒、艾滋病和埃博拉病毒病等古老和新发传染病威胁全球人类健康。预防控制和治疗策略不断发展，如疫苗接种、隔离措施、治疗药物等，大大降低了多种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然而，现代社会频繁快速的人口移动和交流往来也加剧了传染病的传播，尤其是新发传染病的全球暴发。本节以几种重要传染病的首次大流行发生时间为顺序梳理全球传染病流行史。

（一）鼠疫

鼠疫（plague）首次被记录暴发于6世纪中期的拜占庭帝国，被称为贾斯汀尼安鼠疫，可能促成了拜占庭帝国的衰落。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是历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之一，欧洲30%～60%的人口死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2010—2015年全球报告了3 248例鼠疫病例。鼠疫虽然现在已经有了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仍然是全球某些地区的公共卫生威胁，WHO在《国际卫生条例》中将鼠疫规定为必须实施国境卫生检疫的国际检疫传染病之一，在我国属于法定报告的甲类传染病。

（二）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感冒（influenza，简称流感）于1580年首次在欧洲被发现，但直到20世纪该疾病才被正式确认并研发出有效的治疗方法。1918—1919年的H1N1亚型流感是历史上最致命的大流行病之一，据估计全球有5 000万人死亡。有两次流感大流行首先在中国被发现，即1957—1958年H2N2亚型大流行和1968—1969年H3N2亚型大流行。

流感病毒按其核心蛋白和基质蛋白分为四个型别：甲型（A型）、乙型（B型）、丙型（C型）和丁型（D型）。人类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在全球各个国家都会导致季节性流行。如果出现新亚型或抗原性明显不同的甲型流感病毒，并且可在人与人之间持续传播，则会引发流感大流行。流感仍然是全球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三）肺结核

肺结核被认为起源于7万年前的非洲。第一次肺结核大流行始于17世纪，持续到19世纪，与贫困和过度拥挤有关。第二次肺结核大流行始于20世纪初，比第一次大流行范围更广，影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关。根据WHO的数据，肺结核是全球前10大死因之一。2019年，全球估计有1 000万例肺结核病例并有140万人死于该病。虽然现在已经有可治疗肺结核的方法，但耐药菌株的出现使治疗变得更加困难。对肺结核的控制工作正在进行中，希望通过全球共同努力在2030年终结结核病。

（四）霍乱

霍乱（cholera）第一次大流行始于1817年的恒河三角洲，并迅速传播到印度、东南亚、中东、非洲、欧洲、北美等地。自此之后，一共发生了七次霍乱大流行。最后一次霍乱大流行发生在1961年，从印度尼西亚迅速传播到亚洲、非洲、欧洲和北美。广义上，第七次大流行至今仍在继续。虽然现在有了有效的治疗方法，但霍乱在全球许多地区，特别是卫生条件较差、缺乏清洁水源的资源有限地区仍然是公共卫生威胁。WHO在《国际卫生条例》中将霍乱规定为必须实施国境卫生检疫的国际检疫传染病之一。

（五）疟疾

疟疾（malaria）第一次流行发生于19世纪，在城市地区普遍存在；第二次大流行始于20世纪初，比第一次更广泛，与殖民主义以及人员和物资跨境移动有关。近年来，疟疾控制得到了重新关注，特别是在疟疾最为流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疟疾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WHO设定了在2030年将疟疾病例和死亡人数减少90%的目标，并制定了称为“全球疟疾技术战略”的措施，帮助缓解疟疾疫情对全球造成的影响。

（六）登革热

登革热（dengue fever）最初被认为是对军事方面有重要意义的疾病，因为其影响了驻扎在热带地区的士兵。登革热的第一次大流行发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数百万人深受影响；第二次大流行病始于20世纪中期，比第一次流行范围更广泛，影响了数亿人，与城市化和热带地区城市的增长有关。WHO曾设定了在2020年将登革热病例和死亡人数减少50%的目标，并制定了“预防和控制登革热全球战略”。登革热病毒的复杂性和传播该疾病的蚊子种群的多样性使得控制工作具有挑战性。控制登革热的努力正在进行中，希望在未来几年显著减少全球登革热的流行。

（七）艾滋病

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发现首个AIDS病例。该疾病最初与同性恋男性和静脉注射药物使用者有关。1983年，确定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为AIDS病原体，并发现该病毒通过性接触、输血和共用针具传播。AIDS自20世纪80—90年代起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与全球化、城市化和人口跨境移动等因素有关。AIDS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尤为普遍。由于对AIDS缺乏认识和教育，以及对HIV感染者的污名和歧视，促进了艾滋病的全球传播。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已设定了在2030年终结艾滋病疫情的目标，策略包括加强HIV检测和治疗的覆盖率，减少对HIV感染者的污名和歧视，以及加强新的HIV治疗和疫苗研究和开发等措施。

（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于2019年12月底首次被发现；2020年3月，COVID-19被WHO认为构成全球性大流行；2023年5月，WHO宣布COVID-19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虽然现在已有针对COVID-19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疫苗，但在许多地区，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获得这些治疗方法的机会仍然有限。目前全球依旧在采取措施控制疫情的扩散。

二、微生物发现和疫苗、抗生素发明

微生物的发现和疫苗的发明对人类健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665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首次利用自制显微镜观察到微生物，标志着人类正式发现微生物的存在。1676年，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用自制显微镜观察到了水中的微生物，并称为“动物世界中最小的动物”——微生物，这一发现揭示出生物世界的更加微小的层面，为随后研究微生物与疾病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1798年，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在英国乡村观察到农民患疱疹病时不会感染牛痘，于是提出了接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的观点，并以实验证明了这一理论。该项发明是疫苗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预防接种成为现代医学的重要措施。1881年，法国细菌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研制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炭疽杆菌疫苗，用于预防炭疽病，这是第一种细菌疫苗的诞生。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研发出针对细菌的第一种抗生素——盘尼西林，标志着抗生素时代的开始。

1954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利用X射线衍射研究，揭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奠定了分子生物学的基础，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的基因组结构和表达方式，从而深入研究传染病的发生机制。

微生物的发现、疫苗和抗生素的发明等推动了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发展，为人类赢得了许多防治传染病的胜利。然而，新发传染病还会随时出现，需要时刻保持警醒，不断完善预防措施，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流行。

三、抗疫历程与成就

人类社会在长期应对瘟疫威胁的过程中，经历了惨重的教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方法，在一次次的危机中，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前进。

（一）世界抗疫成就

人类一直与传染病抗争，并在该过程中逐渐建立与完善应对机制（表1-1）。

1.疫苗研发与应用是预防传染病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自从18世纪末发现牛痘疫苗以来，人类已成功研发出多种疫苗，如麻疹、脊髓灰质炎、乙肝、流感等疫苗。这些疫苗的广泛应用显著降低了相关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2.传染病消除与控制

通过WHO和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部分传染病已经成功消除或控制。例如，天花已被成功消灭，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消灭的传染病；全球脊髓灰质炎病例已减少99%；麻疹在美国等地区已成功消除病毒传播。

3.迅速高效应对新发传染病

面对新发传染病的挑战，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埃博拉病毒病、COVID-19等，WHO和各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防控措施，减缓了疫情的蔓延。特别是在COVID-19疫情中，多国在短时间内成功研发疫苗，为全球抗击疫情提供了有力支持。

4.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各国逐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传染病防控能力，包括加强疫苗接种、改善卫生条件、提高医疗水平、加强疫情监测和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工作。

5.国际合作与援助

WHO、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抗击传染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资金援助、技术支持、人员培训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传染病防控能力。此外，各国之间也开展了广泛合作，共同应对传染病的挑战。

综上，世界抗疫成就的取得离不开WHO和各国政府、科研机构、医疗机构的共同努力。在未来，需要继续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传染病防控能力，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二）中国抗疫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高度重视传染病防治工作。成立初期，我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通过群防群治、突击性预防接种疫苗等方式，集中力量控制了很多危害严重的传染病。1966—1978年，我国初步控制了鼠疫、白喉、血吸虫病、黑热病等传染病。1979—2002年，麻风病、脊髓灰质炎、猩红热等传染病的防控效果显著。截至2023年，我国已经消灭了天花，并陆续消除了脊髓灰质炎、麻风病、丝虫病、新生儿破伤风、致盲性沙眼和疟疾等传染病（表1-2）。通过有效的防控措施，麻疹、狂犬病、血吸虫病、乙型病毒性肝炎、宫颈癌等感染性疾病都有望被消除或被基本消除。

四、新发传染病挑战与应对策略

传染病与人类始终相伴随，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随着经济社会的全球化，人流物流频繁，一些传染病被控制的同时，新发传染病形势严峻。

（一）新发传染病的分类

新发传染病通常分为以下5类：一是新出现的病原体所致感染性疾病，如SARS、COVID-19；二是新诊断的与病原体感染有关的已知疾病，如艾滋病；三是再发感染性疾病（re-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即已经控制的、具有重要公共卫生影响的感染性疾病再次出现流行或暴发，如梅毒；四是新出现的耐药病原体所致疾病，如耐药结核病；五是输入性传染病，即某国家或地区尚未发现或已消灭而由国外传入的传染病，如2011年境外输入中国的野生病毒株感染导致的脊髓灰质炎等。

（二）新发传染病的特征

新发传染病具有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

新发传染病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一是病原体的复杂性，新发传染病的病原体种类多样，不仅有未知病原体，还有已知病原体的新亚型，病原学特征未知，且不断变异的可能性大。二是新发传染病的传染来源复杂，有超过一半来自动物，对溯源以及追踪造成困难；自然以及社会因素等均可能影响新发传染病，其影响因素复杂多样。三是新发传染病的传播方式复杂多样，可以通过飞沫、飞沫核、气溶胶、密切接触等多种方式传播。四是感染谱复杂，不同病原体感染谱往往存在差异。五是防治难度大，短期内很难得到有效的疫苗、特效药物或有效治疗方法。六是新发传染病的危害严重，不仅严重危及全球人群健康与生命安全，还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甚至威胁社会稳定。

新发传染病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其发生、发展的不确定性，防控受不确定的社会因素影响。新发传染病的发生通常是偶然的，没有明确的时间，不可预估地点及范围，甚至寻找其原因都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新发传染病的防控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医疗保障系统不同，传染病的防控策略措施和效果也可能不同。而对于新发传染病的发展，也有诸多的可能性，或许会自动消亡，或许造成一场温和的大流行，或许触发一场全球性的致命大流行。

（三）新发传染病态势严峻

近年来，WHO提出了可能引发大流行或者目前缺少医疗对策的全球重点新发传染病清单，主要包括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Crimean-Congo hemorrhagic fever，CCHF）、埃博拉病毒病（Ebola virus disease，EVD）、马尔堡病毒病（Marburg virus disease，MVD）、拉沙热（Lassa fever）、MERS、SARS、裂谷热（Rift Valley fever，RVF）、寨卡病毒病（Zika virus disease）、COVID-19及疾病X，其中疾病X的提出意在加强国际上对未知病原体的研究和防控准备。此外，基孔肯雅热（Chikungunya fever）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SFTS）也被列为严重的新发传染病。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至少有30种影响人类的新发传染病出现，其中大多数是人兽共患病，其起源与社会经济、环境和生态因素紧密相关。

（四）动物源性疾病高发

据估计，约60%的人类感染源于动物，在所有人类新发传染病中，约75%是从动物“跨越种属屏障”传染给人类。家畜物种平均与人共有19种人兽共患病，而野生动物物种平均与人共有0.23种人兽共患疾病。人与家畜的接触率很高，因此，当前涉及人兽共患病的绝大多数动物是家畜（牲畜、驯养的野生动物和宠物）。新的野生动物造成的人兽共患病虽极为少见，但可能影响深远。

在生物安全得不到保证的工业和集约化农业背景下产生的某些病原最终会导致人兽共患病。如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多是接触家禽引起的严重疾病，由低致病性病毒演变而成，在野生鸟类种群中生存和传播。裂谷热（RVF）病毒最初在野生动物和蚊子之间传播，野生动物是原生宿主，而家畜是人类感染的中间宿主。尽管新型人兽共患病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实际和潜在影响，并且人们普遍认为预防胜于治疗，但目前从源头上控制人兽共患病仍十分困难。

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涌现出许多新型监测和报告工具，包括新发传染病监测计划、涵盖人兽共患病在内的主要动物疾病全球预警系统、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世界动物健康信息数据库、动物卫生应急预防系统和Health-Map。尽管野生动物疾病已被纳入其中某些系统，但在全球和国家范围内，野生动物疾病的监测和报告仍有限。有必要建立野生动物疾病和病原体监测信息系统，并与公共卫生和家畜卫生系统建立有效联系，以确保及时有效的协作和共享信息。

（五）新发传染病的应对策略及措施

我国在抗击传染病的历程中已经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汲取了很多经验与不足。针对新发传染病的应对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和完善卫生应急法制体系

2003年，我国出台了首个专门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式实施；此后，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不足的内容不断修订与完善。

2.逐步完善预案体系

具体包括《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国家流感大流行准备计划与应急预案》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等多项预案的出台，以及2019年后我国对大流行相关预案的进一步优化。

3.扩充壮大卫生应急队伍

截至2022年，我国已建成国际医疗队5支，国家、省、市、县各级已经建立了1.8万支各类卫生应急队伍，覆盖传染病、紧急医学救援、中毒和核辐射四大类。

4.提升传染病监测与预警能力

以呼吸道传染病为例，我国目前已经构建完成的监测预警体系包括“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单病种专项监测系统”。未来，结合人工智能等先进科学方法，基于症候群病原检测数据、互联网大数据、人群移动大数据，以及特殊场所哨点预警数据，我国将逐步建设新发呼吸道传染病多渠道监测体系。针对新发传染病的应对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布局传染病监测工作网络：

周密布局传染病监测网络，开展日常监测工作，科学分布监测点系统，从而敏感掌握传染病及其影响因素的分布特征和变化趋势，捕捉新出现的传染病苗头。

（2）建立传染病实验室监测工作网络并保持常规运转：

网络实验室布局覆盖面广、监测内容丰富、参与的实验室和医院多、监测时间长且具有系统性，有统一的监测和检测技术方案和操作规程，严格控制监测、检测工作的质量，从而确保监测、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3）建立和运维传染病早期预警的制度和技术平台：

我国已将传染病监测和预警工作纳入传染病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的法律法规。加强传染病的监测预警需要达成传染病信息共享的刚性制度，建成信息共享、自动预警的技术平台，以及组建专门的传染病监测预警部门和专业队伍。

（4）建立和完善医疗救治和处置的平战结合、平战转换制度和机制：

将卫生应急能力建设纳入区域卫生规划，加强综合医院的传染病救治能力建设。各地区在城乡建设布局规划中应设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临时处置和隔离救治场所，制定、推行体育场馆、展览中心、宾馆等公共场所新的建设标准和规范，使之在应急时能及时转变为临时救治、处置场所，如制定《城乡公共卫生应急空间规划规范》并实施。

（5）制定和完善新发传染病防控预案和物资储备保障：

遵循依法、科学、分类指导、分级负责和动态管理的原则，以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为导向，考虑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的各种情景，制定各部门、各单位的防控、救治预案，对新发传染病应对的组织管理、职责分工、应急准备、监测预警、响应措施与应急保障等内容进行规范。建立种类齐全、平疫结合、动态调整、实物储备与产能动员为一体的应急医药物资储备体系。

（6）加强新发传染病救治和处置培训和演练：

遵循底线思维，设计各种类型、多种场景的传染病处置演练。所有涉及传染病处置的机构都应当定期组织针对新发传染病救治和处置的培训和演练。

（7）研发和贮备通用性疫苗：

通用性疫苗可针对变异株建立有效抗体保护，可以较好地抵抗因病毒变异导致的免疫逃逸。因此可能成为未来新发传染病应对以及预防的可行技术手段之一。

总之，社会和经济发展、气候变化、人口和货物流动加速等因素变化使人类不断面临新老传染病的挑战，2019年年底暴发的COVID-19疫情再一次警醒我们要高度重视传染病防治工作。纵观全球以及中国的传染病防控历史，人类在与疾病斗争中不断进步，逐渐完善体系架构。希望在今后，无论是面对已知的传染病还是新发突发传染病，人类都可以从容应对，与自然、生物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