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益企业与第四代组织管理模式

陈劲和尹西明（2019）认为，在时代转型和科学范式变革的交互推动下，管理学经历了从古典管理到现代管理再到后现代管理的三次跃迁。在新科技革命和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双重背景下，以哲学使命和整合价值观驱动的第四代管理学——整合管理——正在兴起。共益企业作为有机整合组织经济使命和社会环境使命的新型组织模式，正是典型的第四代组织管理模式。

具体而言，共益企业与商业企业、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在组织使命、组织目标、运行机制、成立主体、人力资源属性、逻辑导向、资金来源、社会责任定位、竞争机制与绩效评价方面都存在极大的差异（见表2）。

表2 共益企业与其他组织类型的区别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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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益企业基于经济、社会与环境综合价值最大化的组织使命定位，通过商业活动创造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共享价值，从而构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因此，从共益企业的组织内人力资源属性来看，共益企业的运行超越了单一“经济人”或“社会人”下的经济属性或社会属性，而是依赖基于共享价值创造理念的“共享人”。在社会责任定位上，共益企业不是将企业社会责任简单地视为嵌入性、附属性或纯社会使命追求活动，而是通过组织责任型领导，将社会责任融于商业活动中，从而吸引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投资。此外，对于共益企业的评价也和传统商业性组织的绩效评价模式有着本质的差异，共益企业的绩效评价指标主要是创造经济、社会与环境价值的综合能力的社会责任成熟度。

总之，共益企业的形成是在经济、社会与环境多重需求的推动下，由共益企业家通过商业市场化运作方式，用创新的组织解决经济、社会与环境问题，提供可满足经济、社会、环境多重价值需求的产品或服务来实现价值创造和价值共享，从而推动经济与社会的持续性变革。为了同时肩负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双重使命，不至于使命偏移，需要形成并创新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实现社会性和商业性的动态融合，从而实现共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公司治理层面，需要真正意义上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内生性融入公司治理，突破原有的“外挂式”“附属式”“游离式”“嵌入式”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在企业战略决策与运营管理层面，需要推动公司的董事会重新考虑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从而将共益企业内的公司股东利润意义上的经济使命和社会责任意义上的社会环境使命融合起来。显然，共益企业的形式是否会改变商业的面貌以及商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否能有效促进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还有待商业实践本身的检验。但不可否认的是，共益企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责任型企业，为社会价值创造提供了第四种可能性，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

从组织使命角度来看，共益企业作为一种混合型双重使命驱动型企业，通过经济、社会与环境的使命融合，尝试在商业活动中融入社会性生产要素产生社会与环境的溢出效应，从而创造综合价值与共享价值。因此，从组织运营管理的过程来看，共益企业基于双重使命的价值主张，在运营过程中实现经济性与社会性目标的兼容，使得企业商业模式更有社会环境意识，最终形成可持续性商业模式（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SBM），即意味着其基本的经济业务活动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最终纳入亟待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之中，通过满足社会性消费者的价值追求，实现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增值，从而实现价值创造与共享的良性循环（见表3）。

表3 可持续性商业模式（SBM）与共益企业运行的特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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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在共益企业建构可持续性商业模式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使命偏移的风险。朱莉·巴蒂拉纳（Julie Battilana）和马修·李（Matthew Lee）（2014）认为在共益企业的运营过程中，组织的外部威胁可能导致组织的目标偏离航向，并最终向更成熟的形式“漂移”。因而，当共益企业的经济目标实现面临外部环境威胁时，必将影响共益企业的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的实现。即使是在相对成熟的混合型组织中，组织使命的漂移仍然可能发生。尤其是共益企业在日常运营过程中，一旦发生经济绩效波动或面临严重的财务困境，很有可能导致使命被重新定位或发生“使命漂移”——外部经济环境威胁影响或威胁到组织的社会与环境目标，使得组织的双重目标或使命流于形式，甚至走向破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如何规避“使命漂移”成为未来共益企业迈向真正意义上的双重使命驱动型企业、创造可持续的综合价值与共享价值的关键。